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8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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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重要文章不是偶然的，它在反复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表明土耳其不宜控制海峡，接着就进行公开的威胁、土耳其反动派似乎非常喜欢炫耀自己的力量。或许它们不久就会知道，1946年己非1939年，而剑拔夸张的作法早已是过了时的玩意儿。
这是缔造和平的一年，也是挖掉战争老根的一年。首先，中东必须成为和平与民主的一个真正的堡垒。在战争结束之后才六个月，苏联就想按照共产党的模样努力把土耳其变成“和平和民主的堡垒”一事，竟成了衡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彼此日渐分道扬镳的尺度，这对非共产主义世界来说，特别是对英国工党政府的外交大臣来说，看来应象是“一场。。双方的报刊都参加接旗呐喊的神经战”。
1946年2月21日，欧内斯特·贝文向下院提出保证说，他和他的同僚们一直在密切地注视着有关控制海峡问题的国际方面的情况，认为“纵然是这一个特定的大国而不是那一个特定的大国，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建立基地”，也不会对世界和平有什么贡献。但，就是这种谨慎的意见，以及温斯顿·丘吉尔（他作为反对党领袖享有较大的自由）在3月15日于纽约所提出的主张，同样都招致了反驳：苏联希望控制被内陆包围的黑海的唯一入海口一事，英国加以反对是不合乎逻辑的；英国本身一直在世界通路——地中海——的两端集中武力，可以任意把它加以封闭：“这个，对丘吉尔先生是天经地义的，而苏联如在海峡上有了要塞，则就会意味着基督教文明的没落了。”
大家知道，美国1945年11月2日照会所提出的关于海峡的建议，可以被认为会使土耳其在万一与苏联冲突时处于难以防守的地位。然而，美国海军部长（詹姆斯·G·福雷斯特尔）早在1945年6月24
日就注意到苏联把“土耳其从英国势力范围内拉出来”的目的，1945—1946年冬天，苏联对波斯施加军事和外交压力，特别是在规定的日子（1946年3月2日）红军没有从波斯的阿塞拜疆撤退（三强事前曾同意在这一天从波斯国土上完全撤出其各自的部队），这在美国舆论界看来，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3月5日，海军部宣称，十六个月以前死于美国的土耳其大使的遗体将由世界上最强大的军舰、美国军舰“密苏里”号护送回国，而按照外交礼节，通常派一艘巡洋舰进行护送也就够了。后来发现，这个决定是一种妥协方案，原来美国国务院不希望刺激苏联，美国海军则希望派遣实力雄厚的舰队到东地中海巡逻，而这种示威又是总统早已核准的。事实上，一个象沃尔特·李普曼那样有地位的政治家仍把中东争夺权力的斗争看作是“英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虽有工党领导人的种种好听的词令，而伦敦的外交政策与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帕默斯顿的外交政策，仍是不容易区别清楚的”。李普曼请苏联领导人研究美国人对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的反应：“他们将发现美国人民并没有接受丘吉尔先生的加入反苏联盟的建议。。它是一种悲观绝望的意见。。等于承认调解已经失败。”李普曼试图为俄国在中近东的“合法的和可以接受的利益的外围边缘”加以规定——即沿着“的里雅斯特、萨洛尼卡和多德卡尼斯群岛以及希腊其他岛屿。。红海。。波斯湾”形成一个半圆。但是，他又继续写道，俄国人不应试图把他们在巴尔干、土耳其和波斯的合法利益扩大成为排他性的利益。“这里，一定要进行合作，并尊重他们和我们共同制定的原则和义务，然后才能有解决办法，否则对我们大家的结果——对他们和我们自己的结果，都会比那些目光短浅的人们所想象的要坏得多。”美国军舰“密苏里”号及其随行舰队的巡游“将使莫斯科毫不含糊地懂得，我们认为他们对外扩张的限度正是在什么地方”。接着，他又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不曾受到过损伤的美国人民在导致和平方面虽然没有准备承认失败，但“却到了承认有失败的可能性的地步”。要在世界上美国人民心目中过去一直是很疏远的地方承担保持权力平衡的新义务，为了在美国国内作好负责的舆论准备，他的这种论证也许是必要的。英国权力的没落，美国权力的上升，使这个义务成为绝对必要的了。
但是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则极力想使美国不在中东扩大其权力和责任，在为招待出席4月25日召开的巴黎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所举行的宴会上，他们谴责美国在土耳其、埃及和波斯寻找基地。
1945年11月，土耳其出版法的放宽，是共和人民党内部所进行的个人倾轧和原则冲突的部分结果，该党在当时仍是土耳其唯一合法的政治组织。
起而反对伊诺努总统以及该党的领导的，是以杰拉尔·拜亚尔为首的人士；1918年阿塔图克去世时，拜亚尔曾任总理。反对的理由是各种各样的。战时的经济严重情况导致贪污事件的增加和工作效率的低落，这一切都在当权者身上反映出来了。人们日益感到：共和国的某些理想依然只是一纸空文的期望，这些理想，现在应当付诸实施，“或者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或者甚至只作为一个权宜之计，因为土耳其现在当然是自觉和不自觉地更急于接近它心目中的英、美两国的国家形式，也只有这两个国家支持它反对俄国”。共和人民党的领导顺应局势的要求，于1945年11月废除了禁止任何有组织的反对党的法律，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在第二个月就正式成立了民主党，主张放宽政府对土耳其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控制。由于反对党（民主党）的要求，政府于1946年5月制定法律，第一次规定了直接和秘密的选举。民主党抵制5月26日的市政选举，并抗议没有给他们充裕时间以建立自己的组织。随后举行的7月大选，据一位美国观察家说，其特点是：执政党采取了某种“恐怖主义和高压政治（特别是农民选民的）”，“而在统计选票一事上，又发生了大量和广泛的舞弊行为”，结果使民主党在这次选举中仅拿到六十五个席位，而执政党则拿到三百九十六个席位——“这个结果决不能反映前者在一个公正政府下所能拿到的总票数”。然而，这却是民主党的一个检验实力的大好机会，他们除了在其他重要城镇干得十分出色外，在仍然是土耳其知识分子中心的现代城市伊斯坦布尔，顺利地使自己在二十三个席位中赢得十九个席位。显然，执政党感到有必要力图缓和普遍流露出来的对昂贵的生活费用的不满情绪；这种昂贵的生活费用从战时以来一直持续着，而且在总动员的基础上，必须维持一支人数达七十五万的军队以对付苏联的冷战威胁，从而加重了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秀克留·萨拉若卢内阁被加上了在战争期间不作好事、专作坏事的各种罪名，成了替罪羊，只有其外交部长还留在雷杰普·佩凯尔所领导的新内阁之中。雷杰普·佩凯尔以对苏联抱不妥协态度著称，而在这个问题上，不论政府和反对党都不存在分歧。新政府利用1946年9月的货币贬值来刺激土耳其的出口，但好处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
苏联反对土耳其和波斯的冷战攻势，引起了土耳其和阿拉伯世界之间试图搞好团结的努力。
3月29日，伊拉克政界元老努里·赛义德同土耳其谈判缔结了一项友好与睦邻条约，但直到1947年6月，伊拉克议会才批准该条约。
l946年11月28日，土耳其外交部秘书长访问安曼，表达了土耳其政府就约旦哈希姆王国获得独立而致阿卜杜拉国王的祝贺。1947年1月，阿卜杜拉国王访问土耳其，并缔结了一项友好条约。
1946年6月，黎巴嫩总统对土耳其进行国事访问，人们把这次访问的目的看作是促进土耳其与叙利亚和解。因为两国过去在亚历山大勒塔州问题上发生争执而疏远了。但叙利亚政府对这两个哈希姆国（伊拉克和约旦）有所猜忌，因而对任何和解横加反对。
土耳其表示：埃及要求英军撤出苏伊士运河区是不合时宜的，因而埃土关系随即变得紧张起来。对此，埃及报纸进行反驳说：如果出于战略上的需要，一支英国驻军驻在土耳其要比驻在苏伊士运河区更好：“倘若我们面临两者择其一的情况，那么我们宁可作这样的选择：让你们那里驻有俄国人，而我们摆脱英国人。”有影响的埃及专栏作家阿卜德·卡迪尔·马齐尼则评述说，建议中的中东公约将使阿拉伯世界变成英国和土耳其所利用的工具：“不必要地同俄国作对，会使我们一无所获。”
规定海峡制度的蒙特勒公约，到1946年11月9日满期时得自动延期五年，除非在8月9日前，由某一缔约国宣布该条约作废。苏联政府趁这个时机有选择地公布了它所缴获的关于德国外交部在战争期间处理德土关系的文件；后并在8月8日递交了一项照会，重申了他们的不满：说土耳其政府没有在战时对轴心国的海军船舰封闭海峡；说他们采取了美国1945年11 月2日的建议，坚决认为控制海峡的责任属于土耳其和其他黑海国家，苏联政府还在结论中提出建议——“土耳其和苏联，作为具有最大利害关系，并能保证商船自由通航和海峡安全的国家，将共同组织海峡的防卫，以防止其他国家利用海峡来达到敌视黑海国家之目的。”
8月15日，共产党《人道报》在为俄国人的要求作辩护时指出，海峡的南部是受英国控制的海洋，英国的正当的利益是在大西洋，然而其军队遍布从的里雅斯特通过希腊直到巴勒斯坦一带，而“土耳其的虚假的民主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是德国政策的工具”，现在却又变成了英国政策的工具。《人道报》继续写道，可以预期，现在“帝国主义者”会把海峡问题交付给装作是不偏不倚的某种国际大会或者国际会议，而事实上其代表们则“在会议的休息室里，同来自伦敦的乐队指挥，用英国的语言进行谈话”。
8月19日，《观察家报》的外交记者，提出了一个可以代表英国方面的局势估计，他指出：俄国鼓励波斯的阿塞拜疆人自治，使土耳其的东翼改了样，所以如果土耳其现在把海峡基地割让给俄国，它就将“很快地变为附属国，而根据滚球游戏中木柱连锁倒下的道理，希腊、叙利亚和伊拉克也将立即面临一种同样的处境”。该记者把英土同盟（土耳其新总理刚刚把它描绘成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主要基础），比成1938年希特勒神经战时期的法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同盟：正象没有英国的支持，当时法国就不能维护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一样，所以现在“没有美国的支持，英国也不能维护土耳其的独立。这个问题将取决于美国是杏把海峡看作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在较早一些时候，美国政府曾要求土耳其政府偿付四百五十万美元，作为勾销估计约值一亿四千万美元的租借法案账目之用。在同一天，8月19日，美国政府答复了苏联的照会说，美国政府注意到苏联照会不曾提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权处理对海峡的侵略性进攻或进攻的威胁；而其正常管理则应继续主要由土耳其负责。
8月21日，英国递交了一份同样宗旨的照会。
第二天，土耳其对苏联照会作了答复，为土耳其战时对轴心国舰只使用海峡曾加以控制一事作了相当长的辩护，拒绝了苏联共管的要求，因为这与土耳其“不可剥夺的主权”，与土耳其不受限制的安全，以及与土耳其在海峡中作为一个“均衡与联络因素”所起的作用，都是格格不入的。
三天以后，8月25日，塔斯社发自贝鲁特的一篇报道说：根据“当地某些方面”的消息，英国曾在海峡建立了一个军事供应基地，控制了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耶希尔柯伊的土耳其飞机场，并在色雷斯和黑海海岸建立并指挥反潜水艇的雷达站；英国外交部确认，象对其他若干国家一样，对土耳其也曾供应雷达设备与提供技术人员。
9月1日，莫斯科电台又重新指责英国曾在海峡建立一个基地，列举了海军舰只和飞机的数字，高射炮与电台的数量，以及本年内英国曾供给土耳其的其他设备，并断言英国专家们曾就建立海岸要塞问题向土耳其人提供意见。在夏季，苏联对土耳其的军事压力变本加厉了。据说，在土耳其大选和在8月8日苏联提出照会的时候，大批苏军向靠近外高加索的边界移动，据华盛顿估计，俄国人在外高加索驻有十九万军队，在保加利亚驻有九万多军队。后来据称，一支由两百个苏维埃亚美尼亚人组成的袭击队已深入土耳其领土的卡尔斯—阿尔达汉地区，或许是为了试探土耳其的反应；而据确实可靠的消息，这决不是唯一的这类事件。在6月中旬至8月底，苏联黑海舰队曾在外高加索边境以北四十五英里的波提基地举行军事演习。这些示威行动，使土耳其总参谋部怀疑苏联可能蓄意发动一场真正的进攻。在9月和10月，土耳其总参谋部举行了佯称为“演习”的总动员，并从难以防卫的卡尔斯阵地秘密撤出其部队，转移到紧挨着埃尔祖鲁姆以东的更坚固的帕辛莱尔峡道。与此同时，在8月28日，莫斯科电台就尖锐地批评了这次土耳其和“反动的”美国报刊所制造的大吹大擂的宣传，即美国航空母舰“富兰克林·D·罗斯福”号与其他七艘军舰驶抵地中海，以及英国两艘驱逐舰行将到伊斯坦布尔进行访问。
正是随着这种“神经战”的准备，9月24日，苏联向土耳其政府递交了一项新照会。它坚持认为：黑海被陆地所包围，与直布罗陀海峡和苏伊士运河那样的国际海道相比，性质是根本不同的，这因为黑海的入海口主要涉及到黑海海岸各国，而国际通道则必须有利害关系最大的一些国家参加，形成“一种国际控制”——尽管这种控制并没有得到实现。土耳其对苏联共同管理海峡的建议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反对，这暴露了它的怀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而且这有损苏联的尊严。。。如果土耳其竟然在拒绝接受苏联建议之后，开始与某些非黑海国家一起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