北京中轴线上的都城-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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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面的景物消失之后，地下的埋藏中无疑充满了岁月的暗示。这些出土器物，为明代南城墙的存在，提供了证据。显然，它们都是城墙的地基。
明朝缩减了居民稀少的北部，从元都北城墙向南收缩约五里。南城墙也随之南移了五里，由今天长安街的位置，平移到崇文门—宣武门一线。于是，拆除了元代的南城墙，填平护城河，并在新城墙的位置上重建地基。原来居全城中心的钟鼓楼，偏至城北，成为新中轴线的起点。
如果说此时已退至塞外的蒙元势力对故都的格局还能施加什么影响，那就是蒙古骑兵不断南下骚扰，迫使明世祖朱厚熜采纳大臣建议，于嘉靖四十三年（公元一五六四年），决定在原有的外郭之外，再加筑一圈城墙。于是在南郊，修筑了永定门、左安门和右安门，因财才不济，南城墙修成后，便匆忙北折，形成了北京“凸”字型轮廓，并把位于中轴线南端的天坛和山川坛纳入外城墙以内。
清代以后，新的政权并未对北京的城市格局进行大的改动，只是规定了“内满外汉”、分区居住的等级制度。元明清三代的都城，在中轴线上建立了连线。有别于元代以前各个朝代的巨大颠覆，北京城处于继承性发展的稳定阶段。
然而，当笔者如大多数人一样，习惯于从时间的追溯中复原历史的时候，却遗忘了历代都城在空间上的暗示。显然，从茫漠的空间中搜寻历史的脚步将更加艰难。我们从此看到了精研历史的专家与普通人的区别。
他们发现了凤阳的奥秘，发现了一个遥远而偏僻，绝少被人提及的废都，在北京建都史上发生的重大作用。所有秘密都从这些发黄的地图上显现出来——从来没有一个古代都城，像凤阳这样最大限度地还原着《周礼？考工记》的建城设想，无论宫殿、衙署、千步廊的序次排列，还是左祖右社的位置，都纠正了所有朝代（包括元朝）的“偏差”。《周礼？考工记》是一部成稿于西周时期的著作，讲述了用礼制思想营建都城的设想，制定了“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基本法则。但这一法则在以后的朝代中并未得以准确的实现。
宋聂崇义《三礼图集注？王城图》被认为是对《周礼？考工记》的图景解析。这个王城图会给我们带来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古人把方形认定为都城的理想格式，而不采用其他几何图形？比如圆形，或者三角形？——实际上，在周长相同的情况下，圆形的面积最大。
方形城池的出现也许与古人对大地的认识相同。他们用“天圆地方”来注解天地的形状，所以祭天的坛丘，一律使用圆形，而帝王的居所，要占据城市的中心，也必将使用“城中城”的模式，而方形城池，最有利于形成对称格局，形成庄严的礼制秩序。
凤阳和北京，如同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朱棣一样，保持着密切的血缘传承关系。区别仅在于当后者在华北平原的万千气象中一天天壮大，前者却如尸体般在时间深处腐烂和消失。
朱元璋称帝后，一度决定把自己的家乡安徽临濠（凤阳）定为国都，让自己的出生地成为世界的中心和时间的起点。不同于汉长安、曹魏邺城、隋大兴、唐长安等都城，他试图让自己的都城最大限度地贴近《周礼？考工记》的设计思想。可惜的是，这项从洪武二年开始的工程，仅持续了六年，就戛然而止。那个偏僻的一隅，显然不具备建都的条件。他只好暂时回到南京，以为京师。
成祖朱棣决心迁都北京。为此他做了周密的安排。他显然知道中都凤阳的地位。他在七八岁时目睹过营建中都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青年时代，他奉命与兄弟诸王在凤阳练兵，又亲历了改建皇陵的工程。决定迁都之后，他多次亲赴凤阳，实地堪察。这两座遥远的都城，又怎能不保持天然的联系？地理交通上的先天不足，毁灭了朱元璋的梦想。XX年后，他的儿子把凤阳搬到了更具王者气象的地方。
明永乐十七年年底，明成祖朱棣在新落成的紫禁城太和殿接见了来自西亚波斯帖木儿帝国哈烈的沙哈鲁使团，并不无炫耀地邀请他们参加了新宫落成的庆祝典礼和新年大赦令的颁布仪式。这一年的四月，也就是在新都建成之前，陈珪已经离开人世。
宫城（上）：中央之城
将近40年前的一个夏天，北京植物园一位名叫溥仪的园丁，买了一张故宫的门票。然后，他随同许多游客一起，参观了这座昔日的宫殿。自从一九二四年，他作为废帝被驱逐出这里，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似乎一切都变了，又似乎一切都没变。
紫禁城这座豪华的宫城，在清代末期已经破落不堪。太和殿广场上的杂草已长到一人多高，空旷的风声取代了朝仪的礼乐，百官列队的地方堆满垃圾。我们仿佛看见了一种制度在最终完结时那幅荒凉颓废的表情。
与溥仪记忆中的衰草枯杨不同，整修之后的故宫，在天空的无限背景下，殿宇威武宏伟，如梦境里的布景。我们感受到时间的力量——它既可以破坏一切坚固的楼宇，也可以修复残缺的旧迹。
尽管早在1925年就成立了故宫博物院，但是由于当时财力所限，故宫雉堞圮毁，椽望糟朽的状况直到建国以后才有改观。新中国成立后，几度对故宫进行大规模修缮。那时的溥仪不知是否会想到，三十多年后，国家再度为故宫古建保护拨款数亿元。作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宫殿建筑组群，故宫将得到更完善的保护。
故宫，就是宫城，通常又叫紫禁城。紫禁城这个名称中，包含着来自天空的某种暗示。紫微星垣（即北极星）位于天空的中央，被群星所环绕，那里是天帝永恒的居所，名叫紫宫。天子是上天之子，他以上天的名义统治人世。于是，明清皇帝把自己的宫城称为紫禁城，来与天帝的宫殿相对应。
中国古代建筑是以群体建筑在空间上的分割搭配见长，通过建筑之间的序列关系，而这所有序列的基点，都是“以天子为尊”。紫禁城，是封建礼序的视觉化体现。它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四合院，其中又包含着无数个小四合院，那些小四合院分别有着各自的中轴线，同时又以紫禁城的中心轴为对称（或大体对称），如同杂乱无章的世界，依靠神圣庄严的礼制思想，建立起井然的秩序。
建筑设计必需遵从礼的规范，表达出君臣之间的尊卑关系。皇宫的设计者们娴熟地运用着礼制的法则，哪怕半点差错都会引来杀身之祸。
紫禁城是中央之城，那么，紫禁城的中心又在哪里？如果我们在前朝院落的四角划一对角线，那对角线的交叉点刚好落在太和殿上。太和殿是举行盛大典礼的场所，一般只有皇帝登基、册立皇后、每年三大节（元旦、冬至和万寿节）等重大活动时，皇帝才能亲临。显然，这里是整个宫殿的核心。
1908年，权力顶峰上明争暗斗的两个致关重要的人物——慈禧和光绪，相继去世。一个三岁的男孩被抱到了太和殿的中央，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也许这个孩子还意识不到，他出现在这个位置上意味着什么。他甚至被丹陛上、丹墀中和庭院里整齐站立的臣子们山呼万岁的巨大回音所吓哭，但是，对于他的国家和子民来说，一个孩子在太和殿的朝仪上出现，与他在后宫中嬉戏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百官们听不到一个孩子哭闹。他们只知道在飘荡的旌旗和缭绕的香烟后面，皇帝端坐在宫殿深处，在三层台基的高度之上，接受他们的朝觐。宫殿是一件真正的龙袍，即使在远处，廷臣们也能分明感到皇帝的威严。
北京城的中心是紫禁城，紫禁城的中心是太和殿，而太和殿的中心，则是皇帝的宝座。只要坐在那雕龙金漆的宝座上，就等于出现在世界的中心。群臣和万民的欢呼，在他的耳中，无疑是最动听的合唱。
被一层一层的宫墙、一重一重的宫殿包裹和庇护的，正是位于核心位置上的那把龙椅。它是所有野心的目标，所有动荡的源头。而它在高大的金銮殿里，却试图成为城市营建的理由和一切秩序的核心。
李自成打进紫禁城，建立了大顺国，但还没来得及坐上这把宝座，就失败了。太和殿中央的这把御座上，总共坐过明清两朝的24个皇帝。解放后，曾一度不知下落，最后专家们根据照片上龙椅的式样，在一个存放破旧家具的仓库中找到了这个破损严重的龙椅。宝座的丢失，仿佛一种暗示，标明着紫禁城这座中央之城权力象征意义的最终瓦解。
不仅宫殿的排列顺序有着严格的规范，人们在宫殿中的行为也有严格的等级约束。
那些左右（东西）平行的路径、桥梁、台阶，分开了人们的行列——皇帝走中路，王公们走右路，大臣们走左路。身份规定了他们一生的道路，超越位置的可能性接近于零。只有皇后大婚时，可以乘凤舆由午门正门入宫。这是那个幸运的女人一生可以炫耀的资本。慈安皇后（？）就曾因此向从后门入宫的慈禧表露出她心理上的优越感。
这些严格的制度，并没有阻止集权统治的衰落。礼制的辉煌，到了清末，就再也难以维系了。光绪二十五年，即1900年八月初四，对于中国封建统治者来说是个惨淡的日子。但是八国联军及其使馆人员无疑都有很好的心情，他们在午门外聚齐，然后在俄军司令官利维涅奇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开进人去楼空的紫禁城。他们轮流坐到乾清宫的御座上，出现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紫微星垣所在的地方。而300年前的1601年1月24日，他们的祖先利玛窦，在抵达中国十八年后，才带着四十多件珍贵的贡品，艰难地叩开这中央之城的大门。
光绪二十六年，也就是20世纪的第一年，各国领衔公使葛络干代表列强照会清廷议和大臣，此后他们取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特权——在呈递国书或敕书时，从过去只有皇帝才能通过的御道上，进入紫禁城。在以前的祖制中，这无疑是杀头之罪。
溥仪再次行走在雕刻着宝山龙纹的御道上。这次是以游客的身份——今天的游人们进出故宫博物院的时候，一律从正门通过，寂寞的中轴线变得拥挤和喧闹。溥仪微笑着看着他身边的人群。对历史深处的禁忌，他们所知不多，也没有必要遵循。他们站在现在的时空里观察遥远时代的标本，他们纷乱的步伐湮没了皇帝的脚印。
宫城（下）：数字里的密码
当人们沉醉于紫禁城璀璨的建筑时，一位老人用一把皮尺，把辉煌的宫殿变成一组枯燥的数字。这位名叫傅熹年的建筑史学家，把紫禁城的院落面积和宫殿位置进行了测量。（采访：傅熹年回忆测绘情况。）
20世纪4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曾经绘制紫禁城中路建筑和角楼及武英殿的图纸，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建筑学专家们，对紫禁城进行过多次测绘。这一次显然目的不同。除了企图了解宫殿群落的准确尺度外，傅教授还在寻找着什么。他希望从这堆纷乱的数据中，发现什么秘密呢？
正像外国的古金字塔和神殿，紫禁城的建筑尺度中暗藏着许多数字，显然，它们并非随意出现。如果不借助资料，一个普通的游者恐怕很难发现其中的玄奥。在许多人眼中，数学都是一门枯燥的学问，但它却能够同神学、美学等诸多人文学科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当我们注目于宫殿建筑高贵的形体，它们背后的数字，却“如同某些位于黑暗深处的神秘法则，正行使着权利，但永不显形。”【1】老教授选择了一个温煦的日子进行他的实地测量。紫禁城游人如织，人们丝毫没有注意，一个拿着皮尺的老人，正在发现他们眼前这座古代宫殿的营造秘密，从数字中解读紫禁城营建者设置的密码。他首先测出后寝二宫组成的院落，南北长度为218米，东西宽度为118米，二者之比为6：11；而前朝三大殿组成的院落，南北长度为437米，东西宽度为234米，二者之比也是6：11，而且前朝院落的长、宽几乎都是后寝院落的两倍，也就是说，前朝的院落面积是后寝的四倍。接着，他又测出后宫部分的东西六宫和东西五所，长宽尺度与后寝院落基本吻合。
老教授对紫禁城的营造比例作出这样的推测：中国封建皇帝有“化家为国”的观念，所以以皇帝的家，也就是后寝为模数，按比例规划前朝与其他建筑群落。
随着测量的深入，规律进一步显现——明代奉天殿，也就是清代的太和殿，采用的是宫殿建筑的最高等级形制，面阔九间，进深五间，二者之比为9：5；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共处的土字形大台基，其南北长度为232米，东西宽度为130米，似乎没有什么奥秘，但对二者约分，老教授发现，二者之比也刚好为9：5。古代数字有阴阳之分，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紫禁城中前朝部分宫殿数量皆为阳数，而后寝部分宫殿数量则皆为阴数。阳数中九为最高，五居正中，因而古代常以九和五象征帝王的权威，称之为“九五之尊”。午门城楼、保和殿等正面都是九开间的殿宇。显然，这些数字与那些措辞华丽的颂歌没有区别，都表达了对王权的顶礼膜拜。
显然，数字在这里成为衡量等级地位的尺度。作为最高的阳数，“九”更是在紫禁城的建筑中频繁出现。然而，也会发现例外。
细心的游人会发现，今天的太和殿，面宽并不是九间，而是十一间，无法印证以上说法。实际上，这是因为奉天殿在李自成进京后被毁，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重建时，老技师梁九亲手制作了模型，却因找不到上好的金丝楠木，只好把面阔改为十一间，以缩短桁条的跨度。【2】宫殿檐脊上的走兽数量通常为单数，也就是阳数，最多为九。而太和殿檐脊上的走兽，却有十个。
宫殿庭院的巨大尺度，常使脊兽这样的细节极易遭到忽略。宫殿的营造者，给在这里设下的谜题。太和殿脊兽的排列顺序是：龙、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