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与玛格丽特-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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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客人忽然把两眼睁得大大的，望着窗外的明月，继续小声说：
“忽然，我看见她走了过来，手里捧着一束讨厌的、使人忐忑不安的黄花。鬼才知道那种花叫什么名字，反正在莫斯科总是它最早开。在她的黑色春大衣的衬托下，那束黄花显得格外刺眼。她拿的花是黄色的！是一种不祥的颜色。她从特维尔街上拐进胡同的时候，回头望了一眼。我说，您知道特维尔街吧？特维尔街上有成千的行人，可是，我向您保证，她只看到了我一个人，而且，那目光里包含的不仅是不安，甚至像是痛苦。使我惊奇的与其说是她的美貌，毋宁说是她眼神中那非同寻常的、任何人都从未看到过的孤独！
“在这黄色信号的指引下，我也拐进胡同跟着她走去。那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僻静小巷，我们默默地走着，我在路这边，她在路那边，请您设想一下，小巷里竟然一个人也没有！我很痛苦，我觉得必须同她谈话，但又怕没等我说出一个字她便走掉，那我就永远再见不到她了。
“这时，您想想看，她忽然先开口了：”您喜欢我这些花吗？‘
“我清楚地记得她当时的声音，相当低沉，有些发颤，而且，不管这听来有多荒唐，我当时确实感到整个小巷里都发出了回声，那回声又在肮脏的黄墙上反射回来。我快步向她那边走过去，走到她跟前才回答：
“‘不喜欢。’
“她惊讶地看了看我。这时我完全意外地突然意识到：我一生所爱的正是这个女入！您瞧这事，啊？当然，您准会说我是神经病吧？”
“我什么也不说，”伊万高声回答，并请求道，“快往下讲，求求您！”
客人继续讲道：
“是的，她惊讶地看了看我，然后，又看了一眼，才问道：”您素来就不喜欢花？‘
“她的声音里仿佛含有敌意。我同她并排走着，尽量跟她保持步凋一致。奇怪的是，我丝毫没有感到拘束。
“‘不，我喜欢花，只是不喜欢这种花，’我说。
“‘喜欢哪一种？’
“‘喜欢玫瑰。’
“这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因为她歉疚地微微一笑，把手里的花一下子扔进了排水沟。我一时不知所措，但还是急忙把它拾了起来，递给她。可她笑了笑，把花推了回来，我只好自己拿着。
“这样，我们两人默默地走了一会儿。后来她从我的手里把花抽出去，扔到马路上，用一只戴着喇叭口黑手套的手挽住了我的胳膊，我们并肩走起来。”
“往下讲呀，”伊万说，“请您什么也别漏掉。”
“往下讲？”客人反问了一句，“有什么好讲的！后来的事您可以自己想象出来。”他忽然用右手的衣袖擦了擦夺眶而出的眼泪，继续说：“就像走在僻静小巷时平地冒出来个杀人凶手似的，爱神遽然来到我俩面前，它的利箭当即穿透了我们两人的心！
“天雷的轰击，芬兰短刀的猛刺，就是这样遽然而来的！
“呵她呢，她后来一直坚持说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她说我们当然是从很久以前就相爱了，尽管那时彼此互不相知，也未曾相见。那时她是同另一个人在一起生活，我则是同……一个女人，她叫什么来着
“同谁？”无家汉问道。
“同那个叫……就是那个，她叫……”客人极力回想着，抬起手打了个榧子。
“您已经结婚了？”
“是啊，所以我才打榧子嘛……是同一个叫……瓦莲卡，或者是玛涅奇卡的结了婚……不，是瓦莲卡……记得她穿一件花条连衣裙……那是在博物馆……不过，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总之，她对我解释说，那天她拿着一束黄花从家里出来，就是为了让我终于找到她。她说，如果不发生这件事，她就会服毒自杀，因为她的生活太空虚了。
“是的，爱神一瞬间便把我们征服了。当天，一小时之后，当我们不知不觉地穿过市区，漫步来到克里姆林宫墙外的莫斯科河河边时，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们谈起话来就像是昨天才分手的老相识。我们约好第二天还在原处——莫斯科河畔见面。我们见面了。五月的骄阳照耀着我们。后来这个女人很快，很快便成了我的秘密妻子。
“她每天都到我这里来，而我总是从一大早就开始等她。表明这种等待的是我不住地把桌上的东西摆来摆去。每隔十分钟便坐到小窗台上去倾听一会儿，听听那个破栅栏门是否有动静。说来也怪：我和她相遇之前很少有人走进我住的小院，简直可以说谁也不来，如今我觉得好像全城的人都往这里跑似的。栅栏门一响，我的心就一跳，可是，您想想看，我在小窗外面和我头部平行的地方所看到的又不知是谁的一双脏皮靴。这次是个磨刀的。唉，我们这所房子里谁需要磨刀的？！磨什么？有什么刀可磨？！
“她每天只进栅栏门一次，可是在此之前我的心却总得跳上十来次。真的，我不说谎。而且，每到时针指着正午，她就要出现的时候，我的心甚至是不停地怦怦跳，直到她那双皮鞋几乎完全无声地出现在我的小窗外为止。那是一双镶着黑鹿皮蝴蝶结的、用钢扣环拉紧的皮鞋，走起路来没有一点咯噎声。
“她有时候很淘气，会站到第二个窗前去，先用脚尖敲敲窗玻璃。我马上跑到那个窗口，但皮鞋已经不见了，遮住光线的黑绸衫也不见了，我便去给她开门。
“我俩的事谁也不知道，这我敢向您保证，虽说是从来没有不透风的墙。她丈夫不知道，朋友们也都不知道。当然，在我租的那个半地下的古旧的独门小院里，人们是知道的，并且有人看见过有个妇女常来找我，但谁也不知道她的姓名。”
“那么，她到底是谁呢？”伊万问道，似乎对这段情史产生了极大兴趣。
客人做了个手势，表示他永远不会对任何人说出这一点，便继续讲自己的故事。
伊万得知：大师和那位不知名的妇女彼此炽烈地相爱着，达到难舍难分的程度。伊万还能够十分清楚地想象出小楼地下室那两间屋子，他知道，由于丁香花和围墙的缘故，屋里的光线总是灰蒙蒙的。他仿佛看到了那些早已磨旧的红木家具、写字台、桌上每隔半小时就报一次时的座钟、从油漆地板一直摆到熏黑的天花板下的大量书籍和那个暖炉。
伊万还了解到：这位客人和他的秘密妻子早在相识的最初几天就得出结论：他二人在特维尔街的小巷口的邂逅乃是命运本身的安排，他们俩永远都是只为了对方而生的。
从客人的谈话中，伊万还知道了这对恋人是怎样度过每天的时光的。每天，她一来就先系上围裙到狭窄的前厅去，也就是到这位可怜的病人不知为什么总引为自豪的那个大水盆所在的前厅去，在小木桌上点起煤油炉开始做早点，然后把早点摆到第一个房间的椭圆小桌上。在五月的雷雨天，雨水会顺着昏暗的窗户喧嚣地流进门槛，威胁着要淹没他们这最后的安身处。这时一对恋人便把暖炉生起来，在炉子里烤土豆吃。土豆冒着热气，烤黑的土豆皮把手指头弄得骏黑，小小的地下室里传出阵阵笑声。而在外面的院子里，大树不断地把狂风折断的枯枝和白花抖楼下来。雷雨季节过去，闷热的夏季到来，室内花瓶里便会插上期待已久的、两人都很喜爱的红玫瑰花。
这个自称大师的人从事写作，而她则把修着尖指甲的手指插进头发里，反复阅读他写出的东西，读完便去缝制那顶小圆帽。有时她也拿着抹布蹲在书架前或踩在凳子上擦拭书架下层或上层那几百本落了灰尘的书背。她预言他前途无量，鼓励他，鞭策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她开始称他为大师。她终于看到了盼望已久的关于第五任犹太总督的最后几句话，她拖着长音反复高声朗诵其中某些特别喜爱的佳句，并一再说：她的全部生命就寓于这部小说中。
小说在八月脱稿，请一位女打字员打了五份。于是大师终于不得不走出那秘密的安乐窝，进入生活了。
“我真的是双手捧着这部小说进入了生活，但同时我的生活也就宣告结束了。”大师喃喃地说着，垂下了头，那顶绣着黄“M”字的黑小帽久久地在伊万眼前悲哀地摇晃着。客人又继续讲下去，但下面讲的便有些支离破碎了。只有一点是清楚的：伊万的客人因为这部小说招来一场惨祸。
“那是我第一次踏入文学天地，但是今天，当一切均已结束、我的毁灭已昭然若揭的时候，回想起来，我仍然不寒而栗！”大师郑重其事地举起一只手轻声说。“真的，那个人使我震惊，噢，何等地震惊啊！”
“谁？”伊万的问话声刚刚能听得见，他唯恐打断兴奋的客人的思路。
“那个编辑呀，我不是说了吗，是那个编辑。是的，我的小说他看完了，他瞧着我的脸，那副神情就像是我害了齿龈脓肿，腮帮子肿得老高似的。他又心不在焉地往墙角处瞥了一眼，甚至还尴尬地嘿嘿笑了两声。他毫无必要地揉搓着原槁，讲话的声音活像鸭子叫。他向我提出的那些问题，在我听来，简直是疯话。他只字不谈小说的实质，却对我本人提出了一连串问题：我是何许人，从哪儿来的，搞文学创作很久了吗，为什么从前没听说过我这个人？他甚至提出这样一个我认为是愚蠢透顶的问题：谁授意我选择这样一种奇特的题材写小说的？
“后来他把我惹烦了，我就直截了当地问他：到底打算不打算出版我的小说？
“他一听，着慌了，支支吾吾地嘟哝了两句，然后声明：他个人不能决定这个问题；我的作品还需要由编委会其他成员过目，具体地说，就是要由文学批评家拉铜斯基和阿利曼①以及文学家姆斯季斯拉夫·拉夫罗维奇过目。他让我过两个星期再去。
①此人的姓氏阿利曼与古代拜火教中所说的恶的本原——黑暗与罪恶之神阿利曼（亦称安赫拉曼纽）相同。
“两星期后我去了，接待我的是个年轻女子，她的两只眼都快要凑到鼻子上了，准是因为经常撒谎的缘故。”
“她姓拉普雄尼科娃，是编辑部的秘书！”伊万笑笑说，他对于客人如此愤慨地描述的那块天地十分熟悉。
“也许是，”客人说，“就这样，我从她手里取回了我的小说原稿。它已经被弄得很脏，而且相当散乱了。拉普雄尼科娃讲话时极力不看我的眼睛，她通知我；编辑部的存稿已足够今后两年用，因此，出版我的长篇小说，用她的话说，‘已无必要’……”
“您问我后来的事还记得些什么？”大师用手搓着鬓角喃喃地说，“对，我记得凋落在小说书名页上的红玫瑰花瓣和我的女朋友那双眼睛。是的，那双眼睛我记得！”
伊万的客人的叙述越来越不连贯，越来越闪烁其词，往往欲言又止。他谈到了什么斜雨，地下室里的悲观失望情绪，还讲到他后来又去过一些别的地方。他极力压低声音恳切地说，说他丝毫也不埋怨她。是她推动他去斗争的，但他并不埋怨她，不，不埋怨！
“我还记得，记得那张可憎的报纸附页。”客人嘟哝着，用两手的手指比划着那附页的大小。从他那语无伦次的叙述中，伊万猜到：是另外一位编辑从“大师”的小说中摘了几章在报上发表了。
据客人说，没过两天有一家报纸就发表了批评家阿里曼的批判文章，标题是；《编辑卵翼下的敌人》。文章作者指责伊万眼前这位客人利用编辑的麻痹和无知，企图把颂扬基督耶稣的私货塞进我们的报刊。
“噢，这事我记得，记得！”伊万叫道，“不过，我忘了您的姓名！”
“算啦，我再说一遍，别再提我的姓名，它已经没有了，”客人说，“问题不在于我姓什么。过了一天，又有一家报上登出了署名姆斯季斯拉夫·拉夫罗维奇的文章，文章作者要求：对于贩卖‘彼拉多私货’、妄图把这类私货塞进（用的又是这个可诅咒的字眼儿——‘塞进’）我们报刊的那个勾画圣像的家伙一定要给以打击，要坚决打击！
“我被‘彼拉多私货’这个词吓呆了。可我翻开另一份报纸一看，那上面竟然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拉铜斯基写的，另一篇署名‘恩·埃’。实话对您说吧，跟拉铜斯基这篇文章比起来，前边提的阿里曼和拉夫罗维奇那两篇简直可以算是开玩笑了。我只说说拉铜斯基文章的标题，您就会明白了，那标题是：《猖狂的旧教徒》。我聚精会神地阅读着报上批判我的文章，竟没有察觉她不知不觉地站到我面前了（我忘了关门）。她提着一把还在滴水的伞，拿着些淋湿了的报纸，两眼喷射着火焰，两手瑟瑟抖动，而且是冰凉冰凉的。她先是扑过来吻了吻我，然后便敲着桌子用嘶哑的声音说她一定要去毒死这个拉铜斯基。”
听到这里，伊万仿佛难为情地哼聊了两声，但什么也没说。客人继续讲道：
“从此我们的日子就毫无乐趣了。小说已经写完，再也无事可干，我们两人只有终日坐在炉旁那块小地毯上观看炉里的火光。顺便提一下，这时期我们分别的时间比从前多了。她常出去散步，而我呢，像从前不止一次发生过的那样：性格发生了奇怪的变化……我突然交了个朋友。是的，是的，您想想看，我这个人平素很不喜欢交往，有个讨厌的怪毛病：很难和别人接近，不大相信人，疑心重。可是，您想得到吗，尽管这样，还是总有个意料不到的人会钻进我的内心深处。这个人突如其来，表面上说不出什么道理，可我就是最喜欢他。
“这不，就在那个该死的时期，我记得是在一个爽朗的秋日，我们小院的栅栏门打开了。她当时没在家。进来一个男人，他到楼上去找我的房东办什么事。然后他下楼来，走到小院，不知怎么很快便和我认识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