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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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那事实——由于希特勒毁灭捷克斯洛伐克，他已破坏了英国政府的慕尼黑政策。然而，下院的辩论表明，议会中的保守党议员们马上认识到慕尼黑政策已破产，而这班人到此时为止是继续支持张伯伦而不愿追随艾登下野的。3月17日首相在伯明翰的演说是向举世宣告，在他进一步思考之后，他对时局的认识已和他的党内更加机警的议员们两天之前的看法取得一致了；因此，这就等于说，以首相为首的议会和国家故意地向德国公开宣告：英国现在将要投身致力于阻断德国的侵略道路了。
首相3月15日下午在下院的发言——他的一些支持者以迹近滑稽的浮夸语言给予附和——仿佛是过去二十四小时发生的事件没有使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似的。言外之意是，希特勒毁灭捷克斯洛伐克这一行动应受到的申斥，要比英国议会反对党应受到的为小，因为反对党利用那个事件来攻击政府，大弹其“我们早就告诉你们，事情必将如此”的老调。捷克斯洛伐克的灭亡是由于它的“内部分裂”；致命的打击是来自斯洛伐克议会的宣告斯洛伐克独立；既然这一情况已“消除”了英国政府应保证慕尼黑协定后的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那种局势，政府自然不能“使自己再受这一义务的束缚”，虽然在斯洛伐克议会做出分裂自己的活动之前，英国政府感到“对捷克斯洛伐克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应把这一保证视为”已经“生效”。虽然张伯伦不能够“相信现在发生的这类性质的任何事情是在签署慕尼黑协定时被任何一个签字国仔细考虑过的”，但他今天不愿把自己同对不履行保证的任何指责联系起来。他应当“极度遗憾”现在所发生的事情，这是“很自然的”，但他却辩护说，“让我们不要由于那个原因而偏离我们的路线”。
既然英国的第一个问题是，保守党的政策路线现在是不是要有一个转变，在这个确实是“重大辩论”中的突出事件，就是艾登所作的极其清晰而又措辞温和的演说，当时的西南哈尔市议员理查德·劳也以更为强烈但同样仔细推敲过的措辞发表演说，加以附和。
艾登回顾了那些下院议员的信念，他们在慕尼黑事件之后“非常勉强地”“认识到，我们除了得到一个短暂的喘息外，一无所获，在这个喘息的末了，又会以类似的方式把更多的要求强加于我们”。他从《我的奋斗》中引用了一段话，这是关于如何以审慎斟酌过的、连续不断的次数，将得胜者的条件强加于战败的（和具有失败主义思想的）人民的手法的一段。他最后号召起来行动：
我深信如果让目前在欧洲实行的做法不加制止地继续下去，我们就是在直接走向无政府状态，走向将要包括我们全体在内的一次全世界大悲剧。……我也深信不可能有比下述这种认识更大的（对和平的）贡献了：现在由于已经发生的事件的结果，这个欧洲最伟大的民主国家已经决心团结起来并作出努力，一次史无前例的全国性努力。……这不仅仅是一件政党政治的事。于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检查，因为我们必须检查，我们在欧洲所面临的新的军事和战略态势；要同和我们具有一样想法的所有国家进行磋商，不管它们的位置在哪里，它们是哪些国家以及它们是什么肤色；同那些国家讨论我们应采取何种政策和我们应在哪里站定脚跟；在决定了那些问题后还要立刻同它们一道制订实行我们的决定的军事计划。
在这场辩论中，他们的发言虽然表明艾登和张伯伦两人在关键性的政策和行动问题上仍然意见相左，各走极端，但在首相本来毫不令人感到有希望的演说中，却对希特勒目标方面的一个不祥的新情况有了令人可喜的认识，希特勒的这一新情况也引起了艾登的注意。虽然张伯伦在这场辩论中没有使自己也得出艾登的结论，赞成英国的政策来一个相应的改变，但论据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它不可能不在保守党人（包括首相）的心中产生强大的影响。对于他和艾登两人演说中的这一共同点，张伯伦是这样说的：
迄今为止德国政府为它扩张军事控制地区辩护所提出的论点是，它只不过是将毗邻地区的广大日耳曼族人民并入德国。现在是第一次他们正在对居住着与德国并无种族联系的人民的领土实行军事占领。这些事件不可能不成为扰乱国际局势的一个原因。它们势必要使信任受到沉重的打击。
这一打击对首相本人的思想所迟迟产生的影响，戏剧性地暴露在3月17日（他七十诞辰的前夕）他于伯明翰发表的演说中，当时他明确表明要改正一种误解，即因为15日他发言“温和”，所以他和他的同僚“感触并不强烈”。在这第二次演说中，张伯伦开始是回顾慕尼黑危机期间希特勒一再向他作出的个人保证：“这是他在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奢望，他无意将非日耳曼族的其他民族并入德国人民之内”。张伯伦又引了“有希特勒签字”的慕尼黑协定中的一段文字，它宣告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疆界的最后决定”“将由国际委员会落实”。接着他以毫不含糊的新的口气宣称，对希特勒已失去信任，并对他发出警告：
这些事件在本周又怎能同这些保证符合起来呢？……这种“没有进一步领土奢望”的宣言已成了什么呢？“我们不要捷克人归并德国”的保证已成了什么呢？……对于同一个来源的任何其他保证还能有什么信任可言呢？……这是一桩旧的冒险的结束呢，还是一桩新的冒险的开端？这是对一个小国的最后一次进攻呢，还是其他的将跟着而来？事实上这是不是朝着企图以武力统治世界的方向迈出的一步？……为了和平，我几乎可以牺牲任何东西，但是有一样我必须把它排除在外，那就是我们已享有了数百年的自由，我们是永远不会放弃它的。……我们竟会碰到这样一种挑战，这似乎是难以置信的。……然而再没有比下面这种想法会造成更大的错误了：因为它相信战争是愚蠢的和残酷的事，这个国家就此失去了它的骨气，从而当那种挑战一旦出现时，它也就不会竭尽全力去参加抵抗了。
在1939年3月17日对希特勒发出这一警告之后，张伯伦没有等待希特勒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就先采取他自己的行动了。3月18日，英国政府询问法国和俄国政府，如果希特勒无缘无故地向罗马尼亚发动进攻，它们怎么办？3月30日，英国向波兰提出维护其独立的保证。因此，在希特勒占领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后的十五天之内，英国就采取了遏制希特勒侵略之路的立场。
1939年3月张伯伦政府采取的、为了抵抗侵略而将英国置于极端危险之下的决定，如果当时的政府和人民能与十五个月以后他们所表现的同样目光锐利和全力以赴的话，那就很可能成为在联合王国历史上与后来那一次的决定同样光荣的事，那后一次是丘吉尔政府在1940年6月作出的，不顾对方显然具有压倒的优势而决不投降的决定。然而在介乎这两个时间之间的一段时期，政府和人民的行动表明，希特勒的破坏慕尼黑协定虽已促使英国人行动起来，但还没有能推动他们全力以赴。1940年6月直盯着英国人民的被摧毁的危险，是他们在1939年3月所存心招致的。1939年3月17日到3月30日之间政府所采取的并得到全国同意和支持的行动可能要引起大灾难，如果不立即继之以诸如以下这些措施的话：全国资源的总动员；坚持不懈地努力建立一个“遏制”德国的有力的大国联盟；采取毫不吝啬的办法，不仅以抵抗德国进攻所必需的武器装备英国本身，而且要去装备愿意同它联合的任何国家。然而英国人民一项措施也没有采取。从3月17日到德国进攻波兰之间的二十四个星期内，欧洲外交棋盘上交战的结果是，西欧列强获得四个小卒子，而德国则胜过它们，赢得了一个王后。
当德国在9月1日发动战争时，它手中有同苏联签订的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并辅之以一项俄国向德国供应物资的协定和一项第五次瓜分波兰（它将成为德国开始军事行动时的牺牲者）的秘密协定。同一日期，英国和法国手中则有同波兰（它将在三周之内被消灭）和同土耳其（它一直保持中立，直到它的援助已经不再需要了）分别签订的双边协定，还有对希腊和对罗马尼亚提供的单方面保证，前一保证没有能拯救希腊在次年免遭波兰的命运，而后一保证则被约订的受益国遵照德国的命令在1940年6月公然当面扔回给担保国。与此同时，英国在开始同德国作战之前或之后都未动员其全部的工业和财政实力。直到法国沦陷之后，它才做到了这一点。在降临英国自己大门口的浩劫也使它陷入迫在眉睫的将被德国征服的危险之前，它没有使自己进入战备状态以便为自身的利益进行有效的战争，更不用说对那些脆弱的国家提供有效的支援了，这些是英国到那时为止想方设法所争取到的仅有的盟国。
无论如何，在1939年3月17日到1940年6月之间，一位不友好的西班牙漫画家很可以勾划一幅英国人的辛辣漫画，把他描绘成一个神气十足的绅士派斗牛士正踏过新被杀害的捷克斯洛伐克尸体，两手插在口袋内，闲步走向德国公牛迎面冲来的途中，这头野兽此时正在准备投入死亡竞技场上的下一个回合。这幅幻想中的漫画是很接近真相的，因此足以令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联合王国的政府和人民怎么会这样的蛮干？答案如果可以找到的话，那就是由于两个弱点。一个是1939年3月17日以后张伯伦内阁的心理状态。另一个是甚至在那个重大的日子以后，无论是议会还是在全国，各种意见继续分歧。
从1939年3月17日张伯伦公开宣告英国将抵抗德国的进一步侵略到1940年5月10日他辞去职务这段时间内，他和处理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内阁”中的他的三位同僚，将英国带到了灾难的边缘。当张伯伦让位于丘吉尔的时候，英国正处在迫在眉睫的、将被德国征服的危险之中。然而这些把他们的国家带到如此接近于毁灭之境的政治家们并不是“罪人”。恰恰相反，这些品德高尚的人士已经尽了异常大的力量，以便在国际强权政治的弱肉强食舞台上将道德原则应用于政治实践，在这儿通常的行为准则不是基督的，而是（《圣经》中的）以实玛利的。
使得这四个人一致同意采取那个危险方针的是由于一种强烈的宗教传统的影响。哈利法克斯和霍尔是英国国教圣公会非常积极的普通成员；西蒙是一位公理会牧师的儿子；张伯伦是一个唯一神教派家庭的子弟。因此，在张伯伦的“核心内阁”中，国教与独立教会平分秋色，不过独立教会的传统略占优势，因为两个圣公会成员之一的霍尔其祖先是教友派的信徒，而两个独立教会教徒之一的张伯伦则是首相。在“核心内阁”中的独立教会传统的力量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到1832年为止的一百六十年中，是不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非国教教徒参加公共事务的，因此他们的精力不得不另谋出路。雄心壮志引导他们投身于贸易、工业和技术，而宗教则使之趋向于慈善事业；他们在六代人的时间内由于从事这些和平与建设性的事业而培养起来的精神，又被他们在获得公民权利以后灌输到英国政治生活中去，十九世纪的英国自由主义就是这种精神在政治上的表现。到了1939年，这个一度被剥夺公民权利的阶层的成员，久已在政治中起主要作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象张伯伦一家人那样，已从自由党人转变为自由党…保守党人；但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变质并未使他们同来源于他们过去宗教传统的精神相疏远。恰恰相反，当这些非国教教徒的前自由党人踏进政界并成为保守党人时，就将自由主义的精神灌输给保守党，而在此之前他们已把它带给了全国。这也可以从张伯伦得到的支持看出：当他面对希特勒的侵略，冒险试图将自由主义的道德原则应用于执行英国外交政策的实践时，他不但得到保守党的而且也得到工党和自由党的支持。
张伯伦及其同僚的悲剧——这也是他们祖国的悲剧——在于，他们身负重任，所以轮到他们要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发挥作用，而这一世界同他们被培养大的那个文明世界是不相容的。在不炫耀暴力的那些领域内，英国自由党人（从这个字的广义上来说）精神上是心安理得的。他们对于国内社会改革，包括发展地方自治政府在内（张伯伦在其早期成年生涯中曾献身于这方面的事业许多年）是有专长的。他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是感到局促不安的，即使在那个突然于1914年终止的短暂年代也是如此，而当时的外交，甚至战争，都是有节制地进行的，而且也尊重一般公认的准则。在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预报的、自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的上台开始的这一新时代中，英国自由党人彷徨不知所措。对于当时突然地和意外地迫近他们周围的那个残忍世界，他们感到恐怖，他们非常厌恶承认这种可能性：如果他们和他们的同胞要在这个残忍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他们就可能不得不遵循这个弱肉强食的凶暴方式。他们发现要使自己相信下述想法是比较容易的：在他们所处的二十世纪西方环境中，一个外表上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必然是一个幻景，如果我们对这个世界上外表凶暴的动物待之以善良公民应得的礼貌和照顾，那么这些动物就一定可以转变为具有通常的自由党人特征的善良公民。
如果换一种滑稽说法的形式来解释张伯伦所处的悲惨困境，或许更能说明他对希特勒的反应。我们可以把他想象成一位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格兰中部的商人，一天早晨，他沿着一条已经走过几百次的熟路步行去办公室，突然他发堂自己和一只老虎狭路相逢。他确实知道自从间冰期时代以来，在默西阿就没有繁殖过吃人的食肉动物，所以这位善良的人就使自己相信，尽管它凶相毕露，这只面对着他的四足动物一定是经过伪装的本地驴子，它是不会不受胡萝卜的引诱的，因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