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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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个商人可以用这种方式消除障碍而作成他们两家商号之间的买卖，霍勒斯·威尔逊爵士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在白厅的劳工部里对私人雇员和雇主之间的某项争端进行排解，但是这种方式不能用之于希特勒。
诚然，张伯伦对希特勒的态度和意图所抱的这种见解，是关系到他的政府和他的国家的存亡，乃至世界的命运的，但他之受到责难并不是因为在判断上犯了错误，尽管十二年之后，在作者撰写本章的时候，缴获的德国官方文件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了这个判断错误确实是异乎寻常的。但是直到1939年3月14…15日的夜间，关于希特勒政策的底细，还是谁也没有摸透。张伯伦在这一点上的过错（而且肯定是一个严重的过错）是，在象这样一个公开的问题上，尽管各种可供选择的答案——其中包括那个后来被证明是真理的不祥的答案——在战前的那些危急的年代里已在举国上下积极展开讨论，他却对同自己意见相左的、不合口味的悲观见解故意视而不见，尽管坚持并且颇有说服力地阐明这些见解的人是在外交事务上的阅历与识见都远过于首相本人的那些英国政治家，以及在宪法上有优先权提请首相注意对外政策问题的官方顾问们。
张伯伦不仅无视和否决了这样有份量的不同意见，而且还凭着自认为是超级决断的个人信念去冒巨大的、不可原谅的风险。一个典型例子便是其中还牵涉有两位主要当事人的，不是别人，正是罗斯福和艾登。1939年2月21日，艾登在下院的辞职演说中提到他同张伯伦在一个与意大利无关的“极端重要的对外政策的决定”上有根本性的分歧。这个决定属于什么性质并没有透露，但是到了这一年的5月，一家纽约报纸刊载了美国驻伦敦记者约瑟夫·德里斯科尔的一篇文章，说张伯伦和艾登曾在对美关系问题上意见不一致。6月20日，张伯伦在议会里拒绝提供任何有关他和艾登发生争执的消息，只是过了很久以后，事实真相才为大众所知晓。其事如下：
1938年1月12日，艾登正在法国，伦敦收到了罗斯福的一份电报。罗斯福就邀请某些国家的政府代表到华盛顿共同探讨国际局势恶化的根本原因的一项建议，征询英国政府的意见。罗斯福暗示，如果，但只有如果该建议得到英国政府“热诚赞同和全力支持”，他才会接着采取他设想中的下一个步骤，那就是向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政府提出同样的建议。艾登还没有回到伦敦，张伯伦就发了一封回电给罗斯福，建议推迟所提出的行动，因为它可能影响英国政府正在为同德、意达成一项协议所作的努力。张伯伦特别提到，他准备对意大利的占领埃塞俄比亚给予法律上的承认，作为一项总解决办法的一部分。罗斯福鉴于英国政府有举行直接谈判的打算，于是在1月17日的一封信中同意推迟行动，但借此对所说承认征服埃塞俄比亚一节表示严重关切。
此时，艾登已于1月15日回到伦敦，听到了张伯伦照会的措词，感到非常不安。他运用他的影响在内阁会议上促成向华盛顿再度发电。在1月21日的电报中，对罗斯福总统的倡议表示热烈欢迎（尽管对建议的步骤有所怀疑），并比较详细地阐明英国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的态度。然而，这些电报中比较热诚的调子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即罗斯福所要求的“全力支持”显然不能指望从英国政府得到了。
这一事件没有（在那个时候也显然不能）作为艾登提出辞职的原因来公诸于众。但这一事件使艾登深信他和张伯伦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他已无法继续留在张伯伦政府里了。当时的英国首相事先不同自己的外交大臣磋商，便断然拒绝美国总统的一项重大提议，这实际上是将他对其利益负有最高责任的这个国家的命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及其余人类的命运——押在他个人自以为是地作出的对希特勒的真正品格和意图的胡乱猜测上。除非能够绝对肯定希特勒是一个真正善良而信实可靠的人，才能证明当时处于张伯伦地位的那样一位英国政治家对美国总统的这一“重大步骤”泼上“一盆冷水”是有理由的，这盆“冷水”有效地使罗斯福引导全体美国人民追随他的行动陷于停顿，因为他们对当时国际现实如同张伯伦本人一样茫无所知，而追随罗斯福奉行的政策便会在国际天平上把具有美国巨大潜力的决定性筹码投入和平的一边。张伯伦方面要是作出赞同的答复，就会使“美国的巨大力量卷入欧洲事务，不论是多么尝试性的”。后来公布的德国会议详细记录表明，希特勒早在193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前夕已经作出了决定，也就是罗斯福的建议送达张伯伦之手的两个月之前，这证明了丘吉尔的批评是对的：“我们必须把这一回拒绝——因为它确是拒绝——认作是丧失除战争外拯救世界免于暴政统治的最后一线希望。”
如果张伯伦对希特勒的目的的理解是无可辩驳地正确的话——而不是象一向所遭到的猛烈抨击并终于被揭露出来的事实真相驳斥得体无完肤那样——那末，在这一前提下，他为自己的政策作有力的辩护无疑是可以提供考虑的。首先，希特勒所说的目的是确保所有境外毗连地区操德语并具有德意志感情的人民在政治上并入第三帝国，如果始终设想希特勒的目的确在于此，而且仅止于此，只是为了这一目的的缘故，而不是把它作为达到进一步的无耻目的的踏脚石，那末，站在公平的立场上看来，似乎也是言之成理的。而且，希特勒接着采取的步骤是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并入第三帝国，这虽然已经明显违犯了各项条约义务，并已（即使根据最宽容的判断）构成破坏世界和平的极端不负责任的冒险行为，但也还有情有可原之处，其理由是：德国由于长期和痛苦的经验，发现自己无法通过任何守法的、安全的或文明的常规取得在它看来明明是公平的待遇。同样地，在世界裁军会议注定要失败这一点已经明确以后，还要坚持德国应继续处于解除武装状态，这似乎也是不合理的。
而且，还有在这些事件上的强烈论争，即反对为维护法律上的明文规定而执行国联盟约所施加的制裁。在英联邦本身就有一个以史末资将军和洛西恩勋爵这样的著名人物为代表的思想派别，他们在这个有争议的问题上认为集体安全结构实际上已经行不通了。例如，已很清楚，现代战争的影响趋向于不可估量地扩大大国和小国之间的悬殊，不管小国加在一起数量上多得怎样可怕，而集体安全这一结构单靠它们还是难以运转的，而且这些小国必然胆小伯事，不敢采取主动去反对强大的侵略者，因此事实上制止侵略战争的担子实质上必然要落到日益减少的几个大国身上。而在世界诸大国中，德、意、日和美国已无庸考虑，而苏联又是联合王国中持保守意见的人所怀疑的一个未知数。因此，在英国保守党人看来，什么都得靠英法两国，这就是说，两国必须步调一致，或者说，如果其中一国退缩不前，另一国务必跟着照办，因为它们任何一国都不可能独力承担一项在当时的国际力量集结的形势下即便是两国共同努力也可能是难以胜任的任务。即便是一位热情而忠诚地支持国联的人，他也可能感到，由于其成员国在1935…1936年未能将维护国联盟约以反对意大利的努力坚持到胜利，国联已被扼死了；而张伯伦本人是曾经把这件事看作是一块试金石的，这从他本人在1935年12月9日和1936年6月10日之间的完全相反的态度中可以看出来。12月9日，他和保守党内阁里的同僚一起劝说塞缪尔·霍尔爵士辞职，而在6月10日，他却嘲笑主张继续对意大利实行制裁的意见是“极度的疯狂”。
人们确实有理由认为，埃塞俄比亚事件的考验证实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为管理国际事务而建立起来的体制这时已经不能正常行使了。这时存在着真正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在这种令人绝望的情况下，张伯伦奉行的政策也自有其限定的立场，即在那三个侵略国如今都已与国联断绝关系之时，他决定不再迂腐地拘泥于凡事必经国联的做法来束缚自己的手脚，而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来劝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他坐到谈判桌上来，向他们说清楚，如果他们愿意通过会谈方式达成一项和平交易，而不赤裸裸地诉诸武力，他准备做到公正的最大限度，甚至还可能有所超越，以表示他力图满足他们的要求的诚意。然而侵略者和西欧国家之间在国联范围之外举行圆桌谈判，就事论事，虽则显然有其价值，但这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因为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危险是不能通过给欧洲政治家们的一次会议贴上个非日内瓦的标签，便能烟消云散的。英法在会议桌上将与之对抗的仍然是同一帮咄咄逼人的敌手，在没有希望获得美国支持的情况下，无论如何是打不出几张硬牌的。
国联已告失败的原因是，没有足够的武力来作为实施盟约的后盾；即或有之，也没有足够的决心去使用它。铁一般的事实证明，用经营银行业的原则来实施集体安全制度是行不通的。在银行业务中，负债超过资产可以有一个安全的差额，那是正常的，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可以预计债权人不会都在同时提出偿付要求。国联之所以不起作用，是因为没有人把它的义务全部承担起来；如果说，由于张伯伦的远见卓识，才看出了国联存在这个弱点，那末，他就更没有理由闭眼不看同样的原则必然更加要支配一场没有掩饰的实力政治游戏这一事实。前日内瓦时代耍旧外交的人从不允许他们自己——或彼此——忘记（把克劳塞维茨的名言倒过来说）“外交是另一种方式的战争行为”，他们进行会谈时心中总是明白，作为最后一着，决定的因素不是公正或道理，甚至也不是和平的从业人员要做成一笔交易的共同愿望，而是军备——其中最强有力的（至少在发明原子弹以前）是强国枪炮的结盟。
对张伯伦政策的中肯的批评不是他为现实政治而牺牲了他人的理想，而是他为他自己的理想而牺牲了现实政治。尽管到1939年3月15日为止，张伯伦政策的反对者可能还未能证实他们的看法，即希特勒的目的是不折不扣地企图统治全世界，但在张伯伦方面，也同样不能证明他本人的相反信念，即希特勒只抱着有限的目的，可以通过和平协商予以满足，而又不会对第三方面公然招致不公正（希特勒可能对英国本身抱有居心叵测的阴谋，首相在1939年3月15日以前也许根本就见不及此，看来他1939年3月17日讲话的某几段已表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一个有气派的国家里，一位前日内瓦时代的政治家也会认为他有责任接受在军事实力方面进行竞赛的挑战，而这种挑战是在两大战之间的时期里，这三个侵略国家长期来一直在向它们的爱好和平的对手提出的。但是张伯伦不敢面对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际角逐场上，是不能用止痛的方式去应付竞赛的。他把脑袋埋进沙子里，迟迟不在自己方面重整军备，而让希特勒在没有遭到任何反对的情况下攻占一个又一个阵地——时而奥地利，时而苏台德区——这些也许不过是本该属于德国的合法土地，但也很可能同样是对征服欧洲和世界的一次进军的决定性战略要地。
事实表明，张伯伦虽未失去一位理想主义者的荣誉，但作为一位现实政治家则是站不住脚的，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他的拥护者却仍然企图（也许有欠明智）为他的现实政治家资格辩护，说是他的政策为英国赢得了足以重整军备所需要的时间，从而避免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时被击败。但事实上似乎并未赢得时间，因为英国的重整军备姗姗来迟，当它终于以涓涓细流开始的时候，德国重整军备的洪流已经滚滚而来，从未稍有节制，以便让英国的小溪慢慢涨满，从而缩小两者间的悬殊差距。总之，如果这便是张伯伦政策的主要动机，那他就该受到严厉谴责，因为他没有向他的国人发出家已处在危急之中的警告，没有在联合王国国内政治中把重整军备作为一个信任问题提出来，没有在希特勒玩火的早期尚易扑灭的时候及时制止他，尤其是张伯伦不愿意——直到1940年6月以法国战败而告终的“假战争”结束时他还不愿意——“全力以赴”地进行军备竞赛。希特勒在幕尼黑以后对英国有节制地开始重整军备所显示的愤怒之情，已溢于言表，这说明了英国如果在早些时候以重新武装反击德国的重新武装，就有可能在1939年3月以前的某个时候激起希特勒摘下他的假面具。其时，希特勒虽已毫无阻拦地接连占领了若干战略据点，但还不曾据有象他后来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所取得的那种支配地位。如果有人回答说，希特勒就会在那时那地立即以进攻英国作为报复，那末对这种回答的反驳是：力量对比在许多阶段仍然有利于西欧国家一方，但不可能有任何阶段英国会发现自己在同纳粹德国作战中处于较之1940年更不利的地位。
然而，对英国会被德国的武装力量压倒这一点，张伯伦似乎并不怎样担心，他在其任期内始终固执地低估了德国的军事实力。因为，他本人从不全力进行重新武装英国，却又在1938年9月22…23日戈德斯贝格会议以后考虑可能要同德国打仗，对德国越过布拉格再向前推进拼命进行阻挠——1939年3月30日他给波兰一项英国的保证，并于1940年4月5日，即“假战争”的最后几天，公开发表意见，说德国已经“失掉了机会”。
毫无疑问，英国国内党派政治的舌剑唇枪——也象不愉快的绥靖时期一样，用上了英国罕见的刻毒语言——是使一项经不起风浪的政策不明智地维持下去的因素。张伯伦和他的保守党的伙伴们，从他们方面说，他们是被他们的反对者的那种可恼的而且在他们看来是卑劣的古怪行为粗暴地搞得分了心。那些昨天还在骂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还在鼓动进一步裁减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