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7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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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队伍。如同在中国一样，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领导和利用农民，所凭借的是爱国主义这股力量。也如同在中国一样，共产党人所进行的爱国主义宣传是有效的，因为它符合实际。爱国主义斗争并不因为被共产党所利用而减少其必要性。
南斯拉夫共产党，就象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中国共产党一样，成功地把前政权下简直从不接触政治的成千成万的人吸引到斗争中来，并置于他们的影响之下。对于波斯尼亚和门的内哥罗那些不识字的山区人民来说，就象对于俄国和中国的农民一样，“解放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崭新而广阔的天地。这是第一次有人这样看重他们。这种情况在妇女方面比男子方面也许更为真实，特别是波斯尼亚或桑亚克的伊斯兰教妇女，尤其如此。在共产党控制下，陆续产生了一批很类似于俄国和中国的苏维埃的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些民族解放委员会，同它们的样板一样，虽然大多是由共产党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却仍然是真正地、尽管有点粗卤地代表着以他们的名义行事的人民大众。它们所吸收的新人，并不限于一定的政治背景，而是一些具有天赋组织能力的人。新的男男女女通过这些委员会和军队而飞黄腾达，他们成为新政权的军官和官吏。他们把一切都归功于党和铁托元帅，而且后来事实证明，他们始终忠于他们的领袖。入侵者摧毁了旧南斯拉夫的国家机器。帕韦利奇那个克罗地亚国的傀儡政府从未有过牢靠的基础。在游击队控制的“解放区”里，一个新的既是军事的也是民政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来了，准备接管整个国家。这同中国1928年以后在毛泽东领导的地区所经历的过程基本上一样。它的主要特点是政治上幼稚的群众和政治上老练的职业革命家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从各方面来说，也曾经是列宁一生事业取得成就的关键。
人民解放阵线（战争结束后改称人民阵线）是共产党控制的“群众组织”，其目的是在政治上把群众动员起来。在这一阵线的那些表面上显要的领袖人物中，甚至还有一些曾经是战前政党的成员。他们参加了阵线，提高了阵线的地位，但是，他们过去所属的那些政党，并不在阵线以外另有独立的组织。表面上似乎有两个例外，但也仅仅是表面上而已。一个是残余的克罗地亚农民党，它的党员中有几个是南斯拉夫议会的前议员，另一个是德拉戈利乌布·约瓦诺维奇博士领导的（塞尔维亚）人民农民党。克罗地亚农民党的巨大声望对共产党人相当有价值，它过去那些激进的口号同共产党战时提出的口号很相适合。约瓦诺维奇在塞尔维亚有一批为数较少但很重要的追随者，他的名字也对共产党人有用。但是残余的克罗地亚党的那些领导人是顺从共产党人的，而当约瓦诺维奇试图另外执行一条独立路线时，他发现他的党的基础已经削弱了。
在南斯拉夫解放区，人民委员会行使了地方权力。在铁托的部队于1944年秋天和1945年春天先后进入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平原地区和大城市时，产生了伤脑筋的问题。来自山区的解放者，拿自己颇为重视的那种英雄行为和艰苦经历同那些在敌人占领下毫无作为的被解放者的消极状态作比较。而城里人则往往看不起山区人，认为他们是半开化的农民，永远不会理解复杂的城市生活。管理城市的人，一部分来自山区，一部分是敌人占领城市时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共产党时刻提防和控制着的非党专家。这些新的权力机构，能象战时山地解放区里的人民委员会那样具有代表性的为数极少。共产党政权在英勇奋斗的日子里曾经有过的那种自觉性和地方主动精神都迅速消失了。
这个革命政权的一个奇怪特点是，共产党尽管无可怀疑地控制着其他一切权力机构和“群众组织”，却一直是退居幕后的。同那些不是靠共产党人的行动而是靠红军的成功而得到解放的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截然相反，南斯拉夫共产党并不想引人注目，也并不花很大力气去发展大量新党员。报刊上简直不大报道党的活动。甚至连党机关的所在地也不公布。总之，共产党几乎就象当年遭受亚历山大国王政府迫害时那样行动诡秘。1948年南共同共产党情报局破裂时，这一诡秘作风也成了被指责的一条罪状。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人确实有可能认为，由于南斯拉夫共产党这样隐秘，它没有象它本来应该做的那样有力地活动。可是，这并不是事实。南斯拉夫共产党对人民阵线的控制，远比几个邻国的共产党对“群众组织”或对它们当时所属的“党派联盟”的控制牢固得多。
第二节 政治上的巩固
1945年3月联合政府的组成，至少在西方的舆论看来是铁托和国王彼得之间、苏联观点和英美观点之间的一种妥协。国王同意任命三个摄政——斯尔扬·布迪萨夫尔耶维奇博士（塞尔维亚人）、安特·曼迪奇博士（克罗地亚人）和杜尚·塞尔奈茨博士（斯洛文尼亚人）。政府中包括四个流亡回来的著名政界人士，即前塞尔维亚民主党领袖米兰·格罗尔，担任副总理；克罗地亚农民党的伊凡·舒巴希奇和尤拉伊·舒特伊，分别担任外交部长和不管部长；塞尔维亚农民党的瓦萨·丘布里洛维奇，担任农业部长。
可是实际上，这同波兰的解决办法相比，甚至还说不上是西方与东方、共产党人与流亡者之间的一种妥协。米科拉伊奇克回到波兰后，至少暂时能够重新组织他的农民党并举行群众大会。而回到南斯拉夫的流亡者，是决不能这样做的。他们可以用执政党联盟一分子的身分讲话，可以把自己说成是他们一度领导过的党的成员，也可以从他们党的纲领里提出一些符合人民阵线正式纲领的极广泛的民主原则的要点来。但是，他们不能重新建立他们的党组织或单独召开群众集会。他们抗议说，他们一直受到由共产党牢牢控制着的、无所不在的保安警察的钉梢。作为回敬，对方指责他们正在设法获得“战时通敌分子”和“反动分子”的支持。政府的选举法草案建议把一切犯有同敌人“主动或被动勾结”罪行的人统统剥夺选举权。格罗尔认为这条法律势将被广泛解释为把一大批实际上是爱国的、只是反对共产党的人都剥夺选举权，因此他在8月18日辞去了政府的职务。选举法于8月23日以三百七十票对十六票在临时议会通过。9月初，格罗尔同塞尔维亚激进党、农民党和社会党的领导人组成了一个竞选联盟，声称他将推荐一批反对政府的候选人。
与此同时，铁托表明他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解释他同彼得国王的妥协的。8月7日，这位元帅在人民解放阵线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极力主张废除君主政体。第二天，彼得国王从伦敦作出答复，把三个摄政“免了职”。他还呼吁“各伟大盟国”进行干预，下令推迟那时正准备在秋季举行的选举。国王的行动对南斯拉夫的事态演变进程丝毫不起作用，也没有引起各大国的任何反应。
9月间，据宣布外交部长舒巴希奇有病，不能进行原来计划的一次出国正式访问。几天后，获悉他已被软禁，英国大使想去看他而未获同意。10月8日，他和舒特伊一起辞去了政府职务。华盛顿半官方的评论认为，这是雅尔塔协议所产生的联合政府的告终，原先答应的关于自由选举的条件没有得到履行。但是，西方国家没有继之以采取任何正式行动。对舒巴希奇的辞职，铁托的答复是在10月13日报纸上发表一封信，他在信中指责舒巴希奇在玩弄手法，为外国干预南斯拉夫内政制造借口。这位元帅坚持说，他已经严格认真地履行了对舒巴希奇的一切诺言，并且按照三大国在雅尔塔会议后所提出的一切要求行事。
9月底，格罗尔获准出版一份持反对立场的报纸《民主报》。由于受到阻挠和暴力行为，使报纸的发行发生了困难，但它一直出版到选举的前夕（那时选举已定于11月11日举行）。10月间，又出现了一种持反对立场的报纸《人民呼声报》。这是克罗地亚农民党二十年代的领袖斯特潘·拉迪奇的遗孀出版的，目的是要反映该党的见解。报纸出版了两天就被禁止。在选举前的竞选运动中，反对党（格罗尔领导的塞尔维亚集团和克罗地亚农民党）既不能举行集会，散发宣传品，也不能同各地的地方代表联系。11月初，格罗尔在《民主报》上号召他的支持者抵制选举。英美两国政府发出照会，指出有显然违反铁托…舒巴希奇协议的情况。11月11日举行了选举。投票站上另设一只票箱，供投票人表示反对政府的意见，虽然这时已没有什么反对派的候选人名单可供投票者选择了。当时有一批英国议员，由K·齐利亚克斯带领，并且有几个曾经同游击队联系的前英国联络军官作为报纸特派记者，跟他们在一起，观看投票的进行，他们宣称并没有什么不正当行为。官方宣布的选举结果是百分之八十八点六的选民投了票，其中百分之九十点五投票赞成人民阵线。
11月29日，南斯拉夫全国反法西斯解放委员会纪念亚伊采大会两周年的那一天，新议会正式宣布南斯拉夫为共和国。
1946年1月31日，议会正式通过新宪法。这个宪法完全以苏联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为蓝本。公民权利义务的提法很相似。议会及其主席团的权力相当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权力。法院和检察官制度也是从苏联搬来的。地方政府机构是人民委员会。1946年5月25日另外颁布了一条关于规定地方政府职权的法律，清楚地说明，这些委员会的职能将同苏联的苏维埃一样，成为共产党控制的中央政府的从属工具。它们将相当于战时那些比较自发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委员会，犹如1936年的被阉割了的苏维埃相当于1917年时比较自发、比较有代表性的苏维埃。
南斯拉夫宪法与苏联宪法相比，一个最引人注目的、肯定地也是同外交政策最直接有关的相似之处是它的“联邦”体制。南斯拉夫共和国划分为六个组成“联邦”的共和国，相当于苏联的各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它们的苏联样板一样，南斯拉夫各个共和国的政府隶属于而不是平行于中央政府。事实上，宪法规定的体制并不是联邦，而是一种可以把某些权力下放给地方当局的中央集权制政府。而且，权力下放的实际价值是很有限的，因为各共和国政府都是由共产党控制的，而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这一行之有效的制度组织起来的。
尽管如此，“联邦”这种组织在政治上是重要的。新政权公开承认南斯拉夫是几个不同民族之家，这是战前历届政府所断然否认，或者很勉强地承认的，它们的臣民们很怀疑政府的诚意。新政权明确表示它要消灭一切基于民族血统或家庭宗教信仰而对个人的歧视。甚至许多不喜欢共产党组织政府的理论和实践的公民，还是对新政权在这一点上所表明的要制止那种严重损害了旧南斯拉夫的、具有破坏性的民族纠纷的决心，有着良好的印象。
六个共和国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门的内哥罗、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马其顿。塞尔维亚共和国包括一个自治区（相当于苏联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和一个自治省。后者是西南部的科索沃…梅托希亚地区，居民大部分操阿尔巴尼亚语。前者是伏伊伏丁那，其中包括斯雷姆地区、巴奇卡和巴纳特。斯雷姆在历史上原属克罗地亚，但居民是塞尔维亚人；巴奇卡和巴纳特在1918年前是匈牙利王国的一部分。在伏伊伏丁那的当地人口中，属于日耳曼族的那部分（约四十万余人）都已逃离或被逐，他们的土地给了从南斯拉夫较贫苦的地区迁来的农民。属于匈牙利族的那部分人（近五十万人）则许其居留，并答应他们享有同其他公民一样的平等地位。这一宽容的态度，同共产党支配下的佩德罗·格罗查博士的罗马尼亚政府所采取的态度相类似，同捷克政府的那种极端民族主义态度则成为显著的对照。对伏伊伏丁那两个较小的少数民族罗马尼亚人和斯洛伐克人也给予平等地位的保证。
克罗地亚共和国包括历史上著名的达尔马提亚和克罗地亚（斯雷姆不在内）。斯洛文尼亚同克罗地亚的边界一如以往。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都想从意大利取得领土，前者着意在威尼斯…朱利亚方面，后者则在伊斯的利亚方面。门的内哥罗要求另外成为一个共和国，是以历史传统，而不是以语言、宗教或民族上和塞尔维亚人不同为根据的。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自成一个共和国，对于一个无法通过划分政治边界以符合种族边界来解决的问题，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在波斯尼亚共和国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穆斯林三个民族集团相互保持平衡。这一解决办法，不能使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感到满意，每一方都认为这是对方为了要消灭他们而策划的。不过，人们也许会怀疑，即使报喜天使亲自出马，不知双方是否都能满意。
在所有的试验中，最有兴趣的也许是建立马其顿共和国。战前掌权的塞尔维亚政治家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过马其顿人不是“南塞尔维亚人”。可是，大家都知道，很多马其顿人都极其同情保加利亚，保加利亚长期以来以马其顿自治的口号来掩盖它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从1941年到1944年期间，保加利亚兼并了马其顿，使人们大失所望，因为索非亚政府当时毫不含糊地表明他们决不容忍自治。南斯拉夫共产党从解放战争一开始就抱着这样的看法，认为马其顿人既不是塞尔维亚人，也不是保加利亚人，而是一个不同的民族，必须在未来的南斯拉夫范围内有他们自己的自治地位。这个问题一度曾是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两个地下共产党之间的一个争论，但是，南斯拉夫的看法取得了胜利。铁托很快就把他的计划付之实施。他的行动非常不受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欢迎。这行动还引起了国际问题，因为从1913年起，历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