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7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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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地区新移民的许多选票；这样，共产党第一次在工业地区以外享有相当巨大的支持。在工业地区内，在工人群众中，曾组织对德抵抗运动（先是组织怠工破坏活动，后来是保护工厂防止德国人破坏）的共产党领导人，建立了一个新的“革命工会运动”；由扎波托茨基主持的执行委员会在选举前一个月召开了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945年时“革命工会运动”能够象苏维埃那样自发地崛起这一事实很为人们所强调，的确，当人们想到能有一个革命的组织作为工业自治的基础，以代替三十年代的那种自满的、体面的工会，就产生了很大的热情。
另一方面，虽然选举日的投票是正常地进行的，但毫无疑问，人们的恐惧心理，有助于1946年5月26日共产党的胜利。内务部长诺塞克是共产党员；正是他决定哪些人因为以前曾同德国人合作过而应该从投票人名单上除名。特别人民法庭在1946年初开始审判战犯和“通敌分子”，由美国人引渡给捷克人的那个臭名昭著的卡尔·赫尔曼·弗兰克就恰好是在选举前四天被处绞刑的。在其他一些不那么明显的案件中，司法部长（捷克）国家社会党人斯特兰斯基运用他的影响以制止不公正的做法，但是，由非专业的和专业的法官一起主持审判的人民法庭却是半独立的。
可是，共产党人只是在捷克的波希米亚省和摩拉维亚省获得巨大胜利，他们确实在那里赢得了整整百分之四十的选票。在斯洛伐克，情况正好相反，民主党人所获的选票几乎是共产党人的两倍；在这里，倒是共产党人感到了惊异；因为很明显，他们本来以为把斯洛伐克人争取过来要比争取捷克人容易得多。正因为这样，他们曾支持一种为斯洛伐克制订的几乎是分离主义的政治（不是经济）政策，有时还暗示，如果斯洛伐克成为苏联的一个成员国，境况也许会好些。事实上斯洛伐克人已做到了两全其美，因为他们既在布拉格有着充分的代表权，同时又小心翼翼地为设在布拉迪斯拉发的斯洛伐克民族行政委员会，保留着对斯洛伐克事务的一切控制权。不可避免地，捷克人中间重又燃起了一股反斯洛伐克情绪，而且鉴于战时斯洛伐克同德国之间的关系，就更为如此。作为对新的双民族体制的一种抗议（这一体制似乎给与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同等重要的地位，虽然在共和国中，捷克人比斯洛伐克人仍要多一倍以上），捷克人建议采用一种鼎足三分的行政区划，把全国分成三个省：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但这显然是一种虚假的手法，因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之间，就同＇英国的＇沃里克郡和肯特之间一样，并没有多大不同之处。
在1946年5月选举以后，民主党在斯洛伐克民族行政委员会中的代表额几乎是共产党人的两倍；从这时起，共产党人就转而反对斯洛伐克自治，成了布拉格中央政府权威的最坚决的支持者。他们现在也发出一向是捷克国家社会党人所提出的抱怨，说斯洛伐克民主党收容着过多的前赫林卡和蒂索的追随者，这批人只是在这个新政府里避难而已。这当然是真的，虽然共产党人自己也是会乐意欢迎这些人到他们中间去的。但现在共产党的政策却把捷克国家社会党人推到同捷克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的反共联盟中去，然后共产党人转过来嘲笑贝奈斯…马萨里克的党同法西斯分子和“通敌分子”搞在一起。也许全国任何地方都不会有什么人对1946年8月20日图卡被执行死刑提出指责，但当时蒂索正在等待受审，而他的这一审讯势将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引起截然不同的感情反应。
与此同时，一个新政府组成了。它和上届政府没有多大不同，只是共产党的优势稍有增长，共产党领袖哥特瓦尔德自然地接替费林格成为总理。新内阁比以前多了两个共产党人，使财政部、国内贸易部和社会福利部均归共产党控制。国家社会党人斯特兰斯基现被任命为教育部长，而另一个国家社会党人德尔蒂纳则继斯特兰斯基而任司法部长。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政府只包括五个而不是七个斯洛伐克族的阁员。
继1946年5月选举之后的十二个月＇据说＇是这重建起来的共和国最美好的一段时期。工业生产迅速发展；贸易，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贸易在迅速增长；收成很好，食品还比较丰富，同时共产党看来满足于它在政府中所处的领导地位，准备按照正常的西方惯例，遵守议会政治的规则。同波兰的领土纠纷已束之高阁，只是同匈牙利的一场争吵扰乱着捷克斯洛伐克宁静的国际关系。
如果说共产党在一些捷克省份中所得选票之多使其敌手感到惊异的话，那末这一事实在当时却并没有使他们感到沮丧。整个说来，新制宪国民议会中的情绪是乐观的，非共产党人相信，他们将会在1948年的下一次选举中赶上他们的对手。制宪国民议会的第一个行动是再一次选举贝奈斯为共和国总统。从理论上说，它的下一个任务是起草宪法，但它当时的注意力却首先对准经济计划问题。虽然科希策纲领未提到订计划的事，但自从全国解放之日起，人们就普遍地认为，在当时的情势下，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将有赖于国家来组织。政府从一开始就是按这种假设行事的。因此，1945年成立了一个经济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内阁中负责经济事务的各部部长、国家银行的总裁、斯洛伐克民族行政委员会的一名代表、工会理事会主席、捷克斯洛伐克农民协会主席、中央合作总社主席以及一位秘书长；后者还主持一个直接对总理负责的中央计划委员会。总计划的实际拟订工作是委托给国家计划局办理的，计划局的局长也是经济委员会的一个成员。1945年银行和重工业的国有化为制订一个正式计划提供了基础，这个计划事实上于1946年由国家计划局专册发表，称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重建》。有了一位共产党人担任总理，计划的大纲就于7月5日提交国民议会。接着，在10月25日，一个详尽的两年计划得到了议会的批准。三天之后，1946年10月28日，即召开临时议会和公布国有化法令的周年纪念日，总统签署了这一计划。计划于1947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一直执行到1948年底。
捷克斯洛伐克这第一个短期计划基本上是一个恢复经济的纲领。其总目标只是比并不特别繁荣的1937年的生产水平提高百分之十；另一方面，人口的减少意味着工业方面的人力比战前损失了将近百分之二十，还不算技术方面的退步。同那个时候所有东欧各国的计划一样，重点是放在发展重工业以及发展电力和运输方面。捷克斯洛伐克过去有名的纺织业和制鞋工业相对地说来遭到了忽视。可是，不能忘记，这些工业大部分还在私人手里；让它们衰落是符合共产党人的意图的，因为它们以往依赖西方的市场，而要完全重新占有这些市场无论如何总将是困难的。计划考虑到农业机械化，但它所作出的安排是在比1937年为小的耕作面积上进行更集约的耕种；因此农业生产只有很少的增长。
在大战期间斯洛伐克的工业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共产党人在1946年5月间过高地估计了他们在工业方面的影响。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对地区自治或民族自治的概念是同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类似的，一方面对斯洛伐克作为一个单独的文化实体十分强调，同时又倾向于使它的经济生活受制于来自布拉格——或者可以说实际上是来自莫斯科——的许多指示。尽管在蒂索时期有了一些发展，斯洛伐克的社会仍处于东欧其他地区的水平而不是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水平。换句话说，农业人口的过剩要求进一步工业化，而这既适合于俄国的需要，又符合于共产党的学说。1946年5月选举以后，哥特瓦尔德和他的同志们特别热中于推进斯洛伐克的工业化，以便加强他们的控制并结束那里的倾轧混乱状态。因此，到了制订两年计划的时候，就规定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的投资总额为七百亿捷克克朗，其中有二百二十亿要用于发展斯洛伐克，发展它的工厂、它的矿山，特别是它的发电站。
两年计划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公众一致默认下开始实施的，而且，除官方的口号外，确实还有某些真正的热情。戴蒙德在1947年初写道：“在过去一年中，任何访问过捷克斯洛伐克的人，都能证实这样的情况，即几乎对每一个行动，政府的也好，任何机构或任何个人的也好，人们都是以对‘计划’是否有利作为衡量的标准来判断它的是非得失的——看来，‘计划’几乎已自成一体。”在国家重建时期，非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类措施的必要性往往是愿意承认的；有着象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混合经济，加上土地改革迄至那时所造成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增加，他们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保障的，可以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命运。
捷克斯洛伐克对外贸易方面的演变鼓励人们产生这种希望。直到1946年头几个月为止，人们一直有着这样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任务应该是为东欧和俄国供应机器，认为它天生要在这方面取代德国以前的地位。1946年4月，当里普卡在莫斯科同苏联签订贸易协定时，甚至在演说中提到世界（即资本主义）市场上的“竞争性变化”（意思是指萧条和需求的突然紧缩）的危险。但东方国家既不能供应捷克斯洛伐克所需要的原料，也不能供应它需要的消费品，而且，东方国家的货币用处又是有限的。的确，在1946年这一年中，因在战时保持中立而得以大大发展其对各方面贸易的瑞士，成了捷克斯洛伐克最重要的供应者和主顾，同时捷克斯洛伐克同英国、瑞典和美国的贸易额也不比它对俄国的贸易额差多少。1947年的头三个月中，同俄国的贸易额暂时落后于同西方国家的贸易。这样，给人们的印象是，捷克斯洛伐克同西方国家的联系是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
也许，如果没有1947年夏季的旱灾，没有莫斯科同华盛顿关系的恶化，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希望可能不一定是虚幻的。就算是这样吧。但实际的事态发展是，当时得到政府支持的一些国有化工业往往完成或超额完成它们的计划指标，而大部分仍留在私人手中的行业，譬如说建筑业，景况却很不妙。这样，两年计划加强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的论据，使形势对他们格外有利。事后回顾起来，很难不把这个计划看作是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共和国走向彻底社会主义化的一大步。
第三编 希腊
希腊 1944…1946年
1944年10月18日，以乔治·帕潘德里欧为首的希腊民族团结政府回到了雅典。但是他们的战时流亡时期结束并不是他们的困难告终。一大堆问题要求他们采取最有力的果断行动。但是帕潘德里欧政府不可能采取有力果断行动，因为他们内部严重分裂。政府的这种分裂如实地反映着整个希腊社会左右翼之间的分裂：一面是活跃的左派，已组成了一个人民阵线，叫做EAM；另一面是刚拼凑起来的右派，它的支持者中有许多人由于曾同德国人合作过而名声不好。毫无疑问，大多数居民对这两个极端都不予积极支持；但是在希腊社会的整个制度结构接近瓦解时，温和的中间道路是行不通的，也许可以说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刚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的这几年的希腊历史，是由道德观念上的混乱、经济方面的苦难、革命的行动和反革命的暴力等因素交织而成的。
可是，在被占领状态结束之后的希腊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不仅仅是希腊人自己。当希腊政府返回雅典时，丘吉尔正在莫斯科访问；丘吉尔访问的结果之一是他同斯大林达成了一项把希腊划入英国“行动范围”的协议。美国政府是抱着相当勉强的态度同意这个协议的。实际上，1944年10月的这一协议仅仅是批准了一个存在着的事实。自从大战的最初几年起，英国在希腊事务中的影响一直是头等重要的，对希腊流亡政府和希腊游击队的行动都起着作用。1944年9月26日，正当希腊政府即将迁回雅典时，在卡塞塔签订了一项协定，确认英国在希腊事务中的优先地位并使之正式化。卡塞塔协定有两个主要条款：第一，两个主要游击队组织ELAS和EDES同意自己归希腊流亡政府领导；第二，希腊政府把其统率下的军队交给地中海战区盟军总司令梅特兰·威尔逊将军指挥，并接受罗纳德·斯科比（一译罗纳兹·斯科维）为希腊战区部队总指挥官。
使英国在希腊事务中发生影响的这一法律依据，由于德军撤走时只有英国部队紧跟着在希腊登陆这一军事事实而有所加强。几乎同样重要的另一个事实是，希腊民族团结政府这一脆弱的机构主要是英国人建立的，帕潘德里欧是英国官员挑选出来当首相的。希腊政府的软弱是显而易见的，它往后能否获得权威、声望和实际的力量，都要靠英国的道义和军事支持。因此，几乎所有需要希腊政府作出决定的重大事情，帕潘德里欧都老老实实地同英国大使雷金纳德·利珀（后为爵士）商量。
经济问题是解放后的希腊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农村既备受蹂躏，城市又贫穷不堪（虽然没有遭到物质上的破坏），这样一个国家若要避免在解放之后跟着发生饥荒，就亟需迅速运去救济物资。国内交通的破坏阻碍着正常的贸易，并给救济品的分配造成困难；港口所遭到的破坏甚至更为彻底，使卸货受到妨碍。这些问题是预见到的，为了在刚解放后的那段时期内对希腊进行救济，成立了一个名为军事联络组的英…美军事组织。
在希腊政府能够认真地把注意力转向经济事务之前，有一些行政和政治方面的紧急问题必须首先予以解决。德国人统治时期的那套行政机构，解放时几乎在希腊的每一个地方都瓦解了。只有在雅典，市政警察和公务员系统还作为有组织的工具存在着，可供政府驱使；但是希腊内阁的政令要在各省得到贯彻，有必要先任命一批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