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6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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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是向缅甸境内增派英国军队，但联合王国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的意向。
12月20日，英国首相在下院声称，已邀请行政会议成员的代表到伦敦来商讨。
关于将行政会议转变为国民政府的要求，他说：国王陛下政府的意见是，目前已经组成的缅甸政府应在现行宪法所规定的范围内，对缅甸行使充分的权力。当然，不可能象我们就印度的情况所指出的那样，制定一种新的临时宪法；因此，旧宪法必须在形式上加以贯彻执行，但是国王陛下的政府无意干预缅甸的日常行政，缅甸的日常行政目前是由总督的行政会议里的缅甸人员负责办理。至于在这方面，代表们如果觉得仍有困难，我们可在即将进行的讨论中商议，尽力予以排除。
这一建议为人民自由同盟所接受，虽然它重申了它的威胁；在1947年1 月31日以前，现在的行政会议要成为拥有全部权力的临时政府，要为成立立宪议会举行选举，缅甸要在一年内完全独立。除非同意以上几点，否则代表们就宣布辞职。
这样的事态发展，在许多非缅族的土著居民看来，是有些令人担心的。反法西斯自由同盟公开宣布的政策，是使边疆地区的人民与缅甸本部的人民紧密联合起来，同盟也曾试图促使他们彼此合作；但是有一个少数民族，即克伦族，对此不能赞同。
有少数克伦族住在缅甸东部的一些山区，而大多数则住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和丹那沙林区，散居在缅甸人之中；不幸的是，这两个民族之间有一段长时期的民族对抗的历史，1942年合法的行政机构撤退时，缅甸独立军中一批专横跋扈分子对克伦族人进行了野蛮的大屠杀，这一民族对抗就发展到了顶点。1945年6 月间，克伦族人的首领在仰光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重新提出了在将近二十年前曾提出过的要求—
—为克伦族人建立一个单独的行政区。为了坚决实现这一要求，建立了一个克伦族中心组织。克伦族人认为，由于克伦族人民在战争的黑暗时期和1944—1945年的战役中曾经为盟国的事业英勇地服务过，他们的要求应该会被英国政府所接受。1946年7 月，派了一个克伦族友好代表团到联合王国去，为克伦族的要求辩护，并请求英国政府对克伦族人民给予保护，但是他们受到了冷遇，很是失望。克伦族人民对于人民自由同盟所推行的政策并无好感，而且颇感恐惧，因为实行这种政策，就要把整个缅甸，连同克伦族人民自己的命运，拱手交给一伙曾经为日本人在战场上卖过命的人，而且其中有些人还对当地坚决反抗过日本人的人民犯下了严重暴行；因而虽然有少数人支持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但到1946年年底，一些最有影响的克伦族首领决定不打算参与争取缅甸独立的任何计划了。
在日本投降后的十六个月内，由于缅甸与英国的关系存在着问题，相形之下，缅甸的对外关系就变得不那么显著了。虽然它的对外关系并不引人注目，但是它与中国的关系是不够和睦的。缅中两国沿北纬25°35′的边界线从来没有谈妥，战时在这一带作战的中国军队曾想把当地居民看作中国国民，并且想在这个国家定居下来。缅甸当局曾经劝他们离开；但在1946年1 月间，有一股中国军队在缅甸境内更向南侵。有一支约四百人的部队越过边界，占领了位于密支那对面伊洛瓦底江边的允冒，借口说他们是来接管在保山一密支那公路上的战时用于军事目的的工程设备的，同时他们是来抓逃兵的。他们的指挥官召集当地的中国人举行了一次会议，请他们控诉英国人对他们的不公正待遇。指挥官还通知英国当局说，如果发生什么纠纷以致杀死了中国士兵的话，他就要逮捕那些负有责任的人。可是，英国一方面向重庆提出抗议，一方面在邻近地方集结了强大的军队，这就促使这支中国部队在缅甸领土上驻扎了将近五星期之后，终于撤出了这个地方。
缅甸同暹罗的关系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原来在日本赞助下被暹罗兼并的景栋和孟板这两个掸邦，现在被缅甸收复了，此后，这两个国家恢复到以前那种在政治上彼此隔绝的状态。那条在建造时牺牲了成千上万人的暹缅铁路，现在停止通行了；在边界线的缅甸一边，铁路被拆卸下来，材料搬到国内别的地方去重建主要交通干线，而原来日本人从缅甸取来用于暹罗一边的材料则卖给了暹罗。因此，在两国之间又缺乏现代化的地面交通工具了。1946年12月18日，在缅甸的铁路终点站丹彪西驿村举行了一次纪念死难者的追悼会，总督和缅甸政292 界要人参加了追悼仪式，参加者还有澳大利亚、荷兰、美国、中国、马来亚、印度和暹罗等国的代表。仰光的主教主持了一次基督教追悼仪式，同时还举行了一次佛教追悼仪式。
虽然当时缅甸的局势纷乱不安，但是到1946年底已经进行了不少恢复经济的工作。这时大部分铁路系统又开始经营业务，同时内河运输系统把那些从军事部门调来经过改装的船用于商业航行。可是消费品仍严重缺乏，物价还是很高。木材出口工作几乎还没有重新开始，同时，矿业的生产，由于设备短少，简直还不能着手进行。至于缅甸的主要商品——大米，1945年仅出口十万零三百公吨，1946年也只有四十三万一千四百公吨，与战前大大超过三百万吨的出口量相比，实在相差太远了。
第六节 马来亚
1945年9 月3 日，英国东印度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阿瑟·鲍尔爵士乘英舰“克娄巴特拉”号到达新加坡；同日，该地区的日本司令在英舰“纳尔逊”号上签署投降书之后，一支皇家海军陆战队在槟榔屿登陆。次日，P ·A ·克里斯蒂森爵士将军乘英舰“苏塞克斯”号到达新加坡，代表东南亚统帅部与板垣将军就占领新加坡一事签订协定。英军和英… 印军于5 日登陆，当时欢迎场面非常热烈，尤以中国居民为最，因为他们在日本人手下受苦最深。
日本军队立即被解除了武装，并被打发去清扫由轰炸造成的废墟，虽然除码头以外，市区所受损害比较轻微，各公用事业照常进行。海军和陆军增援部队于9 月10日抵新加坡，同日有两支特遣舰队分别在巴生港和波德申港登陆，另外有些部队由新加坡岛越过长堤进入柔佛州。9 月12日于新加坡市政厅大厦举行了东南亚所有日军的正式投降仪式。
正象东南亚其他战场上的情况一样，救济战俘和被拘留的平民是盟军的当务之急。其次，就要算马来亚的经济恢复工作了。军政当局立即采取步骤，以恢复生产和出口主要商品，特别是橡胶和锡。1945年8 月，英国供应部和殖民部与有关企业的代表组织了一批橡胶、锡和293 椰干的工业专家，收购可能买到的货物，并准备按较小企业所受影响的程度，逐步加以恢复：同时还组织了一个马来亚种植园主公司，对于占面积达一百英亩以上的种植园，由该公司办理同样业务。经过这样的努力，到1945年11月底，由马来亚海运出口的橡胶达二万五千吨左右。可是关于橡胶的价格问题发生了争执。1946年1 月28日，据宣布，美国政府准备以每磅二十又四分之一美分的价格购买“原料联营局”（或称“橡胶联营董事会”）配售给它的全部橡胶；但是橡胶种植者在吉隆坡召开会议，提出抗议说，由于物价上涨，如果橡胶价格订得这样低，他们就没有能力支付合理的工资，不能振兴种植园：这些橡胶种植者要求付给他们等同于付给锡兰的价格，即每磅一先令六便士。后来，在1946年6 月20日订立了一项新的国际橡胶协定，把1946年7 月1 日至12月31日这段时期的橡胶价格定为每磅一先令二便士。
至于锡，专家的调查表明，1941年本来有一百二十六台挖掘机在运转，但现在的情况是：其中的四十一台要到1946年8 月才能使用，有四十六台要到1947年6 月才能使用，还有十七台则要到1948年1 月才能使用。以前的劳动力中，有百分之七十可以使用，发电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供电。预期1946年可生产一万二千三百吨锡，1947年可生产四万六千一百五十吨，1948年七万二千吨，1949年七万三千吨，即相当于战前产量的百分之九十。
马来亚的经济恢复工作，是在政治形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中进行的。因日本人的征服而受到的震动，使马来人的政治觉悟激发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而且华人的整个处境也起了变化。在战争时期，抗日运动主要是华人的事，只是在彭亨有一些马来人参与。起初许多马来人似乎欢迎日本人，希望他们会结束华人对马来亚的经济控制；这种幻想不久就破灭了，可是日本人发觉，可以使用马来警察队来对付抗日运动。于是华人和马来人的关系就恶化了。而且，当时华人的领导权已从定居已久的世家富户之手转到左翼人士手里去了，因为比较富裕的华人必然不得不在口头上讨好日本人，至少也得谨慎地退居幕后，只有这样才有希望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
这样，就为左翼上台扫清了道路，同时，支持左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和马来亚人民抗日联盟被华人中的共产党人控制了，他们公开宣称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华人掌权的马来亚共和国。这样，共产党人获得了积极参与现已胜利的抗日运动的威信。他们也因马来亚华侨有长期进行革命活动的传统而得到好处，因为马来亚曾经是早年中国革命活动的中心，当时——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前——在中国本土是不可能进行革命活动的，这种传统先由国民党人后由共产党人保持着。实际上，马来亚从传统上来说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发源地。
因此，在马来亚的日本人投降以后，抗日军内的共产党人本来希望获得对马来亚的控制权，现在看到英国军队而不是中国军队重新占领马来亚，似乎感到失望。
可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希望，他们利用马来亚粮食和消费品严重缺乏的情况，尽力煽动不满情绪。当时粮食情况极端严重，而且并无好转的迹象；甚至在1946年8 月，马来亚当局觉得有必要将马来亚的大米配给定量每个男人从每天六英两减少到四英两，每个妇女从每天四英两半减少到三英两，但是在战前，马来亚每个男人每天的大米平均消费量在十二至十六英两之间。早在1945年10月，在霹雳有人在米价问题上进行煽动，引起几次骚乱，同时在其他地区也发生了同样的骚动，以致军政当局不得不动用武力来镇压。
由于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关系恶化了，这两个民族之间也发生了严重冲突，这些骚乱一直延续到1946年3 月。这些骚乱蔓延之广，在战前几乎萸闻所未闻，可能只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才能阻止其继续蔓延。
如何处置抗日军，这也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抗日军的许多成员不过是小青年，战时，他们强迫老百姓供应必需品以维持生活，而现在他们仍想用那种老办法，结果同英国军事管制当局发生了纠纷。而且，有许多土匪乘战争的机会，用支援抗日运动的外衣把自己的掠夺行为掩饰起来，现在他们仍继续进行掠夺。1945年12月间，对于抗日军内的那些已经予以承认的成员都发了军饷，予以解散，他们的武器都上交给当局；但是还有许多武器私藏在未被承认的游击队员手中。因此，马来亚备受不法之徒的骚扰，这种情况在大多数国家里在一次战争以后都会持续一段时间。
共产党口称愿意同军事管制当局合作，但是实际上竭力想利用总工会（其会员多数是华人和共产党人）使政府机构的活动陷于瘫痪。早在1945年10月，雪兰莪巴都阿朗的煤矿工举行了一次罢工；接着又发生了一系列规模较小的罢工，然后，在1946年1 月29日，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其他一些州里发生了一次总罢工。这次罢工没有什么结果，于是有人企图在2 月15日在市内举行一次群众集会，纪念1942年新加坡的失守，借以使人回忆起英国的失败。当局禁止这次示威运动，举行示威的尝试被坚决地镇压下去了。
这一次英国当局态度坚决，而共产党又“失了面子”，这样就削弱了左翼的势粱他们发现，公开的罢工和示威失败了，因而他们被迫改订自己的计划，同时只好暂不开展活动。而且在这一时期，民众的视线已经转向一个新的主题，那就是马来亚未来的立宪问题。
战前，马来亚的行政组织是非常复杂的。马来亚包括：第一，海峡殖民地，即新加坡岛，槟榔屿和威斯利省、马六甲、近北婆罗洲的纳闽岛、圣诞岛、科科斯群岛（或称基林群岛）；第二，马来联邦，包括霹雳、雪兰获、森美兰、彭亨；第三，马来属邦，包括柔佛、吉打、吉兰丹、丁加奴和玻璃市。海峡殖民地直接受英国统治，而各邦曾经是受英国保护的领土，英国当局依据同当地一些统治者缔结的协定进行管理，各邦原来的统治者仍保有主权，但是除了涉及穆斯林和马来人风俗习惯的事务以外，其他一切事务都必须接受英国政府的意见。海峡殖民地的总督兼任各邦的高级专员，高级专员的权力在联邦是通过驻吉隆坡的联邦秘书和英国在各邦的驻扎官行使，在各属邦则通过英国顾问行使（每邦驻有英国顾问一名）。虽然这位一身兼任总督和高级专员这两个职位的官员，在某种程度上可起着协调作用，但是他却有许多不同的行政机关和许多不同的立法机关分掌其权力。例如，新加坡殖民地设有一个立法会议，而每个邦也都设有它自己的邦会议，联邦也设有联邦会议。
因而政策不易取得一致。
这个复杂的政体，行政效率低，管理不方便，1941—1942年间的军事行动就证明了这个政体是不得力的。英国政府也认为这个政体完全不能适应日本人被逐出以后马来亚可能出现的形势。为了妥善处理马来亚的经济恢复问题和发展马来亚的社会公益服务，伦敦感到有必要协调控制和措施，因此考虑精简马来亚政府。此外，如果马来亚要朝着民主方式的自治有所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