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5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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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1月15日，国家主义者发表了三天前写给皮莱…戈拉的一封信，要求保障他们继续宣传他们新的政治和社会观点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集会自由，撤销对他们出版刊物的禁令，以及释放前被捕的成员并发给赔偿金。这次，联邦政府的回答非常明确。9月19日，政府命令解散这个团体，取缔它的报纸，严禁以任何别的名义重新组织起来。违反这条法令的人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审讯。同时遭到取缔的还有类似的组织，共产党也在其内。
在发布解散国家主义运动命令时，它大约拥有二千二百二十个国家主义分子，分散在一百六十二个城镇和乡村中。这个组织在五个月前刚刚成立。它是那些先前被取缔或由于受到警察的虎视眈眈，认为自行解散是上策的那些组织的后继者。它的追随者是那部分以前并不属于极端主义者集团，但看到德国胜利在握，认为瑞士最好能同战胜者结盟的人。1940年底对国家主义运动和其他组织采取的行动当然并不意味着国家社会主义在瑞士活动的结束，特别是1941年，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它在瑞士的追随者都把德国的胜利看作是势所必然的事，相信剩下要做的事只是去摘取胜利的果实罢了。不过，这些行动却实际意味着，他们只能在新的秘密组织里或者通过其他暂时还未受到政府取缔的“更新”组织进行非法活动。
他们的目的是用暴力推翻政府，代之以极权统治。但是对于瑞士在新欧洲应立足于何处的问题，他们的看法有分歧。尽管大多数人深愿在德国的庇护下，欧洲能改组成为一个日耳曼民族的联邦，而让那些在边缘的国家在本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府控制下享有一些政治自治权，但也有一些人希望看到瑞士并入大德意志帝国。在德国也存在这两种分歧的意见。1941年，一个处理有关日耳曼民族问题的组织党卫军司令部日耳曼民族指导部，是由瑞士出生的弗朗茨·里德韦格博士负责的。他就是第一种所谓组织解决办法的鼓吹者。德国驻苏黎世领事馆的艾什顿博士和格罗勃尔博士是其在瑞士的主要联络代表。
早在1941年，里德韦格就委托一个瑞士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比埃莱在瑞士组织一个类似德国党卫队的准军事部队。同时，在一个瑞士的德国侨民施泰格的领导下，由格罗勃尔组织了一个新的秘密社团，自称为“德国的朋友”。这个社团的成员在全国各地，组成为小组织。他们在未接到德国发出信号之前，是不得采取什么公开行动的。这些国内组织的种种活动，暗中都受到了瑞士当局的严密监视。在1941年6月的一次大搜查中，警察逮捕了一百三十一人，被控诉的一些人受到联邦和军事法庭的审判。到1941年底。颠覆活动虽然继续发生，但这些国内组织的骨干力量全被粉碎了。一些最活跃的人被逮捕或监禁，其余则被拘留或逃到德国避难。再有那些虽未牵连到叛国和背叛罪行之中、但涉有嫌疑的分子，由于受到密切监视，他们潜伏的危险也大大地受到了限制。
在战争年代中，瑞士政府面临的一个更为棘手得多的问题是如何控制瑞士的德国侨民中高度组织起来的第五纵队。战争爆发以后，德国人积极努力来扩大他们在瑞士的这些组织的规模和效力。战前，虽有来自祖国的压力，但也只有很少数德国侨民参加了这些纳粹组织中的一个组织。1939年和1940年在德国取得胜利后，登记入会的人增加很快，而且有增无已。虽然增加的速度逐渐减慢，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2年。许多人是在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的动机鼓舞下参加到纳粹队伍中来的，而其余的则是为了通过表示对元首的忠诚和支持来保障自己的前途。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德国对于这支第五纵队的重视。在战争爆发后，相对说来只有很小一部分留居瑞士的德国人被征集到德国军队服役，而在这些人中也只有很少几个是知名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作人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热忱的纳粹分子后来从前线撤回，被派到瑞士的党组织中担任了重要的工作。
川流不息的代言人从德国涌向瑞士，在数不胜举的集会和会议上开导和激励他们的同胞。随着德国国社党组织成员的扩增，这种集会的次数日趋频繁，规模也日益扩大。瑞士政府无法禁止这种集会，只得就力所能及管理它们。1940年7月，根据通过的一条法令，凡组织政治集会的人必须取得瑞士当局的批准。可是德国人并不情愿接受这些对他们的活动和演讲的束缚。他们照样举行未经批准的集会，而演讲的人也信口开河，超出限定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最直言不讳的宣传鼓动者被撤销允许他们在集会上讲话的权利。1942年10月4日由省长博勒主持的一次规模特大、挑衅性特强的集会，激起了瑞士公众极大的愤慨，因此联邦委员会禁止外国组织今后举行大型集会。可是德国从这时起正转向防御阶段：虽然德国仍然主宰着欧洲大陆，但越来越可能的是，这种统治将不会长久保持下去了。
在整个战争中，瑞士人民还必须同间谍、破坏分子和告密者的活动作斗争。德国情报机关精心组织了一个遍及整个瑞士的情报网。它的要害地点是设在德国公使馆和领事馆。在那儿，最高统帅部的国外情报处和党卫队保安处为这项工作安插了特务人员。德国人既利用叛国的瑞士人，也利用留居瑞士的德国侨民，但一般主要的特务是从德国国内派遣去的。此外，为了获取详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通过合法和非法的途径把特务派入到瑞士。所搜集到的情报则凭借外交信使传递到德国，但也利用秘密的无线电收发机和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把文件、计划和照片偷送出国境。瑞士当局无法采取坚决的行动来对付在公使馆和领事馆中进行这些活动的唆使者，因为他们享有外交豁免权，同时也害怕因此惹恼德国。
（三）经济上的调整
除了少数狂热分子和失败主义者外，瑞士人民是决意维护他们政治上的独立的。尽管如此，在经济方面，他们却不得不更加紧密地同希特勒的欧洲合作。法国沦陷后，轴心国实际上控制了瑞士所有的商品进出口通道，所以瑞士的经济完全要听凭轴心国的摆布。在1940年8月9日达成的一项贸局协议中，德国同意供应瑞士一定数量的原料，其中最重要的是煤和铁。作为交换条件，瑞士工业必须供应德国在其作战中所需要的货物，并为它和意大利交换货物提供运输便利。另外，瑞士政府被迫缔结了一项汇划结算协定，允许给德国贷款一亿五千万瑞士法郎及由德国控制它的出口物资。只有在一张经严格限制的货单上的货物才可以不需要德国的通行证出口。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为了迫使瑞士加紧密切同德国的经济联系，德国又进一步向瑞士人施加压力。当他们表示不肯屈服时，德国人就威胁要中止煤和铁的供应，吊销允许瑞士进行有限的出口贸易的执照。1941年春，德国一度将这一威胁付诸实施，吊销了一些出口执照。面对这种压力，在与德国达成的一项新的贸易协定中，瑞士政府同意将1941年2月德国的结算信贷增加到三亿一千七百万，7月再增加到三亿五千万瑞士法郎。
英国政府对瑞士向德国在经济上让步做出的反应是加强了对瑞士的封锁。法国沦陷后，由于1940年4月双方缔结的战时贸易协定在事态演变中已经失效，瑞士贸易部长凯勒博士为了商谈一项工作协议访问了伦敦。瑞士代表申辩说，允许瑞士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将是对英国有利的，否则它将不可避免地要完全陷于德国的经济控制之下。可是，不难理解，英国是不愿意允许瑞士通过轴心国控制地区进口货物的，因为，这些货物很可能被轴心国劫走。他们还生怕德国会对瑞士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交出为自己使用而进口的货物。经过长时间的商讨，终于在1940年10月15日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英国同意当瑞士的库存不超过只二个月的需要量时，即放松封锁，以便让瑞士进口一些必要日用品。但是，假如日后发现瑞士屈从于德国的压力而把进口货物再出口，或者货物在途中被意大利或维希政府截留，这项特许权就要作废。英国还同意再发还一些在法国沦陷后被英国扣留的瑞士租赁的船只，并允许用它们通过意大利港口装运煤、铁和粮食。但由于1941年瑞士对德国做出进一步的让步，英国就加强了对它的封锁措施。
在国内，瑞士政府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步骤以谋解决今后面临日益增长的不可避免的匮乏，并使它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在法国沦陷后，瑞士对食物和燃料实行了更加严格的定量配给，它还采取了定量配给措施借以保存现有储藏物资，减少消费，及大幅度地增加国产食品的数量。
政府的战时农业政策是以一位第一流的农业学家F·T·瓦伦制订的综合性计划为基础的。这个计划在1940年11月15日由它的设计者在对瑞士农民协会的讲话中公布于众。假如由于战事的发展和经济封锁瑞士需要自给的话，那么瓦伦的计划就是为了使它能以实现这一目的。瓦伦精确地核算了人们所需消耗的热量及利用本国土地资源来满足这些需求的方法。要达到自给，就须大幅度增加粮食谷物、糖和植物油的生产，并严格限制家畜的饲养。虽然并没有发生必须要严格地实施这个计划的情形，但它对于在战争余年和其后果中所采取的步骤起了很可贵的指导作用。耕地的面积逐渐增加了。1941年10月又公布了一项法令，勒令所有非农业居民都要种植自用的土豆和蔬菜，各区将为之拨出一部分土地。随着耕地面积扩大而需要的额外劳动力，和由于服役而被抽走的大量人力则通过征集志愿的和义务劳动的人来补充。
虽然随着战争的发展和进口的逐步下降，某些食品，尤其是脂肪、油类和糖的供应日益短缺，但是多亏政府富有远见的政策，使瑞士人民尚能维持一个相当过得去的饮食水平。
到1942年，几乎除了士豆、其他蔬菜和水果外，所有食品都实行定量配给。迄今所有各类居民一律实行相同的配给，只在1942年7月1日才改行有区别的配给。
（四）瑞士对战争扩大化的反应
将近1941年底时，在瑞士一种焦虑不安和灰心丧气的情绪与日俱增。德国对俄国的夏季攻势和德军部队在东线的集结暂时解除了武装入侵的危险。到1941年底，瑞士动员起来的兵员从1940年夏季的五十多万减少到约七万一千。没有人知道战争将在什么时候结束，怎样结束。与此同时，瑞士人民不得不忍受一个国家在战争状态下的许多不便，包括食物和燃料的缺乏、夜间的灯火管制、政府对他们日常生活的控制和干涉，但又得不到象一个交战国人民那种激昂慷慨的精神上的补偿。这种灰心丧气的情绪明显地表现在人们中间的相当广泛的不满以及社会党和独立的党派对政府的批评的加剧上面。他们抱怨在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缺乏联系，致使彼此互不信任。
1941年底，美国和日本相继参战从而使交战双方列强的均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虽然1942年底，德国的胜利势头刚刚开始衰退，但它对俄国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加以它的新对手美国又有无穷潜力——尽管大部分尚未发挥出来——已可很清楚看到战争将旷日持久地继续下去。而且，当前形势对德国的最后赢得胜利也开始变得不利了。不过，与此同时，美国的参战却给瑞士增添了不少困难，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瑞士的问题在于如何在希特勒被迫放松其对欧洲的控制前，维持它的中立和政治独立。瑞士国家这只船在惊涛骇浪中航行，如果要想在狂风暴雨平息之前完整地幸存下来，需要高度的技能和谨慎。它必须见风使舵，并在紧急情况下抛弃掉它船上的一些货载。它还须给瑞士人民惯于珍视的权利和自由加上新的束缚。
新主席菲利普·埃特在1942年1月1日的一次对全国的广播讲话中，呼吁人民在工作中要发扬遵守纪律和与政府密切合作的精神。埃特说，联邦和州政府的一切政策和活动都是旨在保证食物的供应和人民的工作，使国家能够在这风雨如磐的年代里自由和光荣地坚持下去。
但是许多人感到政府在努力设法避免开罪于德国方面，不必要地做得太过分了。1941年7月和德国缔结的贸易协定在议会中遭到了强烈的批评。新教牧师和左翼分子尤其激烈地抨击了政府的政策，指出，对德国的一味恭顺并未使其他中立国家在德国认为有利向其进攻时幸免于难。他们说政府的检查政策、专断独行和针对团体和个人的法令以及专靠法令来管理国家的日益增长的趋势正在破坏人民的团结，而这种团结恰恰是他们如要坚持到底的话所不可少的条件。其余的人则拥护政府的立场。他们反驳说，恢复自由将只能给反民主分子以可乘之机。维护对外的自由比维护对内的自由更为重要，因为恢复国内自由要容易得多。
1942…1943年一些案件审讯的结果表明保持常备不懈和采取专断措施是必要的。几个被告，包括瑞士军队中的军官和其他军衔的人，犯有把机密出卖给德国的罪行，他们被判处死刑或监禁。第一次死刑是在1942年宣判的。1942年8月4日联邦委员会通过一项法令以强化现行的各项条款，防止有损于国家安全的行动，并更严厉地惩处那些违法的人。条款还规定允许在监禁的判决中附加预防性的拘留。后面的条款是为了防止瑞士国家社会主义分子扩大其力量。这部分人是听从德国的指挥，他们的活动包括在瑞士发表和散发宣传叛国的文件，征集支愿者组成一支瑞士党卫队与德国军队并肩作战及进行一种迫使住在国外的瑞士侨民加入纳粹阵营的运动。早在1943年，政府就采取了一个额外措施来对付国外的瑞士国家社会主义者。当时发布了一条法令授权司法部和警察，如发现在国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