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6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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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总顾问木户幸一，前任首相东条、小矶和广田，还有象松冈、荒木、板垣、松井、土肥原、桥本这一类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起诉的内容包括日本取得大东亚霸权的主要步骤的十二个方面。
　　到1947　年1　月24　日，起诉结束时，被告中有两个已死亡，另有一个神经失常。被告一方曾提出一个动议说这次审判是错误的，这个动议被法庭驳回了。于是被告一方在第二年内主要是设法证明日本是为了自卫而被迫行动的。东条作为战时的首相，在证词中写道：“我们这些人当时负着决定我们民族命运的重任，对于我们来说，唯一可走的路是为民族的自存而进行一场战争，。。这是一场自卫战争，丝毫谈不上违犯现在公认的国际法。”
　　最后的判决宣布说：所有的被告都有罪，其罪行是参加了一项借发动侵略战争来谋取日本统治亚洲的共同计划。审判的结果是：七名判处死刑，十六名判处无期徒刑，一名判处二十年徒刑，还有一名判处七年徒刑。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所有的被告都犯了他们被控告的那些罪行，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日本人民是否懂得这一审判的意义，或从中学到新的法律上的方法，这是一个问题。直到被告开始答辩时，人们才普遍地对这一审判发生兴趣。许多人认
　　为，法庭定这些被告有罪是必然的，可是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法庭要花费那么多时间才得出这一结论。还有一些人说，他们自己幸而没有处于负责地位，战败了的日本领导人，不可能盼望有比一死更好的命运。
　　（三）教育
　　要让日本人长远地接受民主的原则，就必须把教育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日本的教育哲学长期以来一直是以这样一个概念为基础的：个人应被训练起来和组织起来，成为国家有效的工具。整个教育制度的目标在于抑制个人的主动精神和独立思考，而培养听话和绝对服从。
　　教育的每一个部门都在文部省的严格控制之下，文部省通常是由知名的民族主义者掌管的。要排除那些妨碍日本人恢复和加强民主倾向的障碍（这一点波茨坦公告已作了规定），就必须发展一种与投降前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哲学截然不同的教育制度和哲学。正如前盟军最高统帅部宣传和教育局的一位官员所指出的：“对几乎整个民族重新进行教育，是解决日本文化生存这个基本问题的出路。”在投降时，一般的教育都处于停止状态。在投降前，
　　除了小学以外，所有的学校实际上都关门了，以便让学生参加战时的生产劳动。百分之十的校舍己不堪使用，其余大部分则是局部被毁。美国在日本采用的政策与它在德国起初采用的政策相反。它命令学校尽快地复课。盟军最高统帅部于1945　年10　月22　日发布了一项关于“日本教育制度的管理”
　　的指令，概述了占领中有关教育的目标和政策。该指令禁止传播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禁止军事教育和操练。它命令对教师和行政人员进行审查，如果发现是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吹者，就将其撤职。过去由于有自由主义或反军国主义的思想而被撇职的人，可以复职。指令中最后一点是：在修订的教科书尚未印出来以前，允许使用原有的教材。但不久以后，原有的伦理（修身）、日本历史和地理教科书被禁止使用，课程表中也暂时去掉了这几门课。
　　1946　年1　月，日本的教育改革迈出了又一个很重要的步子。元旦那天，天皇发表了一个新的诏书，在诏书中他否定了自己的神性，也否定了日本民族比其他民族优秀。同时，他重申了他祖父的旨意：为了促进帝国的福利，应当向全世界去寻求智慧和知识。四天后发表的关于整肃的指令，引起了广泛的变化。已经悄悄地开始沿着较为民主的路线改革教育制度的文部大臣前田多门辞职了。接替他的是个职业教育家——
　　安部能成。废弃了原先的“甄别”那些不合适的教师和行政人员的计划。
　　制订了一套符合指令精神的新步骤——这项工作直到1946　年5　月7　日才完满告成。与此同时，在美国组织了一个教育调查团，以便研究下列问题：
　　日本的教育方法，课程设置和教科书的修改，教育制度的行政改组，高等教育在日本复兴中的地位。这个调查团在1946　年3　月到达日本后，同一个日本人的溶询委员会一起工作。如盟军最高统帅部发起组织的许多类似的调查团一样，这个调查团的报告从来没有被盟军最高统帅部正式采用过，但调查团的建议对盟军最高统帅部专门负责教育政策的官员和那些制订未来法规的日本官员来说是有用的。大多数建议都编入了1947　年3　月第九十二次国会通过的新法律中。其中第一个法案，即“学校基本法”，强调个人的主动性和探究的重要性，以及在健全的教育方针中个人作为基本成分的价值。这个法案保证学术自由，并向所有的人提供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义务教育的年限增加到九年；男女同校的原则确定下来了。“学校教育法”规定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的统一制度。由于义务教育年限的增加，这个新的教育制度牵涉到大学的数量和中学的设备都要大量增加，所以改革只能逐步进行。“学校管理法”要求进行另一种基本的改革，即成立由地方选举的、对地方负责的校务董事会，借以分散对教育的控制权。在日本通过这一新法律的同时，设在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也在制订一项修改日本教育制度的总政策。远东委员会所建议的政策，大体上与日本在新法律中规定的方针相似。因此，远东委员会的行动所产生的作用，就是证实或批准了在日本所采取的步骤。
　　到1947　年5　月3　日新宪法生效时，日本的教育制度已在法律所能达到的范围内进行了完全的改革，但是实际上，一些实际的困难使得教育哲学和训练这两方面都无法来一个突然的变化。建筑校舍和修理旧校舍的基金412　不够。缺少受过充分训练的教师来满足各都、道、府、县增办大学和学院的需要。实际上，全新的计划在三年以内是不会实行的。虽然各师范学校都讲解了新的教学法，但不能保证教师在教学时都采用新的方法。教科书和教具都很缺乏。最后一点是，虽然成立了由安部能成和南原繁这些著名的教育家组成的教育改革委员会，但是教育改革终究是由占领所引起的，只有将来的实际情况才会显示日本人民对教育改革的接受情况如何。
　　（四）宗教自由
　　教育制度方面的新的改革和新宪法中的条文都是为了加强和保证思想自由；此外，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来保证另一项基本权利——宗教自由。在过去，极端民族主义同神道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日本的宗教自由问题复杂化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领导人与日俱增地把本土的、泛灵论的多神教“神道”加以歪曲，使之发展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军国主义哲学。现代的“神道”把对于君主的神性的信仰同对于日本具有统治亚洲这一神圣使命的信仰结合起来，为美化军国主义提供了有力的基础。国定神道、日本民族主义野心和军国主义这三个词成了同义词。因此，盟国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要把民族主义的和军国主义的说教从神道中清除出去，而又不损及个人的宗教信仰。
　　年10　月4　日，麦克阿瑟采取了第一个正式行动以达到宗教信仰的自由。他发布了一项指令，废除当
　　时依然有效的1939　年的“宗教团体法”，以保证宗教自由；这项法令对于个人或团体的宗教信仰有许多严格的限制。最后，由宪法为宗教自由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宪法规定，不得侵犯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保证所有助人都有宗教自由。
　　为了将宗教同政府分开，并去掉神道中的军国主义色彩的东西，麦克阿瑟发布了另一项指令。这一指令的目的是将宗教同政府分开，防止滥用宗教来为政治目的服务，并且给予所有的宗教、信仰和信条以完全一样的法律基础。接着，指令规定了政府应如何停止对国定神道的支持。公共基金不能用于神道，或用来修建神道的神祠。禁止宣传或散播神道或其他宗教教义中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不许在学校中讲授神道的教义。另一方面，允许神祠继续发挥纯宗教的作用。由私人资助的神道各教派将同其他宗教团体一样得到保护。鼓励人民按照天皇在新年发表的诏书，开展取消天皇及其祖先的特殊神性的运动；天皇在诏书中说，天皇与人民之间的联系，是取决于相互信任和相互亲爱，而不是取决于神话，或取决于“天皇神圣，日本民族比其他民族优秀，注定要统治世界这一错误的概念”。这些观念也体现在宪法里，
　　宪法规定国家不应给任何宗教组织以特权；另一方面，国家和它的机构不应进行宗教教育，或参加宗教活动。
　　这些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证，使基督教的和非基督教的各种宗教派别很快地兴起。在整个战争时期一直留在日本的传教士，在他们的会众中引起了新的兴趣，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北美国外差会联合会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日本去研究未来传道工作的前景；有关方面为此作了安排，允许有资格的传教士进入日本，只要他们在来往活动和寻找住处等问题上不求助于占领军。基督教面临了一场新的挑战。“无教会”的一个领导人认为，要使日本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础稳固的民主国家，就必须往日本人心里灌输对基督教的真诚信仰。
　　据估计，在日本加入各派基督教的人数达二百万。基督教想要成为日本的主要宗教，然而这个愿望正受到挑战，最大的挑战并不是来自各种派别的神道或各种派别的沸教，而是来自中山正善领导下的强有力的、好战的天理教信仰。天理教是一个还不满一百年历史的派别，但是它声称它现有的教徒相等于基督教所有派别合在一起的人数。
　　（五）妇女地位
　　在日本，妇女赢得平等地位的问题，是同宗教自由和其他基本人权的问题密切相联的。儒家哲学、传统习俗以及旧的民法典部承认男子的地位高于妇女，并给予男性家长以广泛的权力。在旧的法典下，妇女在结婚以后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自己的独立自主权，而一家之长一向可以为他的未成年子女选择职业，并从子女的工作契约中谋取他自己的好处。在极端的情况下，这种特权允许他们出卖女儿当娼妓。然而，尽管有这些外表上的不平等，在家庭的内部的商议中，妇女发表的意见往往是决定性的；在农村地区，妇女实际上被认为是平等的。日本投降后，开始进行了几次改革，以便给妇女以同男子平等的地位。新的立法使妇女第一次有选举权，新的宪法规定国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得以人种、信仰、性别、社会身份或门第不同而有所差别。这条原则和经过修订的民法典和刑法典，正式取消了旧家族制度，并为后来促使妇女取得与男于平等的地位开辟了道路。在进行这些法律上变革的同时，报刊、电台和新闻节目都十分强调这些基本的社会变革的重要意义。但是实际上，这些改革并不象表面上那么重要。社会观念的转变是缓慢的，在战后的日本，男子很不愿意法律上的新变革危及自己的特殊地位。正如由一项法令引起其他激烈的社会变革时往往会发生的情况一样，在根据男女平等的新原则培养出新的一代以前，妇女可能不会被同男人同等看待。即使已培养出新的一代，旧的习惯和旧的社会观念仍然会继续有强大的势力，使妇女难以维护宪法规定授予她们的那些权利。
　　（六）言论自由和新闻报道自由
　　虽然波茨坦公告对于允许日本人享有的言论和思想自由并没有明显地加以任何限制，但是在军事占领的情况下，言论完全自由是不可能的。要使这样的占领有成效，那么，就占领的性质本身来说，它不能容许别人反对占领的政策，不然，占领的安全或成功就要受到威胁。因此，在贯彻这一基本人权的运动的各方面都经常出现这种矛盾。日本人在这段被占领历史的相当早期就意识到这种矛盾。1945　年9　月19　日，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布了一项新闻检查法，规定“凡是会招致对占领军的不信任和不满的不真实报道和对盟国的恶意批评，以及关于部队调动的未经认可的议论”，都在受检查之列。
　　两星期后，盟军最高统帅部发出一项指令，解除了限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禁令，但在新闻检查法中所颁布的禁令除外。由于在占领的头两年内占领军官员进行的检查并未有明显的放松，由于公开批评占领是不可容忍的，那就很难使日本人对于“言论自由”这个新观念产生任何真正的热情。想要自由谈论的那些人发现，对他们最有直接影响的就是占领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不许他们自由谈论的。
　　另一方面，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宣传和教育局制订了一项详细的有关新闻情报的计划，由一个专门的新闻机构向各主要报刊、新闻单位和电台分发新闻。所发布的材料包括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政策、活动以及国外消息，并用口头说明来补充。关于涉及占领或涉及盟国的任何事情，新闻界总是遵循官方的解释的。但是盟军最高统帅部采取了发扬言论自由的积极步骤。鼓励和组织民意调查，以促进独立思考。全国出版者和编辑者协会模仿美国的同类组织，制订了一项新闻出版章程。同战前很成问题的标准对比起来，这一团体是提倡新闻报道和编者发表评论的自由的。它确认新闻界有责任并有必要进行符合事实的确切报道。最后，它主张社论应对反对者采取公正和宽容的态度，并应以维护社会好风尚为出发点。在占领的第二年，在使报道做到坦率和真实方面是有相当大的进步的。国内政局的发展，特别是根据新宪法组成了政府，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但是，除了共产党人以外，新闻界和电台都接受了对他们所加的各种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