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7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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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区之不足了。把两个占领区联合起来也不会生产更多的煤。联合协议真正能够做到的只是建立一种机构，对粮食和原料进行必要的进口并提供资金。事实证明，虽然粮食和原料的缺乏在英占区表现得最为尖锐，但英国当局本身既不能得到足够的供应，也不能为之付款购买。其中缘故简单明了。几乎所有的供应物资都不得不从欧洲以外的地区进口，大多数来自美国，而英国本身的商品和美元都是极其缺乏的。西德没有美国援助则不能振兴，而美国也不准备向一个自己对之根本没有责任的地区提供援助。既然要使一个单独占领区生存下去的希望如此渺茫，似致向其投资将冒严重的风险，那么正如经验所证明的，“双占区”倒是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单位。1946 年夏末，由前总统胡佛率领的一个小组所进行的访问，出了不少力，向美国当局证明继续向德国运送粮食是多么必要。联合并没有结束英美纳税人的负担。有好几年，他们不得不源源输送金钱，而且很难指望有朝一日能够全部收回。战胜国为战败国出钱，这也许是许多人和多尔顿同样感到愤慨的一种现象，也是和俄国人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对照的一个现象。问题只能用这种想法来加以辩解，就是说支出额少一点，时间就拖长一点，仍然让德国成为“欧洲中心的一个永久贫苦的地区”。按当时的情况来说，联合已经搞得太晚了，未能使德国避免1946—
1947 年冬天的困难。但在那黑暗的时刻来临时，已采取了必要的复元措施（除了币制改革），虽然当时还难以置信，万事齐备，只需要时间和精力来付诸实施罢了。德国人当财习惯于讲这句话：“全面投降意味着全面负责。”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人和英国人可以们心无愧地说，他们并没有逃避这个责任。
第五节 俄国和双占区的关系
1946 年7 月，贝尔纳斯在巴黎问莫洛托夫：俄国在德国真正想要什么？
莫洛托夫告诉他说：一百亿美元的赔偿费和参加囚大国管制鲁尔区。如果说这是漫天要价，那144 么斯图加特讲话对于俄国获得优先机会的权利必然会是一种威胁，因此俄国和俄占区的新闻界发动了一场剧烈的谩骂，以致克莱将军不得不在协调委员会中提出抗议。不管怎样，有很多迹象表明，大约在1946 年初夏，俄国人对自己的赔偿政策作了一番估量，断定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拆运机器而不丢失重要零件，很难办到，而要把机器重新安装起来并用俄国劳动力有效地使之运转则更为困难。一个俄国少校问一个德国工程师：拆除某一个装置需要多少人力，花多长时间。德国工程师告诉他，需要二百个工人于四天，那个少校便回答说：“那我给你二千个工人，但必须在两天内完成。”这个故事描述了他们的一般做法。为了弥补熟练人员的缺乏，他们把许多德国犯人扣留在俄国而不遣返，还”说服”一些德国技术人员离开他们在俄占区的家乡和家属到俄国去工作（不顾波茨坦协定中并无只字提及把劳力用作赔偿）。但是这种“说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46年11 月罗伯逊将军在协调委员会中提出了一系列使俄国人尴尬的问题，终于使俄国人放弃了这种做法，至少是暂时放弃。利用俄占区的前景越来越受到注意。
这种方针的改变可能与日丹诺夫及其追随者的影响日益增长有关，他们想利用东德为基地，向西传播共产主义。远在1945 年12 月，俄占区的一批工厂已转归俄国所有，而不是予以拆除，并将其产品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运送到俄国去。据说1946 年曾从俄国把棉花、羊毛、麻和皮革输进俄占区使工厂继续生产。在贝尔纳斯的斯图加特讲话之后两个星期，签订了一项协议，决定从俄占区把谷物和家庭用煤运往西德换取钢铁。1947 年初，又同双占区签订了一项包括价值一亿零五百万马克货物的类似协议。莫洛托夫7 月份在巴黎表示愿意考虑每年生产一千万吨钢，并且承认德国的和平工业应该有机会在145 更大规模上（超过工业水平计划的规定）发展只要这种工业发展确实是为了满足德国人民和平需要所必不可少的。1946 年10 月，斯大林对一个美国记者说，他认为德国被允许的工业水平应该提高。索科洛夫斯基对管制委员会说，他认为钢的生产能力应为二千一百万吨（这些话也许一部分是出于宣传，企图与西方盟国争夺德国人心，不过看来背后还存在着一种经济动机）。但是这些事态的发展，使得用现有生产品作为赔偿的问题对俄国更为重要了。他们还对通过鲁尔区的国际化而分享其产品的前景越来越感兴趣。
这种想法有其悠久的历史。战争时期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曾为此进行游说。罗斯福在德黑兰曾经建议把鲁尔区置于联合国家管辖之下。摩根索的计划和史汀生的强烈抗议都包含着这一点。1944 年10 月，斯大林在莫斯科曾向丘吉尔提过类似的建议，丘吉尔说他“对这个主意也不反对”，在雅尔塔他又对此表示同情。法国一直强烈要求这样做。斯大林在波茨坦又提出这个问题，但那时美国人已另有打算，此事就被搁置作为对赔偿问题取得协议的一个部分。当时这种想法引起了贝文的注意，因为他不“主张把那种性质的另一个武器库奉送给德国那样一个好战的民族而不受任何控制”。他在1946 年2 月21 日说道，他心里仍然考虑着这个问题；他的直觉是要把这个地区放在国际管制之下，为欧洲的共同利益来利用它的生产。
可是实际困难似乎逐渐表现出来了。不管政府属于何种性质，鲁尔区的居民显然仍将是德国人。如果政府官员是在国际基础上配备的，那么他们和当地居民可能会不断产生摩擦，这些居民实际上将被剥夺管146 理自己事务的权利。然而，假定政府是由德国人组成的，如果他们愿意和德国其余部分重新联合，而且他们是很可能这样做的，那么又怎么能阻止他们呢？这就只剩下了一种主张，即在一个作为德国一部分而由德国人治理的国家里，由一个国际权力机构来经营鲁尔工业，这是一种本身就孕育着许多困难的概念，尤其是这个权力机构是要按照管制委员会的原则办事的话。1946 年10 月22日，贝文宣布英国政府不能接受法国关于使来茵兰和鲁尔区成为独立国家的建议，虽然他认为有可能作出这样的安排，即在停止占领德国其余部分之后，在这两个地区留下一支盟国部队。不管怎样，对俄国人来说，问题一定变得越来越清楚，无论作出什么安排，他们参加伪机会是很少的。
毫无疑问，他们断定人家曾经有意欺骗他们。因此当1947 年3 月外长们在莫斯科开会考虑德国问题时；莫格托夫重复提出一百亿美元赔偿的要求，同时要求废除双占区联合协议。他提出作为回报的仅仅是答应重新考虑建立中央行政管理机构。大概他认为俄国人真正想要的东西，英国人和美国人很可能什么也不答应，因此他把价抬高尔会失去什么。美国人可能准备考虑允许从现有生产品中拨给一定数量作为赔偿，以换取对方同意一个较高的工业水平，他们不打算拿它来换敢波茨坦协定业已规定的经济统一。不管怎样，俄国人正在他们的占领区内取得现有生产品，看来他们从来就不怎么关心工业水平计划中关于决定拆迁什么厂和留下什么厂。他们一定认为在西方重新运交赔偿物资中，他们可能得到的额外物资，还不足以补偿他们在自己占领区内自由行动所可能受到的限制。就西方盟国来说，它们认为自己是被迫采取权宜之计，把西德树立为一个单独的实体，只有在得到比俄国人准备提出的还要具体得多的合作保证作为报答时，才能众弃这个计划。因此，莫斯科会议以僵局告终，当第二年秋天在伦敦继续讨论时，各方的态度没有丝毫改变。而且在那时，俄国人已采取决定性的步骤，拒绝147 在马歇尔计划中进行合作。管制委员会继续开会，到1948 年3 月为止。委员会有时能够在个别措施上取得一致意见，特别是在具有消极的反纳粹性质的问题上。管制委员会最后一项重要工作是为莫斯科会议准备一份报告。但甚至那份报告也主要是一纸阐述分歧意见的声明。对一些原则问题的协议毫无进展。在许多特殊计划方面，关于币制改革就无法制定一项共同计划。这里的主要障碍显而易见纯粹是有关新币发行的控制问题。美国人在发行军政府马克纸币以后，不准备让纸币印版转入俄国人的自由控制之下，而俄国人也不准备让一个独立的权力机构在他们的占领区内不受限制地进行工作。进一步的障碍不只是盟国间缺乏信任，而是关于建立德国中央机构的整个问题，因为建立某种中央发行银行，几乎是币制改革所不可缺少的前奏，而只要德国仍然分裂成两个或更多个独立部分，推行不相一致的经济政策，这样一个银行就很难发挥作用。俄国人把币制改革看成是社会重新调整的一种手段，西方盟国则将其看作是恢复战前安定的一个途径。由于西部的情况好转，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失败就越加严重。因为从一方面看，如果要继续进步，币制改革越来越有必要；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单独行动，显然会加深东西德之间的裂痕。拒绝向一个方向移动，反而要越来越不可避免地走向反面。
第六节 “异乎寻常的严寒期”
在战争期间，纳粹政府大量增加公债和货币流通量，但由于严格执行物价和工资冻结措施，阻止了由此而自然引起（在缺乏任何相应的增产情况下）的通货膨胀。结果是货币保持了它的票面价值，却失去了它的通常目的。
占领当局从本国带来了这样的信念，那物价飞涨乃是一桩坏事，要不惜任何代价予以避免。因此他们忠实地维持纳粹的稳定物价政策，虽然他们执行这种政策的权力由于种种原因而被降低了。然而他了却放弃了复杂的组织共同基金和补贴金的措施。这种措施在所有国148 家，包括英国，一向是维持物价稳定所必需的。货币流通量进一步增加，尤其是因为俄国人印发了占领区马克。管制委员会在1946 年5 月同意大量增加税收来吸收一部分多余的货币，但这样做产生了新的赤字，而原来有的赤字却并未消除。在1945—1946年的条件下，工业效率和生产力急剧下降，单位成本因此增加。然而销售价格却受到和其他价格同样的冻结。结果是如果物价管制行之有效，企业就会受到破产的威胁。代之而起的是出现两种物价制度，一种是官价，一种是黑市价格，更经常发生的现象是相当数量的产品并未进入市场，却在以货易货的交易中处理了，或是留待能获取相当利润时抛出。“据一个具有特殊地位能够作出判断的德国人估计，重工业以外的工业产品，现在有百分之三十未列入虽送管制委员会的报表中。”
实际情况是，自从纳粹统治初期以来，德国当局（占领国亦然）曾试图推行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经济资源的流动主要是根据官僚机构的命令而不是依靠财政上的吸引力。他们取得的成就竟至使金钱成为无用之物。他们所未曾预见到的是官僚机构的命令也会丧失效力。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整个经济生活就会有崩溃的危险，因为一个现代工业社会不能靠以货易货来起作用。大家逐渐明白，一定要想个办法来使货币再次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但是只要意识到币制改革不可避免时，人们当然不会象平时那样去保留现金了。
立即产生的一个后果是。1946 年收获季节后，竟然不可能从农民那里征收到正常的上交农产品。他们如果把产品交给当局，那就只能换到毫无价值的货币。倒不如把东西留在农场里，向城里人换取“动产”，或者用来喂牲口（从而逃避他们所痛恨的屠宰法规），或者囤积起来，直到钞票值了钱再卖。在这种情况下，检查和其他查禁方法只能限制逃避而不能予以杜绝。到1947 年3 月底，美占区内上交的小麦和裸麦，只有正常数量的百分之八十九，大麦只有百分之七十二，燕麦只有百分之五十二。据报道，英占区在1946年10 月有四百五十多起宰牛供应黑市的案件，四百多起用土豆和甜菜非法酿酒的案件。在149 汉堡，黑市几乎和合法营业一样重要。配给证和票证可通过行贿或偷窃手段从食品办事处搞到，并以高价出售。
这就成为进口方面的最大困难。尽管1946 年5 月华盛顿作了安排，整个夏天向德国运送粮食的情况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在世界粮食短缺的情况下要获得必要数量的粮食固然是个问题，而美国海员的罢工又造成了运送的拖延。同意于5 月份供应的粮食，应在9 月份全部运到，但两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运来。在这种情况下，10 月14 日把一般粮食消费者的定量标准恢复到一千五百五十卡路里，即使是出于好意也算是一个大胆的行动了。毫不奇怪，从一开始，这一行动就遇到极大的困难，无法兑现。在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10 月底官方所能供应的面包量只是八千五百克而不是一万克，而且没有谷类食物。据说在杜塞尔多夫，甚至比这个标准还低百分之五十，在埃森和米尔海姆只是稍微少欠缺些，而乌珀塔尔送出的一份报告则声称，那里巴有十天见不到面包了。
另外一个大的问题是煤，产量太低，出口占的比例太大。鲁尔区劳动力短缺，矿工的平均年龄为四十三岁，进矿井的新手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开了小差。虽然矿工本人有额外配给量，但他们的家属却得不到什么。他们需要花时间去给家里人找吃的，这就很能说明为什么有百分之三十的缺勤率。
此外，他们需要用一笔钱去黑市购买比限价高五倍到十倍的土豆、面包和面粉之类的食物，他们的工资就显得太低了。1946 年9 月的产量停留在1945年12 月的水平上，而五百万吨的库存已经用完。
恶性循环开始了，缺少煤，钢铁工业就不能生产足够的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