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5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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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是因为他从中看到了这是使泛亚洲主义的宣传更为有效的方法，因此也是使日本占领区的人民与日本实行真正合作的方法。他认为这是日本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仍然相信日本能够取胜。即使加濑对重光葵的动机的说法是可以接受的，但重光葵并不抱这样的幻想。他希望用宽大的政策促使日本的仇敌与它达成协议，同时削弱国内陆军的地位。
1942年12月，汪精卫到了东京，与东条、重光葵和日本政府的其他人员进行了会谈，并谒见了天皇。1943年1 月9 日，当南京政府对英国和美国正式宣战时，这些交易的一个结果变得明显了。东条对此欢呼，称之为“在进行大东亚战争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他接下去说：
为了使新中国更快地完成其建设事业，从而为圆满结束大东亚战争作出充分贡献，当前日本必须在新的基础上坚决恢复与中国的关系，增进日中亲善，迎接新形势。这是完全正常和适当的做法。
据此，东条表明：日本政府将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租界，并将向南京政府交出其在上海和鼓浪屿的公共租界以及北京的使馆区，并将交出日本军队在中国占有的敌产。
这个决定多半是由英国和美国方面的声明引起的。
在1942年10月，英美决定就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与中国进行谈判。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签订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条约。
英方条约也规定了放弃在天津和沙面（广州）的英国租界。既然这些地方已在日本的占领之下，日本报界就嘲笑这种条约纯粹是一个空姿态。对于英国和美国放弃它们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权利，日本报界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关于上海工部局的历史，被描写如下：这是长时期的恐吓、暴力和残酷剥削的历史。名义上，这是一个为了管理租界内的事务而建立起来的国际机构。但从一开始，英国和美国就控制了这个机构，利用它来保护他们的“大班”们的利益——沙逊家族、哈同家族和其他一些靠上海的财富养肥的人。其他国家，主要是日本，反复作出努力来打破英美人的联合。大东亚战争做到了这一点。今天，上海工部局和上海巡捕房的利德尔、布朗、斯迈思之流已经走了，“大班”密切尔、凯西克〔原文如此〕及其一伙也搭乘撤退船只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了。今天，代替他们的是，冈泽胜男担任工部局总董，中国人袁履登担任华董，渡正监担任上海巡捕房的首脑。中国公司和日本公司的利益代替了“大班”们的利益。
但是，尽管日本高奏凯歌，并声称美国和英国只不过是举行一种空洞的仪式，他们所放弃的只是那早已永远失去的东西，但这些条约的缔结还是迫使日本实践了它在1940年11月作出的关于在中国特权问题上的承诺。已经进行军事和商务投资的日本人不欢迎这样做，因为特别是自1937年以来，这些投资很有发展。但是我们将看到，他们的抗议被东京压下去了。
1 月9 日，南京政府宣布：关于日本人放弃在中国的日租界的协定业已达成；与此同时，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保证通力合作进行战争。两天后，南京外交部长褚民谊说，对英美的宣战废除了与英美缔结的一切条约。关于日本放弃日租界的协定，只用一般的措辞作了叙述；但在2 月9 日，日本政府声称，已成立一个中日委员会安排移交事宜，该委员会由日本人四名和中国人四名组成，并由一个十二人组成的技术委员会进行协助，其中中国人和日本人各占一半。可是这个委员会直到3月6日才召开第一次会议。3 月14日，重光葵和褚民谊在南京签订了关于移交的具体事宜的协定。根据这项协定的条款，日本将在3 月底前向南京政权无偿地交还在天津、汉口、沙市、苏州、杭州和厦门这些城市内的日租界。在这些地区的日本侨民的财产权得到了确认。中国当局将接收警察局和其他行政机构。
缔结这项协定之日，正是东条访问中国之时。东条于3 月14日到达上海；并于次日抵达南京。他的访问显然是想平息当地日本侨民中的不满情绪。他在南京的一次公开演讲中声称：“虽然日本政府对这些受日本新政策影响的日本侨民在中国的地位和利益深表关切，但它决定坚持首先考虑中华民族利益的原则。”他回到东京后，3 月29日在政府官员和实业家的一个联席会议上说：“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
在中国的日本实业界领袖要放弃维护自己特权和利益的想法，要同中国国民合作，并在共存共荣的基础上为发展经济作出努力。”大东亚相青木一男也发表了类似的演说。
3 月27日，南京政权接收了鼓浪屿的一小块公共租界。天津和沙面（广州）的英租界也在1942年3 月正式移交给（日本所扶植的）中国当局。还剩下最重要的一处，即上海的公共租界。1943年6 月30日，褚民谊和谷正之（他继重光葵任日本驻“中国国民政府”的大使）在南京签署了一个协定。这个协定规定：南京政权将在公共租界实施行政管理权，并接管上海工部局的财产和债务。在这样做时，在职行政人员将保持现任职务，薪金不变。同时，将尊重日本政府的财产权和在租界内以及越界筑路地区的日本侨民的财产权。权力的移交定于1943年8 月1 日生效。20同时，由于日本的压力，维希政权驻南京的代表不得不缔结了一个放弃在华法租界的一般协定。接着，在7 月22日签订了一个具体协定，规定在8 月1 日把上海的法租界交还给南京。与此同时，意大利也同意放弃它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特权。8 月1 日，南京当局正式接管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与此同时，在东京又宣布了另一个中日条约，规定在华日侨应向中国当局纳税，但以不受到敲诈勒索为条件。
同时，在6 月15日，东条对贵族院说，日本政府打算“为进一步增进两国间的积极合作而对日中条约作根本的修改”。但显然，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和与中国有联系的日本商行对这个“对华新政策”很感不满。青木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作了一次旅，行之后，于9 月回到东京，他说，由于实行“对华新政策”，南京政权正在迅速地发展；而东京的情报局长岸声称，在华日侨的“牺牲”，目的在于增进中国国民政府（即汪精卫政权）的利益。他说，中国必须重新获得完全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他又说，反对无偿地放弃日本的特权“似乎是有理由的”，但为了在大东亚战争中的日中合作，他们必须放弃这些特权。他还否认日本新政策是由于军事形势的恶化所造成的。
10月28日，重光葵对国会说，日本战争的目的包括完全消除种族歧视，建立亚洲国家间的平等和相互尊重，并在互惠的基础上发展它们之间的经济合作。两天后，在10月30日，汪精卫和谷正之在南京签署了一个同盟条约。该条约的序言中表示：
两国政府决心在建立大东亚的过程中作为平等和独立的邻邦进行合作。因此，为了根除这种合作道路上的各种困难的根源，他们就新条约的六项条款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些条款中的第一条规定，在相互尊重对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永久的友好和互助关系。第二条规定，采取一切可能的合作与援助措施来建立大东亚。
根据第三条，日本和中国将在互惠的基础上进行密切的经济合作。第四条规定，细节问题将在以后进行讨论。第五条规定，昭和15年11月30日，即中华民国29年11月30日，日本和中国签订的关于两国基本关系的条约，以及该条约的所有附件，在本同盟条约生效之日起作废。最后一条规定，该条约从签字之日起生效。
根据这项条约的议定书，当中日两国恢复全面和平，战争状态结束时，日本将从中国撤军。日本也放弃它根据1901年的“辛丑条约”条款及其补充协定所享有的在中国驻扎军队的权利。议定书和条约同时生效。
日本政府情报局在公布新条约的声明中宣称，自从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中国的形势经历了根本的变化。声明提到了南京政府对英美的宣战，说这场战争终于扫除了英美在中国的势力。日本和中国正在调整它们的条约关系，为的是使它们能够不受过去种种情况的影响，作为友好的邻邦，恢复到正常和适当的状态。
这个“新政策”的目的是双重的。它是想给南京政权“面子”，日本希望借此增加名义上由这个政权统治的人民对日本的支持，并鼓励重庆方面的人背叛。虽则南京政府仍依赖于日本军事力量的支持，但在中国的日本侨民的朋显的沮丧情绪，证明那些让步并不仅是纸上的东西。1946年9 月，曾任南京政府内政部长的梅思平在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他声称，直到1943年底，日本高级官员都公开支持在中国沦陷区贩卖鸦片，因为鸦片出口是内蒙政权的主要收入来源，也因为日本人从中赚了很多钱。其中有些钱已被东条用来保障日本国会议员对他的22支持。但是，梅思平说，1943年12月，南京和上海发生了反对鸦片的学生示威。于是日本人表示愿意帮助中国恢复战前禁止鸦片贸易的措施。他们这样做，部分地是由于他们想安抚中国人，部分地是由于他们和南京政府的官员们那时已通过控制食品和其他商品获得了更多的钱。据梅思平说，因此日本同意重设禁烟局，并减少从内蒙进口鸦片。梅思平说，结果，日本控制的禁烟局由南京政府接管了，公开贩卖麻醉品停止了，从内蒙进口的鸦片减少了一半以上，鸦片税则由南京财政部征收。
这一证词的来源是可疑的；很有可能，南京政权的主要动机是想靠鸦片赚钱，而不是禁止鸦片。但是这说明了，至少有一些曾使得日本军队和随军商人发财的路子，由于“新中国政策”的实施，现在部分地或全部地被切断了。
然而，这个政策的最重要的方面，与其说是对日本在中国扶植的政权的实际影响，倒不如说，无可置疑的事实是：它是用来作为对蒋介石和中国正统政府提出的一项和平试探，而且是一项同以往很不相同的试探。在1943年10月30日的条约中，日本确实仍然要求进行全面的经济和政治合作。但是现在它放弃了过去的各种要求，如：在中国部分地区建立“中立地带”，建立中日合作的“特别地区”，以及在中国的战略要地驻扎永久的守备部队等。日本暗示，它愿意放弃辛丑条约中规定的权利和要求，这些权利和要求曾帮助它实现了1937年7 月的芦沟桥事变。日本把租界权交还给南京政府，这实际上表明：它愿意放弃这些权利，把这些权利还给中国的正统政府，以换取和平。在工业领域内也是如此，日本军队把夺取的中国财产逐步移交给南京；同时也在采取步骤，把华中开发公司和华北开发公司改为表面上的中国公司。日本和南京的宣传都说，原先的1937年的中日战争是由于误会而引起的，这些误会是英美的阴谋煽动起来的。现在，既然日本已明确地承认了中国的主权和完整，那就没有什么好打的了。这是大东亚相青木在1944年3 月30日庆祝汪精卫政权成立四周年的广播演说中所讲的内容。他还说，他为这种误会终于导致中国事件，深表遗憾。
在美国的报纸和刊物上都可看到对自由中国现状的批评和对中国共产党的赞扬，这给日本人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而日本人也赶快利用了这个机会。他们竭力促使重庆的中国政府断绝与美国和英国的关系，而与南京政府团结起来消灭中共。他们警告蒋介石说，共产党一心要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似乎是支持共产党，而看不起蒋的政权。
1944年夏季，日本在中国东南部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攻势，计划摧毁该地区的美国空军基地，并建立经由中国通往东南亚各国的陆上通道。当时日本人发表了一项声明，宣称：他们的军事行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挫败英美进行侵略和控制的企图。中国国民是我们的朋友，即使是重庆政权统率下的军队，如果他们反对与美英合作，也不是我们的敌人。”随着这个“对华新政策”而来的是进一步向重庆暗中媾和的尝试。但蒋介石对此还是很冷淡，尽管他的政府正遭到巨大的内部困难，他的很多部队士气低落，并且他对自己认为的美国对中国内政的不正当干涉怀有愤懑。
但他还是坚持着，因为他相信日本最终要彻底败北——主要是败于美国之手。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根据1943年1 月的条约，中国将看到外国的治外法权的结束。
鉴于1943年12月中国在开罗所得到的许诺，中国指望重新获得过去丧失于日本的一切，特别是满洲和福摩萨。因此，蒋介石不准备同日本人讲和，甚至也不肯在恢复1937年战前状态的基础上讲和。确实，他对下列建议感到恐慌和愤慨，即竟然要他事实上把自己的军权授与一个美国将军，而美国租借法的供应物资竟然要均等地运送给中共部队和他自己的部队。但他坚持反对这些要求，结果他胜利了。不过，在1944年的大部分时间内，他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要不是日本在其他战24线上遭到惨败，德国在欧洲也遭到惨败的话，重庆就很有可能垮台，或者是转换方向。
到1944年底，日本要迫使中国结束抗战的想法已经无望了。与日本人合作的最有影响的中国人汪精卫，在长期患病后，于11月10日死于日本。他的继承人陈公博正式成为南京政权的代主席，但他在国民党内没有过去汪精卫所享有的那种声望。
在1944—1945年间，日本控制下的华北腹地迅速缩小了，因为日本把在华北的军队抽去参加华南的战斗，并替换从满洲开到更紧迫的前线去的第一线部队，而游击队就利用了这个机会。同时，日本人的中国附庸，在很多情况下与重庆保持着一条公开的：“秘密电讯联系”，变得越来越不可靠了。不是重庆政权被南京政权所吸引，而是南京政权被重庆政权所吸引——在重庆允许的范围内。即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