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近代史-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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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原来的同学朋友也心怀不满。现在，杨成侗都已经交代了，面对专门的红白脸——也叫“老好人”——就是一个装粗暴作恶人，一个装和善作好人。李端和不仅把所知道的光复会成员说个一清二楚，连陈伯平、马宗汉两人去上海买枪等事，都交代了。因为，我要求只查徐锡麟等人，不必涉及其他人。所以，“老好人”又作悲天悯人状，说不要涉及太多人了，就说安庆的得了。李端和挨了几次打，也机灵多了，虽然不知道对方的想法，但显然是只想查徐锡麟等人，李端和自然愿意配合。整理出一份口供后，签字画押。然后，“老好人”安慰了李端和几句，没事了，把这个事情说一下就好了，你看我们也不想把事情搞大的，大家都不会有事的，等等。就把李端和交给了在外等候的我的亲兵，“老好人”望着离开的骡车，看了几眼，就笑着回屋了。这“老好人”叫谢元福，是安庆地区的隐龙头目之一，杨成侗则是隐龙社安庆地区的一个骨干。
　　我带着口供和李端和，找到了张次山。张次山听了之后，觉得有些麻烦。这麻烦不是别人，就是恩铭，恩铭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俞廉三不过与其相处数十日，虽以师生相称，但早已无权无势。然恩铭仅凭俞廉三的一封信，就任命了徐锡麟。后来，巡警学堂顾松上报恩铭：“徐锡麟是革命党”。恩铭还笑道：“革命不是喳呼出來的，革命党也不是喳呼喳呼就算了的；徐会办那是喳呼、不是革命，你多心了。”这些事情，我不清楚，可作为亲信幕僚的张次山十分清楚。但李端和交代的“徐锡麟要谋刺众官”，张次山不敢掉以轻心，幕僚与官员实为一体，不仅利益均沾，而且常年相处，感情也很亲厚。最后，张次山还是把口供人犯带给了恩铭。
　　我则带着亲兵回营了。我不担心徐锡麟了，现在安徽是温和派当权，就算恩铭被刺，也只处理了几个主犯，其它参与者都被施放——这给前世看书的我以极深刻的印象。我也不担心恩铭，徐锡麟日常与之亲厚的都是革命党——过几天端方的电报也就是说该来了，“光汉子”、“光复子”这么别致的别号，我还记得清楚。恩铭就算再信任徐锡麟，也不能不稍加防范。实在不行，我到时就亲自出马，给恩铭做下保镖。
　　事情还不必如此，没几天，端方的电报到了。无论恩铭如何信任徐锡麟，也不可能对如此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徐锡麟被停职，接受调查——也就是给他个逃跑的机会。徐锡麟等人迅速的消失在安庆。后来听说，在浙江“大通学堂”的起事倒是轰轰烈烈，与鉴湖女侠秋瑾一起英勇献身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已经是有段时间以后了，不知是什么滋味。
　　我记得在看《基督山伯爵复仇记》时，有人如此评价拿破仑王朝，大意是说，你的帝国没有根基，所以成功是转眼间的事情，失败起来也就是顷刻间。我觉得革命者没有人有决心打下根基，为革命做思想上的准备工作，只是鼓动“革命”、“革命”。所以，革命与孔已己们无关，不过是换了个老爷。从这一点看来，革命者还不如拿破仑呢！算了，想那么些做什么，革命后，给二位立块碑好了。
　　经此一事后，我在新军中进行了清理。将参加岳王会、同盟会等等会党的，统统开除。安徽动31混成协有，且只有一个统帅——那就是我，董正朝——有那么一刻时间，我深深的相信：“振兴中华，舍我其谁”。
　　转眼过后，我又提醒自己，神化自己是很白痴行为，地球离了谁都会转动。我放下这些，开始考虑新军的实战问题，没有打过仗的军队，就不是真正的军队——我一直如此认为。
　　第11章
　　新军的实战，最终选择了剿匪。其实，也谈不上选择，选择要在几个可能性中选一个，我基本没有其它可选的。
　　在剿匪作战中，因为第61标官兵训练有素，又有隐龙社的情报支持，一切行动进展顺利。新军以极轻微的伤亡，给土匪、水匪以沉重打击，有幸漏网的也多偃旗息鼓，甚至跑到外省以避风头。新军的军饷充足——有我的补贴，军纪严明，给安徽的父老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恩铭也很高兴，连连传令嘉奖，我也算混成恩铭的心腹了。
　　我对待匪徒的处理极狠，匪首和有人命，或犯奸淫的一律处死，骨干多半也没跑，顽抗的就是一个字——“杀”。短短几个月，死在新军手里的匪徒，及勾结匪徒的，就死了三、四千。我对部下说，不必手软，这些人死有余辜，不要说什么劫富济贫，锄暴安良，都济了自己的贫了！我们做的，才是锄暴安良。这些儿匪徒和贪官污吏一样，都是欺压良善的东西。别人努力挣了钱，凭什么要分给他们这些好吃懒做的东西，一样该杀的货色，杀恶人即是行善，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我部下的弟兄想想，也是这个理，就不再说什么了。我杀俘虏的匪徒，都要经过审讯审判的，只是过程很简单。
　　剿匪的同时，我还做了件事——减租。我不是说推行减租，那是找死，我还得罪不起那么些人。再说，我是个改良主义者。
　　我的‘减租’，是给部下家属减租——五层租减到三层。说白了，我，或者带队军官，到地方先请客，请这些儿地主吃饭看戏——安徽的黄梅戏还是可以看一看的。中国人好面子，我给了面子，多半也会给我面字。实在有哏人，就带着军队，到他家中，连吃带拿，眼前亏是吃定了。谁也不会跟自己过不去，减了也就算了，又不是不给。多半的人这时候，就减租了；就算还有意图顽抗到底的，也不得不在驻军的威胁下屈服了。
　　因为新军军纪极好，待人和气，买卖公平，又剿匪有功，在地方的名声是极好的。地主若是不肯减租，众人也很少认为是军队霸道，反而以为地主太小气——民众对军队的期望是很低的…_…！！！。到后来，“董阎王”的名声出来，更没人为这两个钱，与我争了。
　　这虽然是件小事，但士兵一来得到了实惠，减两层租相当于收入多了四层，对穷人来说，不是个小数；二来士兵有面子，在家里扬眉吐气。这些儿比什么都有用，将士们都很感激我。收买的最高境界，就是用别人的东西来收买人心。
　　我一向强调军纪，新军又是我从新兵一手带出来的，所以军纪极好。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违犯军纪的，剿匪缴获了许多战利品，难免有人会贪财。这不，刘镇七就拿了个金坠子。长时间的行军和战斗在一起，有些事情根本没办法瞒住战友。事情很快就被报到我这里，我召集全标，公开处理这件事。事情原委很清楚：刘镇七在收集战利品时，看到了这个金坠子，十分精巧别致，正好上回回家，媳妇想要件首饰，因为钱紧，没有买，这一下，刘镇七就犯了寻思，偷偷将金坠子留下了。
　　现在，刘镇七是悔恨交加，自己怎么就鬼迷心窍了。他头也不敢抬的站在那里，我盯着他看了好一阵儿。我声音平静，但一手带出来的官兵，都知道我十分生气。
　　我说：“刘镇七，军人的生命是什么？”
　　刘镇七低声道：“纪律。”
　　“大声点儿！我没听见！”
　　刘镇七大声说：“纪律！”
　　“再大声点儿！”
　　刘镇七声嘶力竭地喊道：“纪律！！！”
　　点点头，我大声地说：“纪律！你还知道是纪律！军纪上有没有说，‘一切缴获要上缴’？有没有奖惩条例？还是我没有与你们讲清楚？为什么说军人的生命是纪律，为什么要制订奖惩条例？”我恶狠狠地盯着刘镇七，刘镇七大声喊道：“一切为了胜利！”
　　我声音略低，逼问道：“那你为什么要违反纪律？你信不过我？”
　　刘镇七一下崩溃了，他涕泪俱下，哽咽道：“协统，我怎么会不信你？我就是一时糊涂！鬼迷心窍！我，我对不住你，…，你开除我吧！…你毙了我吧！……”
　　我皱了下眉，叫道：“立……正！”全体立正！刘镇七也站直，立正！
　　“稍息！”全体稍息！
　　“看你那个熊样！站好了！我宣布，对刘镇七处理如下：刘镇七违反军纪第三条，念在初犯，按军纪，予以三天禁闭，一年半内不得升职。行军途中暂缓执行，回营之后，立即到军法官那里报道。”
　　众人都松了口气——看来我这些天杀气有点重，大家都有点儿紧张——当时军队的纪律观念不强。同样的事情，有时侯‘杀一警百’，直接就杀了，更多时候则全然无事——我以为与‘严打’类似。所以，将士们怕我开杀戒
　　“我今天生气，不光是针对刘镇七的这个愚蠢的错误。奖惩条例明确规定：缴获上缴，然后，按规定比例分配。每人都有份，你刘镇七想给媳妇要个金坠子，这没什么，我还想给媳妇添件首饰呢！分配时，你可以提出申请，说给媳妇，难道会有哪个弟兄跟你争不成？偏偏要违反军纪！刘镇七呀，刘镇七，你说你蠢不蠢？
　　今天，我要在这里说的是，这样的蠢事还有！不止刘镇七一个！”我慢慢慢扫了全军一遍，“你们还有人做了和刘镇七一样的蠢事！我就不在这里点名了！一会儿，自己去军法官那里报道，一律三天禁闭！解散！”
　　我在这里解释下奖惩条例，或者说《战利品分配条例》：“一切缴获要上缴，然后，50％归公，其余的一半，也就25％，分配给参战士兵；另一半分配给军官”。像此次扫荡全省的匪徒，战利品很丰富，我简单估计了一下，起码的二三十万，因为我们是快速作战，还会有很多遗漏的财物，但每个士兵起码会分到三十两——近一年的军饷。像刘镇七这样的副目——班副，还要翻番。他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战利品配额买下那个坠子，要不怎么说他蠢呢？不过，这时代的风气就是这样，基本没有中国军队像我一样要求。“战利品的分配和估价，由五名军官，五名士官和五名士兵组成的委员会执行，成员各自推选”。
　　此次作战，牺牲5人，最高为副排长，重伤残一人，轻度伤残有三四个，伤者一百六十七。我都是按五年军饷给的抚恤金，我又每人添了五十两。也就是说，牺牲者每人二百两，副排长五百两，重伤残抚恤与牺牲一样——二百两，轻度伤残每人二十~几十两，伤者十五两。此次作战伤亡较少，一是因为官兵训练有素，二是因为我极为重视医护。我军中现有医官四人，均是留过学，从正规医学院毕业，并有过行医经验的，其余十一人也系统学习过西医——战场急救，我始终以为，是西医更先进一些儿。并且，我在军中进行过急救培训，所有官兵都受过急救训练。从而，大大降低了死亡率。
　　说个笑话，我军中的医生比去年安庆新办的同仁医院还要有名。因为，我军中卫生条件好，军医空闲的时候很多，我就组织了一个小型医院，对外营业，一方面治病救人，一方面练手不是。
　　10月底，第61标全军回营。抚台大人命我率军参加“太湖秋操”，于是我率六十二标前往，担任“太湖秋操”警备队。此时此刻，新军中各会党成员都被清除，自然也就不会有“安庆马炮营起义”了，“太湖秋操”顺利举行。不对，也不能说顺利举行。因为就在恩铭匆匆赶往太湖县城的次日，即农历10月21日（西历11月14日），光绪帝在北京驾崩，隔一日，慈禧太后也圣驾殂殒。10月23日，噩耗传至安庆。25日“国丧”哀诏下达安徽。于是“太湖秋操”计划取消，已到达太湖的南洋各镇新军原路撤回。于是，我就收刮了几个官窑烧制的绿釉荷叶式和粉彩牡丹式的“太湖秋操纪念杯”——做工不错的，拿回去给儿子当笔筒，我回家过年去了。
　　这一年，恩铭将鹭鸶桥火药库旧址的铜元局改为安徽制造局，下设9个分厂，其中有“电灯”与“电话”两个分厂，电灯厂使用的，是安徽银元局最初从上海置办的两台50千瓦单相交流发电机，后陆续添置其它设备，于第二年正式发电，并在11月份，率先在南城外一带江岸，装上了公用路灯；电话厂则是临时引进的先进的电话设备，主要为磁石式手摇电话机——董氏制造，这也是安徽电话的始祖。这两者实际都是为光绪皇帝而准备的，光绪三十四年（1907）11月，南洋各镇新军包括湖北第八镇、江南第九镇、安徽第三十一混成协等，将集中在太湖进行秋操，原定光绪皇帝将亲赴观看。不想就在太湖秋操前几日，光绪皇帝突然驾崩，没福气啦！
　　说道这光绪皇帝之死，也是一段公案，不知道是病死，死于袁世凯，还是死于慈禧？
　　闲话一句，与我无关。
　　全军都兴高采烈的过了个年。61标就不说了，我分配的银子，我也不留，除了购买了大量的粮食，就是给全军改善生活了，只吃得全军是油光满面。至于恩铭本人，肯定是没有过好年，虽然收到战利品时挺高兴，但“国丧”一来，我看他年是没法过了，关键，他是一个忠君爱国的满人，……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初，恩铭又添购德国毛瑟1898式步枪三千一百四十枝，备将来成镇之用。我现在可是个实实在在的混成协统领了，下有步队两标——六营、马队一营、过山炮队一营、工程一队、辎重一队、军乐半部。
　　炮队倒是都会开炮了，但技术水平之差，也就是唬唬外行。这个我没法教，我对步炮协同之类，也是一知半解。我专程从青岛，请来了现役德国炮兵少校科尔等三人，来新军任炮术教官。我也和其他分配到炮营的官兵一起学习，自然我也得充当翻译。
　　不久，雷愚、孙浩然就带着蒋方震的书信，及我托他买的军事书籍，来找我。雷愚，字元慧，浙江人，从德国卡尔斯鲁厄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后，服役于巴伐利亚第7炮兵团，并在一年后考入利希菲尔德军事学院，以优异的成绩于去年毕业。孙浩然，字凤行，则是慕尼黑工程兵学校及陆军建筑技术专科学校毕业的。两人都是蒋方震推荐来的，我略一交谈，如获至宝，但又有些儿不好意思。孙浩然还好说，现成的工程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