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斗-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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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炳对着那万物萌动的春天说：“春天哪春天，我一点没有盼望你，你却来了，可是我日夜盼望的共产党，怎么连一点踪影儿都没有呢！”
震南村河冲纵横，清幽绝俗的风光虽然好，但是周炳觉得孤独，寂寞，意态萧条。他深深地叹息道：“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下去呵！我只道在自己的家乡，说不定更容易创造奇迹。但是奇迹在哪里呢？奇迹一次也没有发生过呵！”他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儿，也不知道广东跟广州正在发生什么事儿，甚至也不知道这震南村和那隔江相望的震北村正在发生什么事儿，——总之，他和外界失去了联系，和去了香港的哥哥周榕又很久不通音讯，这种隐居的生活，无聊无赖的生活使他觉着一种出不来气般的痛苦。本来为了避嫌，免得他的同事们说闲话，他开头是不大上胡源家去的，后来实在闷得发慌，就隔两三天去闲坐一阵；再后来，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去了。大家都十分热情地接待他，对他提出了数也数不清的问题，要他详细解答。只有胡柳总是冷冷静静地坐在一旁，歪着脑袋，仔细地听，有时浅浅一笑，也不向他提什么疑问。到了白天，胡树经常上学校去找周炳，要听他讲革命的道理。一去，就给周炳带去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袜子，遇着有破烂了的，都缝补整齐；有时在手帕角上，枕头套上，还用丝线绣上各种花鸟，玲珑鲜艳，十分可爱；有时送去过年糕饼，春节糖食，那上面总盖着一幅剪纸花儿，不是龙、凤、福、寿，就是榴、藕、荔、桃，又配衬了食物，又精妙无比。这种种安排，都出自胡柳之手，周炳不免十分感激，把她绣的花鸟，剪的纸花，都加意保存，极为珍重。只有一样，周炳觉着奇怪的，就是一提起卖到广州三家巷去的小妹妹胡杏，他们全家就闭口不谈。有一次，周炳在螺冲闸口旁边那眼大鱼塘前面，遇见挑着空桶的胡柳，问起胡杏的情况，胡柳一句话不说，只是瞪大眼睛，咬牙切齿，那眼泪珠子象乱箭似地从那又大又圆的眼睛里飞射出来，吓得周炳满腹狐疑，不敢再问。
十三 十大寇
一到春天，不管好歹，所有的人都忙碌起来。胡源一家人忙着车水浸田，浸种、下种，那些犁不过来的田，胡柳、胡树、胡松几个人就轮流着用肩膀套上绳子，拉着铁犁去翻土。犁是广州三家巷何家大奶奶慷慨施舍的新犁，可并不好使，把他们三个年轻人累得腰痠腿软，每天还犁不了两分地。震光小学校长林开泰也忙着。他忙的事儿很不平常，一不是修理校舍，二不是准备功课，三不是编造表册，却是忙着画地图。这地图即不是世界地图，也不是中国地图，更不是广东地图，却是画的村、镇图形。山有多高，水有多深，路有多宽，桥有多长，都标得清清楚楚。周炳、华大维、丁猷几个同事见他整天东奔西跑，忙忙碌碌地描画，就问他画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林开泰也不隐瞒，就告诉他们，这是一个香港朋友托他画的，说是日本人要买这些玩意儿。华大维听了，就哈哈大笑，说日本人就是小气，专爱收买这种价钱低廉的废物，如果是美国人，那一定是要买照片，最好是空中照的。周炳脑子灵敏，一想就说：“这些东西落到日本人手里，恐怕是个祸根。万一日本人出兵打广东，你不是给他当了向导么？”丁猷摇头叹息道：“所以我说，自从共产党失败，大革命终结以后，中国只有灭亡一条路。你们看，如今在光天化日之下，林君却向敌国公开献图了，这不是亡国的朕兆么？”林开泰深知这丁猷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听了他的话，也不大在意，只有华大维和周炳两人却表示坚决反对。华大维说，“这却用不着担忧。咱们广东是英、美的势力范围，花的是英国钞票，穿的是美国棉花，吃的是法国大米，那日本人纵然垂涎三尺，却没胆量来进犯广东！”周炳却说：“我就认为共产党既没有失败，大革命也没有终结，说不定哪一天，工人、农民一暴动起来，赤色政权一建立，中国就得救了！”每逢遇到这种场合，几个人就要大吵一场。一吵起来，周炳就陷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之中。其他三个人尽管意见不合，这时候往往联合起来，向他进攻，不是说他头脑简单，思想幼稚，就是说他过于天真，富于幻想。周炳在学校既得不到同情，就更加愿意上胡家走动，给他们讲讲世界革命的大道理。今天讲一点，明天讲一点，大家都静静地听着，大家都十分相信他的话。有时周炳感慨很深地说：“这也真奇怪！自从广州起义失败之后，日子都好象天昏地黑似的。读书人悲观失望，自暴自弃；可是那些工人却多么坚强呵，多么勇敢呵！”胡柳对于天下大事，从来极少说话的，有一回也郑重其事地开言道：“读书人跟工人，他们都知道许多事情，可是咱们种田的，还压根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呢。经你这么一说，我倒明白过来了。炳哥，我相信你的话！我到死那一天都相信！我相信共产党一定会来到咱们震南村！我相信何家的田地一定会分给咱们种！我相信咱们的可怜人阿杏……”下面竟哽咽着说不出来。周炳看见她那诚恳朴素的神情，也是十分地感动，觉着这么大的一个震南村，唯有这耕田姑娘是他的知己。
有一天，林开泰正在村子西南面的蛇冈上勘测地形，忽然遇见震南公安稽查站的站长梁森。梁森问他干什么，他说画地图，梁森说，“你画什么地图？只当我不晓得！你是卖肉，把咱们中国切做一块一块地去卖。”林开泰反问梁森干什么，他说搜索共产党，林开泰说，“你找什么共产党？也别当我不晓得！你是卖人头，一个人头落地，就听见银钱叮当一声响。”梁森说，“你这么说，倒也做得。可你怎么知道我搜索的不是共产党？”林开泰说，“我学堂里放着现成的共产党，你不去搜索，却跑到这冈头坑底来索什么？”随后就把陈文英介绍周炳来教书，和周炳过去的经历，如今的行动，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梁森。梁森听了，笑道：“凡是你说的共产党，大概准是个好人。你们两个都是陈老板的人，你只顾坑陷别人做什么？你说人家是共产党，你有什么凭据？”林开泰说，“他一不恭读‘总理遗嘱’，二不巴结绅襟和校长，三来专门和耕田佬厮混，这还不是凭据？你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去搜一搜他的房间，包你搜出东西来，说不定连机关枪也会有的！”梁森轻蔑地挥了挥手道：“去你妈的！你想叫我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你十辈子也别想成功。爱搜，你自己搜去！”林开泰知道没有希望，就顿脚长叹道：“将来中国亡国灭种，就是你们这班仁兄的功德了！”梁森也不再理会他，两人各走各的路去了。
林开泰走到村子西头的街市上，看见一大堆人围着一张很大的招贴在看，他也挤进人丛中去看热闹。原来那是一张招募工人的广告，旁边已经有不少人在高声念诵，在窃窃议论，在反复推敲，在多方臆测。林开泰知道这附近没有什么招收工人的大工厂，只道是仙汾市的什么工厂，来这里找人使唤，等他从头到尾，细读下去，他就发觉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那是广东震南垦殖有限公司的招贴，由董事长陈文婕、总技师李民天、经理郭寿年联名发布的。大意说：这家公司本着劳资合作，科学救国的宗旨，要在震南村创办一个试验农场，改良水稻品种，振兴农业；第一期招募工人八十名，每月工资十五元，供膳宿，年终发双薪；实行劳资合作，红利由全体职工按勤惰均分；合意者即往临时办事处报名云云。除了主文之外，另有附文两段。一段是讲震南农场红利分配办法的，大意说除了开支、成本、公积、公益、股息、捐税等等之外，如有亏损，由公司负责；如有红利，由职工均分，每年结算一次。一段是讲震南新村的组织办法的，大意说公司所属全体职工，都有权利申请参加新村。这新村采取民主自治的管理制度，目的在于保障生活福利，改善居住条件，提倡医药卫生，注重游艺娱乐，凡公共建筑及一切设备，都由公司负责；私人住宅和设备，就由个人负责，但公司可以贷款帮助；一切管理人员，上至村长，下至杂役，都经过民主选举决定。在招贴下面观看的人，有识字的，有不识字的；有认为这公司办法很好的，有认为这公司办法不好的；有认为那是广州的有钱人家所办的慈善事业，有认为那是那些阴险狡诈的资本家所布置的骗局；有认为那位董事长是个女的，有认为既然能当董事长，自然是个男的，决没有女的能当董事长的道理。只有林开泰知道陈文婕、李民天、郭寿年是些什么人，他只在鼻子里一连哼哼几声，却懒得去跟那些他认为无知无识的乡巴佬计较。其实他的心里，也正在嘀咕不平；论才干，他想自己决不比那生草药铺的掌柜郭寿年差，可是自己得到的，是震光小学校长这么一个瘦缺；郭寿年凭着裙带关系，却搞到了震南农场那么一个肥缺。——这世事，显得多么地不公平呵！他越想越生气，越想越妒忌，后来就一连吐了几口唾沫，愤愤不平地离开街市，走回学校去了。
这里，看招贴的人越挤越多，有本村的，有外村的，有仙汾市来的，也有三天前听到消息，从一百几十里以外赶来的。有三个衣衫褴褛，气象不凡的年轻人从远处走到招贴下面。看那满身灰土，就知道他们经过长途跋涉。为首的一个年纪在二十三、四，高高瘦瘦，腰窄胸宽，两只手很有力地摆动着。他的前额向外突出，嘴巴也向外突出，眼睛又大又深，炯炯有光。这个人就是从前在广州珠光里当清道夫，周炳小时候的好朋友，广州起义时候的赤卫队员陶华。他的后面跟着两个人，都是二十一、二的小伙子。一个身矮头圆，嘴小唇翘，浑身的劲儿都露在外面的，是蒸粉工人出身的赤卫队员马有。一个身材也很矮，但是十分粗壮，象个石头墩子一样，皮肤黝黑，眼睛象陶华一般大、一般深的，是手车修理工人出身的赤卫队员丘照。他们三个人自从广州起义失败分手之后，就孤零零地在广东各地漂泊流浪，饱一顿、饿一顿，干一天，湿一天地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这肉体上的折磨，倒扳不倒英雄好汉，唯有那黑暗政治，白色恐怖，真把他们折磨得有觉不能睡，有气没处透，一个个怒炸了心肝，气爆了肺腑。不久，陶华先在海、陆丰遇见了丘照，两人一道流浪到广州市东北方的“太平场”，在那里，却巧遇到了马有。在马有亲戚家里住了几天，也是藏身不下，三个人就一道走了出来，在北江沿岸打流。他们做过船工、土工、烧窑工、搬运工，甚至三教九流，无所不为，一直找不到个栖身的地方。前两天听说这里招募工人，就赶来看看究竟。当下他们看了招贴，正在低声商议，旁边忽然有一个油头粉面，年纪也有二十六、七的瘦小男人自言自语，却是有意要他们听见地说道：
“这是什么正经的农场！有出息的人才不上他们的臭当！
嘴巴上倒是甜言蜜语的，骨子里是骗局，骗局！”
陶华、马有、丘照三个看那个人身体单薄，面无血色，并不相识，却言语轻薄，叫他们扫兴。丘照绰号“迫击炮”，性子很急，听了老大不痛快，正待发作，叫陶华把他捺住了。三个人只当没有听着，自己商量自己的。原来那油头粉面的瘦小男人就是周炳当年在济群生草药铺干活时的伙计郭标，后来叫他本家叔叔郭寿年开除了，就躲在广州，不肯回乡，专门和林开泰、罗吉等人合伙，依靠敲何守义的竹杠过活。不想何守义疯了，他无所事事，就去找他本家叔叔郭寿年，想在广东震南垦殖有限公司找一份差事，那郭寿年是个安份守己的人，不肯再招惹他，于是他就央求何家大奶奶何胡氏说情，投到震南村何不周主管的账房里当一名跑腿。当时他看见那三个壮汉子不兜搭他，也就脸讪讪地走开了。他一走开，丘照就说，“咱们只管报名。干得好就干，干不好就滚蛋，管他那七短八长什么的！”马有说，“人家平素不相识，既说得出口，保不定也有点道理呢。”陶华正在细心思考，刚想开口，却没想到旁边又有一个人插言道：
“大丈夫做事，说干就干，——怎么船头怕鬼，船尾怕贼的！”
另外还有一个稍为年轻一点的汉子，站在一旁嘻嘻地笑。丘照今天遇着这许多干扰，早已不耐烦极了，举起拳头，正预备挥出去，只听得呵的一声，那举起的胳膊，象遇见了定身法似地，放不下来。陶华和马有跟着那惊叫的声音回头一望，不觉得也就呆住了。原来那插言的汉子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中等身材，背稍为有点驼，长脸，白净，在英武之中，显得神清气爽。他就是印刷工人出身的赤卫队员关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