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5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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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至1939年之间，英国方面为改善英葡关系并挽回已经丧失给德国的贸易损失。做了一些工作。早在战前好久，英国驻里斯本大使馆就提出建议，在里斯本和伦敦之间开辟一条航线（当时里斯本已有德国航空运输公司的飞机在通航），但是直至1940年春夏之间还未得到实现。1938年2月，英国向葡萄牙派出了一个军事使团，最后还委派了后勤专员，并且在萨拉查请求之下，陆海军顾问访问了里斯本，对沿海防务提供意见。虽然用这种方法同葡萄牙的武装部队建立了良好关系，并且劝阻了葡萄牙同轴心国签订购买武器合同，但是直到战争爆发后相当时期，英国迄未向葡萄牙提供过武器。
德国人除了在商业上所取得的成就之外（这些成就是靠削价和善于推销而获致的），他们在上层阶级、政府官员、知识分子、青年运动和称做“军团”的官方准军事组织中间也赢得一定的影响；他们还同报界和警察保持着有益的联系。德国人从西班牙内战以及人们对共产主义普遍的憎恨和恐惧中捞到了大量政治资本，他们的技术成就和在欧洲的统治地位使他们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连那些厌恶他们的个人品格和认为他们的政治手段过于野蛮的人也都是如此。
法西斯意大利也想发展贸易和航空事业，并以宣传来争取葡萄牙。但是尽管与纳粹主义相比，萨拉查政权是更接近于法西斯主义，可是意大利却缺少可与德国逐鹿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塞拉诺·苏内建议齐亚诺应该在1939年夏天访问西班牙同时也访问葡萄牙，但是葡萄牙政府和意大利政府对此意见都不感兴趣。
第二节 宣布中立以及同交战国的关系（1939…1940年）
慕尼黑危机时期，英国政府曾明告里斯本，他们希望葡萄牙保持中立，但是在战争爆发前的这段时期内，英国内阁和帝国防务委员会似乎都还没有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海军部认为，葡萄牙保持善意的中立已经足够了，但是，至于对葡萄牙的善意究竟能够指望其达到什么程度，英内阁从来没有作过任何裁决。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葡萄牙就曾给英国帮了许多忙，包括允许英军通过莫桑比克，英国海军使用马德拉群岛以及英国征用和租借在葡萄牙港口避难的三十六艘德国商船。上述最后的这一行动成了德国对葡萄牙宣战的直接原因。
在1939年，轴心国似乎直到最后还拿不准葡萄牙是否将保持中立。根据意大利驻里斯本公使弗朗西斯科·马梅利的说法，葡萄牙当时是焦急地等待着来自伦敦的报告，萨拉查似乎比1938年更加犹豫不决。直至8月31日，他仅仅谈到葡萄牙的态度要取决于什么国家是在交战，和它的殖民地安全等问题，而很大一部分看来要取决于西班牙的态度。
在西班牙宣布中立和英、法对德宣战之前，葡萄牙在9月1日的一项官方声明中宣告中立，第二天，报纸上发表了这项声明。10月9日，萨拉查在国民大会所作的演说中吐露，如果葡萄牙保持中立，德国曾表示将尊重其领土完整和海外属地，而英国也没有以两国之间的历史性同盟和友谊为名向葡萄牙提出什么要求迫使它参战——确实，英国政府倒表示了赞同葡萄牙保持中立，认为那是维护两国共同利益的最好方法。
葡萄牙在9月1日的声明及10月9日萨拉查的演说中提出了它战时政策的基本原则，并且萨拉查于1939年5月20日对国民大会作的那篇较早的演说中也已经有所预示。他重新确认了葡萄牙同英国的友谊和它对英葡同盟的绝对忠诚（在措词上比实际上更符合对于中立的善意解释）；但是，葡萄牙政府宣称他们决心保持中立，直至民族的荣誉、利益和承担的义务使他们放弃它为止。他们宣布，当前欧洲人的真正职责是不要把整个欧洲大陆投入熔炉，而是要创立和巩固和平区。一个伊比利亚和平区将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此西班牙宣布中立以及佛朗哥将军为使战争局部化所作的努力，都是极受欢迎的。已经说得很明白，在任何试图重建以安全和正义为基础的和平的努力中，葡萄牙是随时准备进行合作的。
萨拉查特地称赞了波兰的“英勇牺牲”，并且通过他所谈到的欧洲“拉丁和基督教”文明的价值以及欧洲文明正在经历着的精神危机间接地表明了他对德国的态度。但是，他拒不承认俄国有资格在东欧帮助恢复这些价值。当时，他显然是在考虑国内“新立场”的安全以及它同其他类型国家的关系问题。他对各种意识形态集团的形成和干预一个国家内政表示遗憾，并告诫他的同胞要警惕那些策划从战争的结果中谋取他们自身政治利益的人。几个月之后，当他在1940年2月26日向党的组织人员会议致辞时，甚至更直截了当地提到了那些已被国家法律赶下了台而又希望民主主义者的胜利将会帮助他们东山再起的人，他还把真正受委屈的人同故意，捣乱的反对者区别开来。萨拉查无意支持纳粹德国，因为他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德国会为重新分配非洲各殖民地而施加压力，但是他也相信，战争所造成的灾难性最重的后果之一，将是共产主义的蔓延。因此，他希望战争不仅将是短暂的，而且不至于以两败俱伤而告终。
要扮演既中立又结盟的双重角色，使得所有有关各方都能满意，这并不是容易的。萨拉查（虽然他后来在英国和葡萄牙的利益都迫切需要西班牙不参战时给了英国很有价值的帮助）从一开始对中立就采取了最严格的解释。他一方面采取步骤阻止德国渗透，另一方面却又拒绝答应英国政府所要求的若干让步，并对盟国的封锁采取了一项很坚定的方针。但是，就一般公众来说，官方对民众中表露出来的较为热情洋溢或富于和解精神的感情的限制，并不能阻止。葡萄牙人对于盟国、特别是对于英国表现出无可置疑的同情心。对纳粹主义的某些最强烈的指责（即使不指名，也显然是有意识的）不是来自别人，而正是来自萨拉查的一位亲密老友葡萄牙红衣大主教塞雷热拉。罗马天主教日报《呼声报》就是一家较公开反纳粹的报纸（在允许报纸直言不讳的范围内），然而这也并没有能阻止它对民主国家，特别是对美国的批评。这里，就如在葡萄牙人中间常见的情况那样，又把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都看成是最大的祸害了。英、美的谈判家常常发现，葡萄牙甚至比西班牙更难对付。它的经济地位强得多，而萨拉查本身又是一位非常顽强的人，他动辄在协定似乎已告达成之后又重新提出争议。
第三节 1940年的危机
到目前为止，战争（除了关于封锁之外）只发展到马其诺防线，尚未波及葡萄牙。但随着德国侵入低地国家和法国，所有这些都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从这些国家逃来的难民们吵吵闹闹地要求在葡萄牙容身；有一段时期，德国军队似乎不管有无西班牙的合作都很可能会翻越比利牛斯山而向前推进，其结果势将使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卷入战争；同时，在葡萄牙也有可能发生内乱。葡萄牙在经过一段时期惊慌失措和忧心忡忡之后，成了希特勒的欧洲和英国与美洲之间留存下来的主要纽带。英、美、德、意都有停靠里斯本的航空线，直至1941年12月，美国出口航运公司一直在载客和载货，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只在整个战争期间也都在横越大西洋。里斯本是国际红十字会为其遣送的战俘与拘留犯输送救济物资的主要转运港，红十字会租用葡萄牙船只作最后一段的航行。葡萄牙也成了世界上最繁忙的金融黑市之一，投机者们充分利用黄金和外币的自由交易追求暴利。
对来自交战国的旅行者说来，葡萄牙好象是一块令人难以置信的和平和繁荣的绿洲：没有灯火管制；在战争发生多时之前，一直不用配给卡；商店里摆满了食品和奢侈品，供那些有钱买得起的人尽情享受；旅馆里住满了有钱的难民，他们在那儿消磨时光，直至能订到一张泛美快速班机的座票为止；这里又是各交战国间谍（有真的，也有更常常是想象的）的藏身之地。
法国沦陷以后，葡萄牙政府对中立的解释甚至变得更加严格了（如果那样做是可能的话），并且采取了一切能够抵御进攻的预防措施。大约在战争后的第二年中，军队由战前的四万人增加到了约八万人，土著的征兵额还不算在内。这些人绝大多数被派往葡属大西洋诸岛或殖民地，预计假如葡萄牙自东面受到武力入侵，由于不能长久保卫其本土，政府即将移至亚速尔群岛。据报道已有大量的黄金储备运往美国。
在葡萄牙每隔一二个月就会出现到处流传的新谣言，但是待到这些谣言逐渐消失时，葡萄牙人则往往又沉醉于一种天真的信念中，深信他们无懈可击的中立具有保护作用。据认为，交战双方都不想对它进行干预，因为葡萄牙是太有用了。公众对英国的同情比历来都要强烈。1940年6月初，肯特公爵率领特别代表团参加葡萄牙王国建国八百周年和它在被西班牙并吞后恢复独立三百周年的庆典时，受到了热情的欢迎。英国单独作战的决心激起了普遍的赞扬，据报道萨拉查博士也不例外。人们抢着购买喷火式战斗机募款纪念章，是那么踊跃，以致当局认为还是禁止佩戴这些纪念章较妥当些，就象禁止出租汽车司机悬挂小小的英国国旗那样。在德国使馆提出抗议之后，丘吉尔头像徽章也被禁止了，于是，某个聪明的制造商用一种只有一顶帽子和一支雪茄的图案的徽章垄断了市场。还有更值得记述的是，那么许多的葡萄牙人对英国难民和遭鱼雷攻击的船上幸存者所表现的深情厚意，特别是那些居住在偏僻的渔村里的人民连自己几乎都不得温饱。在那里，天生的仁慈心肠甚至超过了党派关系的推动力。
葡萄牙始终如一地对英国抱有同情，尽管德国进行了大力宣传，而这种宣传在强调德国武装部队的威力（远远超过了英国在这方面试图做到的）以及在对知识分子实行特殊诱惑方面都是十分有效的。德国经常致力于挑唆人们对于英国或美国侵略葡属各岛和殖民地的猜疑，人们还认为，德国的宣传是导源于这样一些谣言，即是说英国的胜利对于“新立场”和其他独裁政权同样都是致命的——这些谣言不胫而走，以致1941年1月23日艾登在下院作了一项声明，大意是，英国的胜利将“保证各国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的权利”。
德国进攻苏联，以及欢迎苏联加入英美大同盟，在葡萄牙引起了相当的不安。从签订了德苏条约那天起，萨拉查就已预料到德国最终会背叛苏联；1941年6月萨拉查政府的政策，正如通过官方支持的《晨报》所表明的，是重申它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和继续遵守最严格的中立的立场。军团（葡萄牙的准军事组织）中的一些人要求志愿服役，在东方战线上抗击俄国人，但是该组织的领导者不主张志愿从军一举，并发表了一项宣言，确认同那些正在和共产主义战斗的人团结一致，同时号召军团成员在思想上作好动员准备，“在这欧洲的西端”一旦有此需要时就立即行动。《晨报》和军团宣言对于共产主义的宣传都作了警告。据说，这种慎重的态度使那些既同情英国而又反共的人（这种人必然是很多的）得到了宽慰。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据说塞雷热拉红衣大主教曾指示他的教士们不要把共产主义的异端同俄国人民混为一谈。
第四节 同西班牙的关系（1939…1945年）
葡萄牙对西班牙的态度已在本《概览》的前面一卷作了描述，这种态度把怕被这个比较强的邻国并吞的恐惧心理和同一个极权主义与反共的伙伴国家团结的愿望交织在一起，这里只需回顾一下这个事实，即除了从1580年至1640年这六十年这段时期外，这两个半岛王国都已各自独立存在了八百年之久，但是在这整个时期内，各个阶层的西班牙人，从国王到无政府主义者，都曾一再被统一伊比利亚半岛的理想所吸引而向往着它。1936年以来，两国关系似乎进入了一种新的局面。西班牙内战时期，葡萄牙人支持国家主义者，并且在1939年3月18日同佛朗哥将军的政府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如果一方面葡萄牙人愿意减少他们对英国联盟的依赖，那末，另一方面西班牙国家主义者就希望把他们从英国势力范围中拉出来。可是，一些比较极端的长枪党党员并没有放弃一个半岛联邦这样的想法；虽然塞拉诺·苏内宣称他已竭尽所能加以抵制，但是巴利阿多里德电台和长枪党日报《向上周刊》所采取的方针却引起了边界那方的关注。西班牙在和葡萄牙缔约之后如此快地加入反共国际同盟也是一个不愉快的意外。
虽然西葡友谊正在精心地培植起来，但是双方在观点上的基本分歧并没有消失。葡萄牙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行往往着重在他们国家的特性（甚至涉及到象音乐和诗歌这样一些显然非政治性的题目），它的悠久的独立传统，以及“半岛二元论”对西班牙自身利益的关系程度等方面。西班牙时事评论员往往倾向于详述两国在历史上的紧密联系以及它们的共同命运。《法兰克福报》驻马德里记者在下述观点上或许是正确的（1940年8月13日出版），即虽然西班牙政府准备尊重葡萄牙的独立，但是他们还希望看到两国对欧洲和拉丁美洲奉行一项共同的外交政策，一项能使葡萄牙保持它的属地，并使西班牙能够扩张它的属地的政策。更加极端的观点也有时表达出来。《星期日》周刊（马德里，1940年8月18日）就宣称，西班牙和葡萄牙共有一个灵魂：“它叫做西班牙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