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6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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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时曾提供了一些应急的物资，此外还有美军留下的剩余物资等等。法国获得七亿二千万美元的贷款（进出口银行的贷款除外），以购买上述物资；苏联获得三亿六千万美元贷款以支付租借法的剩余物资；其他国家所获贷款较少；荷兰从进出口银行获得三亿美元贷款，荷属东印度群岛获得一亿美元贷款，比利时获得一亿美元贷款。
加拿大虽然从一开始就参战，但它度过了战争时期，还有多余的生产能力，并对战后欧洲的迫切需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它除了对英国提供十二亿五千万美元的贷款外，还对法国贷款二亿四千万美元，对荷属东印度群岛贷款一亿四千万美元，对比利时贷款一亿美元。
这些贫困国家的需求具体表现为国标收支逆差。国内不能供应的物资，它们就取之于国外，由此带来了因入超而造成的日益沉重的外债负担。但需求本身并不就能自行取得物资供应。要使需求兑现，就必然涉及到购买力问题。
一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不一定是该国需求的真正尺度；它也许倒是不节制的货币政策的症候。战争留下了一笔无法避免的通货膨胀遗产。由于经受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得到了教训，财政部长们和货币主管当局警觉到了这一危险。岁入和真正从储蓄得来的贷款不可能完全弥补战事的开支，其缺额只能由银行增发的货币来填补。政府则通过物价管制来尽力抑制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趋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作的努力相比，这一权宜之计获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在战争条件下，有可能对民间消费和使用的物资供应加以限制，而战争本身确也需要这种限制。如果不管制物价，那么限制物资供应将会加剧通货膨胀性的物价上涨，但是，由于对物资供应和物价都进行了管制，那么货币的支出自然受到了限制，因为缺乏用货币去购买的东西。多余的货币必然无法花费。
欧洲只有匈牙利和希腊两个国家的货币遭到彻底的崩溃。其他国家则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的祸害。比利时解放后于1944年10月立即设法对付这一威胁，它采用了强制性的贷款办法去消除一大部分通货和银行存款。荷兰、挪威和捷克斯洛伐克于1945年采取了同样的手段来消除各自的多余货币。
英国和美国在战时都实行了物价管制，战后也继续管制。但是美国于1946年6月要延长物价管制法时遭到了反对，所以管制大为放松，到那年年底实际上已取消了管制。
结果是：爆发通货膨胀的潜在力量被释放出来了，物价跟着上涨并持续了两年以上。由于英镑同美元保持固定不变的汇率（一英镑换四点零三美元），美国的物价上涨便扩散到英国，英国尽管实行物价管制，仍然感到了通货膨胀的趋势，随着物价的上涨，美国给英国的贷款所能购买到的物资也就减少了。这笔贷款直到1946年7月才由国会批准，而那时美国物价的上涨已经影响到英国的进口货价格。到1946年底，当英国仅动用了这笔贷款中的六亿美元时，美元的购买力已较一年前缔结贷款协定时下降了百分之二十，而且还在继续下降。因此，原来认为这笔贷款是够用的，而实际上则不够用了。
美元为所有各国提供了一个规定汇率的标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会员国的外汇平价应以黄金或美元来表示。以美元作为外汇平价的基础不过是认可那个行之已久的惯例，而黄金只不过是按照美国一盎司黄金值三十五美元的价格成为美元的等价物而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46年12月16日首批公布的外汇平价表就是以美元为基础规定汇率的，而其中大多数平价在战争时期就已实行了。
任何国家如果必须作出努力以维持其货币的外汇率，那么美元购买力的下降就减轻了这项任务的艰巨性，该国可以容许有一点通货膨胀，而不至于危及它的外汇平价。
法国和意大利在军事占领之下，不得不忍受通货膨胀的后果，两国都感到无法采用物价管制的办法来抑制通货膨胀的趋势。法国不能维持在解放时所采用的五十法郎兑换一美元的汇率，于是在1945年12月把汇率改为一百十九点一个法郎兑换一美元。这就是它通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外汇率，但是到了1948年1月又得再次把法郎贬值。意大利象法国一样，不得不放弃战时的汇率。1946年1月，官价汇率已从一美元兑换一百里拉提高到兑换二百二十五里拉，但即使这一汇率也不能维持下去。在意大利，对于不同的交易规定了几种不同的汇率，意大利并未能遵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规定的条件。
在欧洲以外，战争也同样造成了破坏性的经济后果，但是不同的国家所遭受的损害是不同的。中东所遭受的直接破坏比较小。埃及遭受过入侵，但是几乎整个北非的战事是在沙漠地带进行的。埃及同其他中东国家乃成为物资供应的重要来源。在埃及基地上的英军和盟军开支庞大，因此埃及、巴勒斯坦以及其他毗邻国家积累了英镑余额。在战时条件下，这些国家的进口被限制到最低限度。这笔货币不能用来购买商品，它的持有者也不愿将货币冻结在证券上。结果积累了大笔货币，等待花费，而且相应推迟了这种花费。这笔货币的一部分分别以各有关国家本国的通货形式掌握在私人手中，货币主管当局（埃及国家银行、巴勒斯坦通货管理局等等）拥有的英镑是这些通货的后盾，另一部分则以英镑的形式掌握在相当多的商人手中。
因此通货膨胀的压力是强大的，有关国家企图以物价管制的办法来加以控制，然而所取得的成就却比英国小。由于它们拥有英镑作为多余通货的后盾，这样就把通货膨胀的压力又转嫁到英国，加剧了英国通货膨胀的趋势。
印度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印度从1942年到战争结束一直都存在被入侵的危险，防务支出沉重。但是印度也是中东和东南亚地区英军和英联邦军物资供应的重要来源，所以它积累的英镑余额达十亿英镑以上。
远东是几个主要战场所在地。中国自1931年以来就同日本发生冲突，而从1937年起同日本激烈作战。整个东南亚或被日本占领，或者至少也是在它的控制之下。那里遭到了同欧洲一样的破坏和经济情况恶化的悲剧。
除中国外，联总所给予亚洲的援助是微乎其微的。各个殖民地由它们的宗主国负起责任，可是这些宗主国所能分让出来的只不过是它们业已枯竭而负荷过重的资源中的很小部分。由于中国重新爆发内战以及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缅甸和马来亚各国出现的国内混乱，恢复工作的进程不久就受到阻滞。
然而那些按照原始方式组织起来的农民社会，其恢复能力是颇为显著的。农业由于能够自给自足，一向不依赖机械化设备，所以能够依靠自身的努力，采用惯常的简单的生产方法来进行恢复。
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锡矿开采已经减少到很低的水平，但是锡是非常重要的产品，可以吸引资金来重建已被破坏了的工厂。另一方面，日本的制造工业不仅遭受到破坏，布局被打乱以及原料缺乏，而且失去了市场，所以1946年的产量只有战前的五分之一，而在随后的岁月里进展也极缓慢。
第二章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引言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联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创建的组织之一。这个组织一开始就打算成为临时性的，而且在那些非永久性的组织中，它也是比较短暂的一个。可是联总在这类组织中很突出，因为它虽是临时性的却并不短命。创建这个组织的思想本身就是历史上的一个新的起点，联总成功地把这一思想变为行动，也是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联总业务结束后五年多的1954年，我们可以相当有信心地预言，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临时性组织，今后还会三番五次地被人们提到。而联总在其短暂的活动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和所取得的经验，使未来的政治家在遇到类似任务时，将仍然会对它发生实际的兴趣。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内，联总经历了酝酿、诞生、活动与解散的过程，当时地球表面上凡有人居住和可以通行的地方，已由于近代西方技术的惊人发展而联结成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人类在技术方面实现世界规模的联合，这一成就，已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其结束以前终于确实达到了全世界范围的事实所证明。可是这个令人伤感的事实，也证明这样一个真实情况，即这一代人虽然为了贸易和战争的目的而已经有效地联合起来，却还没有做到四海一家。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迫切需要刺激了一种残忍的技术发展而发明原子武器时，人类显然已进入了一个不断遭受自我毁灭的危险时期，要避免这一危险，就得在全球因技术上的联合而组成一个单一战场之后，使全人类在道德上联合成一个单一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怀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情从事活动。
联总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它向人类力求达到的当前这个非常迫切的目标，迈出了值得注目的一步；创建联总的决定，犹如发布了全人类在道义上团结的宣言；这一宣言之所以给人以更深刻的印象，是由于它不是一纸具文，而是一个实际的行动纲领。尤其是，成立联总所要进行的活动已卓有成效地展开了，它通过那些虽遭受战争但损失较小而能提供援助的其他国家的人民自愿慷慨解囊，对经受战争而需要援助的一些国家的人民进行了救济。
在联总的工作中，一批相对地说比较富裕和有力量的民族，有意识地担负起对遭受战争摧残的国家的更为不幸的人民进行善后救济的责任，有组织地满足仍然活着的整个一代人的需要，而不管他们的种族、宗教和文明如何。例如，联总既向以大米为主食的人类半数提供救济，也向以面包为主食的人类的另一半提供救济，虽然世界范围救济事业的创始人以及当时掌握军事和政治局势的一些人全都属于吃面包的那一半，虽然他们为了要救济吃大米的民族而不得不对自己这一半人类必需的食品消费实行严格的配给。
这种乐善好施的美德当然并不是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闻的。过去，当一些社会遭受了诸如战争、饥荒、洪水或瘟疫的摧残而处于紧张状态时，常常得到遥远地区私人的施舍，甚至一些国家的政府偶而也仿效其臣民的这种美德——例如，在公元前227年的古希腊世界，一些政府对遭受地震破坏的罗得岛上的居民就竞相进行救济。联总的新特点是，在这个二十世纪中叶的国际组织里，当时存在的绝大多数政府都相互合作，为全世界遭受苦难的各族人民提供善后救济。事实上联总已成为未来遍及全世界的福利国家的无庸置疑的先驱；而且，虽然它不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遗留下来的黑暗中的一次短暂的闪光，但它确实铺设了一条照明跑道，如果人类要使自身免受它自己的专门技术目前所造成的毁灭的威胁的话，就得沿着这条照明跑道所指的方向前进。
第一节 联总的起源
（一）关于需要成立战后救济组织的早期认识
联总是……对于当前联合国这一世界合伙组织及有关政府有无能力达到和平时期目标的首次重大考验。它是自由人民为培育有效的协同工作习惯而作的第一次大胆尝试。现在临到我们大家来证明，世界上的国家，不仅为了战争与破坏，而且为了互助与医治创伤，能够联合起来从事公益活动。这样，在和平方面所赢得的胜利，将不亚于战争的胜利。
首先预见到“善后救济”的需要并加以详细说明的，是英国经济作战部，这是一个专门扩大敌国经济困难的部门。1940年8月，封锁已扩大到整个欧洲。当时，人们对这样一个问题相当怀疑，那就是流亡在外国的盟国政府及其为盟国事业服务的人民（特别是挪威的海员）将如何对待他们在敌占区的家庭和人民所受到的封锁威胁。因此，人们感到，在封锁的同时应当发表一项宣言，说明欧洲一解放就可获得食物供应，英国政府并将为此而建立储备。必须记住，此时美国还仍然是一个“中立”国家。
与此同时，贸易的停顿引起了或者将会引起物资过剩的问题。过去出口到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丹麦、挪威、法国和中欧的粮食与原料不再能找到正常的市场了。因此生产国看来似乎要有大量的存货积压起来，从而给生产者带来苦恼。由于缺乏运输船舶，这些困难又进一步加剧了。
过剩问题影响了英联邦的许多国家，影响了法国的非洲殖民地（它们已同戴高乐和“战斗法国”同患难，共命运）以及比属刚果。这也是南美国家所关切的问题。1940年7月在哈瓦那召开的美洲外交部长会议，讨论了一些措施，将那些对于美洲的共和国具有重大意义的积压商品进行临时处理和有组织地销售。
英国于1940年8月成立了政府剩余物资输出委员会（主席是下院议员阿瑟·格林伍德），还成立了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委员会，由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爵士（经济作战部大臣）担任主席。这些委员会所面临的问题是：（1）如何使过剩问题同战后欧洲的救济工作协调一致起来，（2）探讨同美国合作的可能性。美国当局对于当时向它进行的试探所作出的反应是令人失望的。它似乎倾向于特别救济措施的想法。
因此，联总的筹备史可分为两个阶段：（1）1940年8月至1941年9月（圣詹姆斯宫会议）——物资过剩时期；（2）1941年9月至1943年11月（联总协定签字时期），这时已是物资匮乏而不是物资过剩了。到了此时，政府有关“过剩与救济”的工作也已从经济作战部移交给贸易部了，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委员会则更名为战后商品政策与救济委员会。在1940年8月（这是联总筹备史的起点），正在考虑中的过剩物资有花生、干椰肉、椰子油、棕榈仁、棕榈油、棉子、亚麻子、蓖麻子、小麦、玉米、大米、肉类、牛、皮革，糖、咖啡、可可、胡椒、香蕉、棉花、剑麻秆、铜和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