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6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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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会员和各道人民委员会的赞同。这些新的条例作为“第二十五号法令”颁布;新条例规定了八小时工作日制,规定了每天的粮食定额和标准的工资级别,又规定了假日,并禁止使用重工。7 月,正式给予妇女以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权利。这样,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在法律上得到了改善,但在实际上,却受到独裁主义的控制,这种控制否定个人真正的、基本的人身自由。
(二)教育
正如在朝鲜生活的每一个其他重要领域中一样,南朝鲜和北朝鲜在教育领域中也推行了截然不同的政策。在甫朝鲜,着重个人的创造性、思想自由和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在北朝鲜,则着重组织化、顺从和一致接受共产主义的说教。在南朝鲜,为了取得教育民主,学校尽快地开了学,并将学校置于由朝鲜人担任的教育总长的监督之下。用朝鲜语来代替为人们所憎恨的日本语,并且尽快地编写和印刷了新的课本。虽然由于缺少白报纸和没有一个标准的拼写体系,课本的出版推迟了,但到1946 年8 月已印发了三百万册。这个数字在两年内就上升到一千五百万册。还出版了一本字典,为怎样以拼音文字书写表意文字定出了规范,汉语的古典作品也用这种拼音文字重新印刷了。虽然学校房屋和设备都很少,但到1947 年4 月,有将近二百五十万学生上学。还有,全国教育计划委员会制定了一项全面的教育计划,该计划在朝鲜历史上第一次设想了普遍的义务教育。这些成就是在开始时遇到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些成就有力地证明了朝鲜人和占领当局都迫切希望按照民主的路线在南朝鲜建立起一个教育体制。在汉城国立大学成立的第一年内,教授旷职,学生罢课,大学教育发生了困难,但这种困难和中、小学教育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要不是由于朝鲜战争打断了这一计划的实施,那末到1952 年时,学校的设施将能使南朝鲜实现普及教育了。
在北朝鲜,共产党在第一年就实行了他们的教育计划。学校开学了,建造了剧院,出版了四十种报纸,有六家广播电台播音。这一切宣传工具都鼓励朝鲜和苏联之间的文化交流,并对过去和当前发生的事件都按照共产党的说法作了统一的解释。北朝鲜人被邀去苏联,作有人引导的旅行,苏联历史被列入北朝鲜教育的课程表中。用小说、报纸和广播来宣传革命思想。虽然北朝鲜的教育体制是由朝鲜人掌管的,但在教育过程中不允许对共产党的说法或观点有任何变动。
(三)公共卫生和福利
如果不提一下在公共卫生领域内所做的杰出的工作,那末对占领南朝鲜后产生的结果所作的任何论述都是不完全的。在1946 年仲夏,军政府发现它面临着霍乱病广泛流行的问题。老百姓在当地得不到防止霍乱的血清,但是这种流行病还是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到3 月24 日为止,报告的病例共有一万零六百四十八起,死亡人数共六千八百九十四人。这种流行病最后在11 月份被遏止,这时,病例已达一万五千六百十五起,死亡人数达到一万零一百九十一人。由于为下一年制订了详细的控制计划,避免了流行病的再度发生。先是主要港口城市的居民,随后是其他大城市的居民,最后是内地的居民,都接种了预防疫苗。这样,朝鲜的公共卫生官员直接学会了如何控制一种危险的疾病和防止流行病。
第八节 美苏谈判的破裂
联合委员会由于在朝鲜人的言论自由权问题上意见分歧,在1946年5 月体会;休会以后,在美苏司令官之间偶尔有些信件来往。霍奇和契斯季亚科夫都提出过各种建议,作为重新召开联合委员会会议的基础。苏联司令官在1946 年11 月26 日提出了下列建议:1。 委员会必须与那些完全拥护关于朝鲜问题的莫斯科决议的民主党派和组织进行磋商。2。 这些党派和组织的代表,如果曾积极地表示过反对莫斯科决议,那就不得被提名参加磋商。3。
这些党派和组织不得在委员会的工作中反对莫斯科决议,也不得唆使他人反对。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委员会的成员在经相互同意后将决定哪些党派和组织不得参加磋商。
霍奇在1946 年12 月24 日的回信中,提出如下的修改意见:1。 凡在第五号公报的宣言上签过字,保证拥护莫斯科决议并保证与委员会协作以实现该决议的党派和组织,都有资格参加磋商。2。 朝鲜的党派和组织可以推选其自己的代表,但是联合委员会的成员在经相互同意后可以要求调换被他们认为是反对执行莫斯科决议的代表。3。 任何个人或组织,一经签署第五号公报的宣言,就不得激起或煽动他人反对联合委员会,反对四大国,或反对莫斯科决议,否则将被排除,不得参加磋商。
正如上文已提到过,这一行动只是进一步激起了南部的反对托管制度的活动,这一活动在临时议院通过关于反对托管制度的决议时达到了高潮。②后来,霍奇向朝鲜人民详细地解释了莫斯科协定的目的以及联合委员会和美国所要达到的目标。发表了一系列的报告,希望纠正朝鲜人的错误观念——
他们错误地认为联合委员会的目的是修改莫斯科协定,而不是贯彻这个协定。当美国人解释说四大国共同托管可能是使朝鲜不经过内故而统一起来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时,朝鲜人对这个论点并不信服。除了共产党以外,南朝鲜所有的党派都狂热地反对托管制度,他们的一切政治思想都带着反对托管制度的色彩。同样明显的一点是,美国司令官和苏联司令官无法解决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
下一个试图解决朝鲜问题的步骤是由美国国务卿马歇尔采取的。
1947 年4 月8 日,他向莫洛托夫建议,美苏两国应“在尊重自由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的基础上”同意重新召开联合委员会。莫洛托夫在4 月19 日作了答复。他借此机会为联合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在与哪一些党派和组织磋商的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辩护,同时赞扬了苏占区的“广泛的民主改革”。他建议在5 月20 日召开联合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他进一步提出主张说,会议应在“确切地贯彻关于朝鲜问题的莫斯科协定”的基础上举行。当马歇尔要求他从自由发表意见和言论的权利的角度来进一步澄清他这句话的含义时,莫洛托夫同意在霍奇12 月24 日的信中所提出的建议和修改意见的基础上重新召开联合委员会会议。
因此,由于苏联外交部长的这些保证,联合委员会的第二轮会议在汉城着手准备。会议在5 月21 日(朝鲜时间)开始;两星期内,在想要与联合委员会磋商的社会组织和政党所应采取的做法、程序和时间表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会议的结果在6 月12 日的第十一号公报中发表。②这份公报发表了莫洛托夫和马歇尔在5 月7 日和13 日的往来信件,作为联合委员会在讨论这个棘手的问题(即与朝鲜人磋商的问题)时的新的职权范围。公报登载了朝鲜人要参加磋商所必须签署的那个宣言。公报还陈述了要求各党派和社会组织遵守的程序。它要求对下列问题作出回答:关于临时政府的机构和原则的问题,关于政治和经济政策的问题,关于最适合朝鲜的社会和法律结构的问题。
在此后的两周内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共收到了北朝鲜的三十八个团体和南朝鲜的四百二十二个团体要求参加磋商的申请。联合委员会与朝鲜代表于6 月25 日在汉城,7 月1 日在平壤,分别举行正式会议。原商定于7 月5日与经双方同意的名单上的党派和组织的代表进行磋商。然而,在联合委员会开会讨论应同意哪些党派和组织有资格参加磋商这个问题时,立即就出现了分歧。7 月10 日,苏联代表提出要求说,南朝鲜参加磋商的团体的数目应从四百二十五个减少到一百十八个,这样就造成了僵局。他提出这个要求,是基于这样一种论断:许多预定要参加磋商的团体并非真正的社会组织,并不支持莫斯科协定。而且,他强调其中有几个团体是反托管委员会的成员,因此不可能成为莫斯科协定的真诚支持者。
美国代表布朗将军坚决反对苏联的要求。首先,他强调指出,这样做违反了莫洛托夫所作的保证;莫洛托夫曾说,仅仅在口头上反对莫斯科协定或者反对托管制度,不能作为被宣布没有资格参加磋商的充分根据。美国认为,除非某些个人或团体被控告确实曾有煽动别人反对的行为,否则,就不应当排除他们参加磋商。其次,第十一号公报已经得到双方代表团的认可,美国代表团不同意对这个公报重新进行解释的修正案。美国方面也认为,既然双方早已一致决定,要把任何朝鲜的个人或团体排斥在磋商之外必须经过双方同意,那末,如果接受了苏联的要求,将会产生一种后果,即把任意否决的权力授予委员会中双方代表中的任何一方。在整个7 月份剩下的日子里,委员会举行的会议全都用在辩论这个问题上。苏联代表团退回到它一年以前的立场上去了。斯蒂可夫强调说,退出反托管委员会是参加磋商的一个必要条件。他还试图把磋商局限于至少拥有一万名成员的那些组织。7 月22 日,他争辩说,绝大多数的朝鲜人都赞成彻底履行莫斯科协定,那些反对这个协定的人正在拭图剥夺朝鲜人民的民主改革和他们的政治权力。他固执地坚持这一立场,尽管许多曾依附于反托管委员会的党派早已在支持莫斯科协定的宣言上签了字,并且特别写了一封信保证在建立临时政府这一问题上同联合委员会无保留地合作。关于托管问题,他们坚持自己有权表达反对任何“侵犯朝鲜国家主权或干涉朝鲜内政”的措施。
在这段时间内,美国人坚决主张朝鲜人应该有权陈述他们的观点,不管他们反对托管制度,反对莫斯科协定,或反对任何其他决定。同时,美国人建议苏联人和他们自己在各自的区域内分别同朝鲜各党派进行磋商,试图以此来打开委员会工作的僵局。美国7 月29 日的这个建议,以及后来对这个建议的几次修改,都被俄国人拒绝了。既然在委员会中已经明显地不可能达成协议,苏联代表团就充分利用这种形势来达到其宣传的目的。8 月2 日,斯蒂可夫开始发表一系列冗长的声明,把联合委员会未能就成立临时政府和促进朝鲜独立的问题达成协议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布朗将军则发表反声明作为答复,他指出,苏联人的责备是不公正的,并阐明了美国的立场。苏联采取策略,要阻拦那些反对在朝鲜实行托管的朝鲜人参加与委员会磋商,其真正的意图是在于增加左翼党派和团体在代表方面的比重。由于北部人口只占朝鲜总人口的大约三分之一,因此,只有限制南部的代表人数,才有可能使对共产党友好的或由共产党控制的团体的代表达到百分之五十。
到8 月中旬,美国已决定,朝鲜问题无法在联合委员会中得到解决,必须重新在政府一级讨论。因此,马歇尔于8 月12 日写信给莫洛托夫,提到他们先前曾同意委员会应在7 月或8 月提出工作进展情况报告这件事。马歇尔指出,委员会中的双方代表团都感到,在与朝鲜各党派和组织广泛磋商这一问题上无法达成协议,尽管莫洛托夫早些时候已接受了一种本可使这种磋商成为可能的方式。因此,为了避免迁延时日,美国政府希望,最迟在1947年8 月21 日,联合委员会应就对这个问题讨论的情况提出报告,使两国政府可立即考虑应采取哪些进一步的有效步骤来建立一个能在联合国内占有恰当位置的独立、统一的朝鲜。
与此同时,美国代表团向委员会提出了四项建议。其中第一项是:口头协商应予取消;各党派和组织对于它们所收到的调查表所作的书面答复应作为协商的基础。第二项是:委员会应向四大国提出建议,立即举行普选,选出全国立法机构和其他重要岗位的成员。第三项是:第二小组委员会应为临时政府起草一份临时宪章和一个政治纲领。第四项是:第三小组委员会应被授权制订一项计划,来选出新政府中应予任命的人员,并使现存的北朝鲜和南朝鲜政府合并为一体。
联合委员会中僵局的持续,使南朝鲜的美国司令官产生了一个困难的安全问题。为了在委员会的第二轮会议期间创造一种尽可能公正的气氛,霍奇曾下令禁止反对联合委员会或反对托管原则的公众示威。当联合委员会中出现僵局,苏联代表团坚持只有那些对共产党友好的组织才能参加磋商时,美国司令官就解除了禁止南朝鲜群众示威的命令。禁令一解除,就发生了一系列的暴动和一场反共运动。受害者之一是吕运亨,他被一个右翼的代表暗杀了。在8 月初,一次左翼的暴动有即将发生之势,政府方面以加强警戒来对付,警察进行了多次逮捕。在22 日,霍奇宣称,在汉城已逮捕了一百个积极参加革命运动的罪魁。在乡村,有同样数目的人由于破坏粮食征购计划而被捕。苏联司令官反对这一系列逮捕,提出理由说,这一系列逮捕是为阻止莫斯科协定的履行创造条件;霍奇回答说,左翼党派和它们的领导人对南朝鲜政府不忠诚,并敌视美国,因而这些领导人必须对自己的非法行为负责。
马歇尔以及美国在联合委员会中的代表的同时行动,在俄国方面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应。联合委员会中的情况继续不断地恶化。斯蒂可夫拒绝了美国代表提出的取消口头磋商的建议,他提出如下的建议:成立一个临时的人民议院,由北部和南部派同样数目的代表组成。这个议院承担的责职是:为莫斯科协定中所提到的“朝鲜临时民主政府”的组成制订草案。这样一个不合理的建议,自然不会为美国代表所接受。至于马歇尔建议的由联合委员会提出一份联合报告,莫洛托夫回答说,他认为代表们应当继续讨论,但是他不反对提出一份联合报告。当联合委员会开始讨论起草这样一份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