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8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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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莫斯科电台谴责他说，“在美国特务机关的唆使和怂恿下”，他想煽起铁幕后的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上耳其政府随即也发表了一项公报，说是政府已下令把从事反对别的国家的政治活动的人们都驱逐出境。于是纳吉就悄悄地又溜回到西方去了。1949年4月，《真理报》从一件事里又嗅到了特务活动的臭味。这就是一个退休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传教士和一个伦敦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院士这时候分别组织了两个探险队去调查一份报告中所说的情况。该报告说，在一万六千九百英尺高的阿勒山（即传统所说的阿拉拉特山，位于同苏联和波斯相毗邻的土耳其边界上的斜坡处），有一块地方的积雪反常地完全融化了，一个库尔德人发现了“看来是一条船的化石遗物”。那些相信《旧约全书》中句句话都是真实的人们所作的解释是，它只可能是诺亚方舟，而不可能是别的东西。《纽约先驱论坛报》描绘这件事所用的词句是“多少有点古怪的探险队”和“这桩明明白白异想大开的勾当”。《真理报》的评论员则疑心——或许不无理由——它是心里怀有特务意图而“手里捧着《圣经》的假面舞会”。筹备中的英国探险队的组织者（将由一个十九岁的荷兰学生陪同），由于土耳其政府拒绝发给他们到这个战略地区去的护照，最后是屈服了。但是他的那位美国竞争者则比较固执，而且口袋里现钞也多得多。所以尽管国务院加以阻止，E·艾伦·史密斯博士和他四个青年助手还是坐飞机到了土耳其。他们不但消除了土耳其政府的不安，而且后者还派了一个土耳其向导带他到山的斜坡处进行考察。可是不久，他们就从那里筋疲力尽地返回美国去了一只发现了他们从事的工作过于艰巨，他们的身体素质和登山经验不能胜任。
与此同时，在苏土关系史中也出现了更为严重的事件。当苏联驻安卡拉大使馆的一名官员被强迫押解回国的时候，据说该官员的穆斯林出身的妻子跑到土耳其政府那里请求避难。1949年5月，苏联大使馆说收到她的一封信，要求从上耳其警察局的“扣押”中“开释”出来，但是土耳其内政部却拒绝把她引渡给苏联大使馆。
5月31日，苏联外交部通知土耳其驻莫斯科大使说，前一天土耳
其的一个外交信使单身搭火车从莫斯科往安卡拉途经外高加索时自杀，死于苏联边境内一百五十英里一个叫做索契地方的医院里。至少可以说，这两件事凑在一起显然太巧了。上耳其政府对于这个信使的死亡原因所抱的怀疑态度，在授予死者以英雄称号并派遣九名高级将领参加他的葬礼一事中，表现了出来。
1947年12月，属于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五千名安卡拉大学的学生举行了一次激烈的示威游行，要求开除三名在美国受过教育的教师，指控他们搞共产主义活动，并且以同样的罪名从该大学校长那里勒索到一份书面的辞职信，而其罪名显然是以他二十五年前写的一篇文章作为根据的。当这三个受嫌疑的教师事件提交到大学联席会议上审议时，比较老成持重的伊斯坦布尔大学代表认为控诉的证据不足，而代表安卡拉大学的少数派则认为他们有罪，据说还企图对他们采取停职的行政措施。在土耳其与保加利亚接壤的边界上，双方都有巡逻队严加防守，但对于在两国之间往来的特务或逃亡者来说，仍有可乘之机。1949年6月，土耳其政府加重了对颠覆活动的刑事处分。另一方面，土耳其反共编辑中的一个领导人物发动了一个运动，要求重新审查著名诗人纳津·希克梅特的案件。据说，希克梅特承认是共产党人，他的著作败坏了武装部队的士气，因而在1937年被判处二十八年徒刑。他的判决不但明显过重，而且对于判决所根据的那项法律是否有效一事，有人也表示了种种怀疑。在经过十九天的绝食而他的支持者又同反共学生发动了一场严重冲突之后，他受到了特赦，于1950年7月15日获释。然后于1951年6月，他逃往苏联。
1949年初，西方为缔结北大西洋公约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土耳其和希腊政府作为美国军事援助的受援国，自然对此发生兴趣。
2月，土耳其外交部长内吉梅丁·萨达克在动身前往伦敦和巴黎前声称，虽然土耳其参加这个筹划中的地区性的大西洋公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的兴趣却在于建立一个包括土耳其、希腊、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在内的地中海安全体系，他还补充一句说，土耳其参加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是由于真诚地希望看到一年多来毒化了中东的阿拉伯一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冲突能够解决。希腊外交部长也表示了同样的兴趣；在萨达克与贝文和法国外交部长罗贝尔·舒曼举行会谈之后，《泰晤士报》在一篇重要文章中用同情的口吻评论说，希腊和土耳其政府希望这个新的公约不至于影响对它们商国的供给和援助，这种希望得到保证的心情是很自然的。然而，北大西洋公约的全文公布时，却把意大利以及阿尔及利亚的三个北部省也包括了进去。为此，土耳其执政党的机关报《民族报》于3月26日发表了一篇非常不满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佩亚米·萨法声称：
“由于西方所组织的安全体系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同样也可以不把它放在眼里。这样，我们的外交政策反倒有了自由和灵活性，得以适应我们邻国的谅解。”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世界其他地区爆发，土耳其是可以避免牵涉进去的。美国答应给土耳其的一切，不过是“两个星期的抵抗”，继之而来的则是“被占领的岁月，在此期间土耳其不得不冒着一半上耳其的城市被摧毁，一半上耳其居民被消灭，而让另一半剩下的居民变成布尔什维克的那种风险，来等待西方盟国的卷土重来”。然而，两天之后，《民族报》又发表了另一篇文章，说：头一篇文章代表的只是个人的观点，而该报也不是直接属于政府或外交部的机构。观察者却不相信最初的这篇文章没有官方的批准居然会刊登了出来。但是土耳其的其他报纸则很快就把《民族报》的这种中立假象揭穿了。土耳其外交部长在动身访问美国之前宣称：关于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不负责任的意见是不加以考虑的”，他在议会里已对外交政策作了说明：“土耳其如果受到攻击，当用一切手段保卫它自己；但如果受到攻击的是另一个国家，土耳其则将根据其条约上的义务而决定其态度。”
当他在美国时，他对美国驻德军政府慕尼黑机构的代表间接地提到上一年7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拒绝他要求同美国缔结正式同盟的那件事，他说：“应当认识到；土耳其同美国彼此还没有达成任何明文规定的条约关系。。土耳其人不是‘条约迷’；诚实的人们满足于握握手就一言为定了；所以，为了使我们自己安心，我们倒不拘泥于要有一个正式的条约。。然而我也必须说，土耳其人民对于土耳其还没有被包括在西欧安全体系之内这件事却是关心的。。”然后，他作出结论说，虽然土耳其“不参加集体安全体系也完全能够保卫它的自由和独立”，但“如果正式使一个可能从事侵略的国家知道土耳其是受到一个它与其他自由国家所签订的互助公约的支持的”，那么，它“就会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处于一个更加无可比拟的优越地位。”虽然萨达克把杜鲁门总统的一些安抚的话带回了土耳其，但在7月，美国反对党的两个参议员（参议员辩论北大西洋公约期间）在赞成上耳其进入北约组织时讲的一些话，却重新勾起了土耳其原来在这个问题上的那种不满。无论如何，欧洲委员会在8月初的第一次会议上接纳土耳其和希腊入会一事，是受到了欢迎的，虽然安卡拉一些反对党派的批评者把这事描绘成安慰奖；而过去由于土耳其被排斥于北约组织之外所引起的那种愤感情绪也暂时消退了。
l950年3月初，美国地中海舰队的分舰队对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进行了访问，这也加强了土耳其的信心。但是在3月23日，即土耳其外交部长准备次日启程赴罗马同意大利签订友好条约的时候，他再次强调了地中海同盟的必要性，而这个同盟不但“一定要建立在有美国参加的基础上，而且当然还有土耳其——由于它所处的关键性战略地位。自然，也要包括英国和法国在内”。
5月11日，在美、英、法外交部长会议的前夕，据报道说土耳其政府曾要求把土耳其包括在北约组织之内，同时还加上一段评论说，当阿拉伯诸国同以色列在法律上仍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当阿拉伯国家联盟本身由于彼此不和显然四分五裂，而1936年英埃条约还没有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替代物的时候，东地中海防御公约的形成是不可能实现的。
土耳其的民主党在1950年5月14日的普选中以压倒的多数取得了胜利，从而取代了土耳其共和国建国以来连续执政二十七年的共和人民党的统治。这次胜利之来，使几乎所有的外国观察家都大吃一惊，因为他们虽然承认“土耳其人民对于在英雄年代的紧张阶段之后逐渐‘走下坡路’的那个政权所表现的越来越大的不满情绪”，却不相信这个执政党长期建立起来的政治影响甚至在一次真正的自由选举中也不能再次获得成功。很自然，意大利共产党的《团结报》（5 月21日）就作了结论说，美国对于这次选举的结果是施加了影响的，以便把上耳其政府“这块政治招牌民主化”，并把一个誓将对经济活动的国家控制（它是即将下台的共和人民党政权的特征）予以自由化的政党推上台。
但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消息非常灵通的、研究土耳其问题的人则说：“毫无疑问，美国近三年中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来支持私人企业和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而共和人民党政府在这方面的动向无疑大半是根据美国的贷款条件和美国顾问的意见行事的。但是有人说美国因为赞成政治变革而采取了直接行动；对这种议论，我却找不到事实上的根据。顶多也只能说，他们帮助创造了一种有利的气氛。”他指出，使执政党不影响选举的自由“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五年来走向民主的一系列步骤中的最后一步”，而出版的自由化就是另一个例子。土耳其的统治者不见得是为了取悦于一个外国而改变其政府形式的、也不会那么幼稚，竟相信土耳其扩大或阻止国内的民主自由，会对华盛顿发生很大的作用，乃至影响其作出帮助或者不帮助土耳其的那种决定。但是在政府仅仅为了有利可图的原因而要想取悦于西方的背景之下，一般说来，土耳其国内也存在有亲西方的因而也是亲良主的种种迹象。这种表现，在最下层，流行的是在博斯普鲁斯的海滩上和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嚼着口香糖和穿着豹皮花纹衬衫；在最高层，是在大学、学校和家里学习英美的语言、文学和历史。。许多不同的因素促成了亲西方感情的增长。一方面，“美国取德国而代之，成了主要大国，从而也就成立了抗拒自古以来俄国威胁的标兵。另一方面，西方的胜利的事业以及由此而来的威望，联系到西方的制度和习惯方面，不可避免地也产生了吸引力。不过，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在共和国的学校和大学里，新的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虽然接受了基马尔革命的主要目标，但是却把这些都看成是早已完成了的东西。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民族主义了。对于他们来说，西方自由的传统具有浓厚的吸引力；民主也不仅仅是暂时性政治上的整顿或者是改变风尚的问题，而是一种最美好的希望，即在一个自由世界中，立足于平等和自尊的基础之上，实现土耳其文化上和政治上的统一。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已经成为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威胁的那种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了。在这个时候总结三年来美国益助上茸其的经验教测，美国人和土耳其人双方都知道、土耳其军事和经济饥构的现代化过程比“原先预计的要长得多”。对此，一个美国海军中校很快就发表了他的看法：关于应当作出时间安排和加以计划的援助方案，其期限不是两年，不是五年，而是一代！这是我们可以帮助土耳其人的唯一的办法，以便使其一步步地改变传统的旧观念，并使其获得关于它所生活的技术世界所特有的现代观点。这种趋向确是已经定了下来。完成这个转变，需要的是时间。
同时，群众中有一种强烈倾向，要求实质上恢复穆斯林的传统宗教活动——它虽被阿塔图克的世俗立法“废除”，但并未实际上绝迹，而共和人民党和民主党的新政府都不得不加以同意。阿塔图克当时的意图是：在集体和个人的意识中，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崇拜都应当凌驾于对伊斯兰教的崇拜之上。可是有些敏感的土耳其教育家却开始察觉，不管民族主义受到了多么热情的宣传，但不能填补年青知识界精神上和伦理上的一片空虚。由于没有更好的东西以资代替，他们可能从共产主义这种假宗教中去寻找满足。无论如何，战后上耳其最热中于把伊斯兰教恢复到过去那样的地位的人们，看来也象那些波旁王朝人物一样，都是些宗教狂，过去三十年来，他们既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也没忘掉任何东西。一些老资格的西方观察家对于这一运动可能具有消极的反动性质一事，开始担心起来。事实上，上耳其在当前世界上的立足点问题的实质已经被菲利普·托因比抓住了，他指出：西方化还没有触及到基本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仍然是顽固地中东式的。比起埃及或伊朗来，它是这种模式的温和的变型，不过政治上的变革并不曾改变了这种模式。。。虽然有人会说，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在某些方面反倒是好不容易地走到了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的前面，但是这种结构决不会使土耳其变成一个没有把握的军事国家。如有必要，土耳其人将下决心艰苦地战斗下去；如果他们竟然被打败，那也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