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5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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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一场欧洲战争的危险和它位于各交战国之间的险恶地位，无动于衷。然而，这种推论是大大错误的。虽然，瑞士人民作为一个以通情达理著称的民族，仍然希望理智将能取胜，战争将能避免，但是联邦委员会和联邦议会，在得到国民的赞同和支持下，前几年中就采取了若干步骤来加强国家的军事、经济和政治防务以备万一发生战争。
　　（一）中立
　　瑞士政府明确表示，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将一如既往奉行国家传统的武装中立政策。1920年瑞士参加国联时，曾一度放弃了它历史悠久的绝对中立，而代之以有条件的中立。作为一个国联成员国，它接受了参加对破坏盟约的国家采取非军事行动制裁的义务。
　　由于集体安全陷于全面崩溃，例如国联成员国意大利侵略并征服了另一成员国阿比西尼亚，希特勒恣意重新武装莱茵兰并吞并奥地利，使瑞士政府相信它只有恢复昔日的绝对中立的政策，才是它避免卷入全面战争的唯一希望。1938年5月14日，国联行政院成员国采纳了瑞士这项决定，同意今后不再要求瑞士参与执行盟约规定的制裁。瑞士政府也急于想得到各轴心国国家对它恢复以往绝对中立地位的正式承认，但德国却迟迟不肯宣布尊重瑞士的中立，它想用此作为一种手段首先取得瑞士政府在有关瑞士…德国关系的各种问题上的让步，特别是关于取缔瑞士报刊的反德情绪以及影响德国国社党组织在瑞士的地位的措施等问题。
　　1938年6月9日，希特勒对瑞士新任驻柏林公使弗勒利歇尔说，德国决定尊重瑞士的中立；二星期后，瑞士政府收到了德国和意大利政府有关这个决定的正式声明。1939年初通过的一项英法决议宣布，德国对荷兰、比利时或瑞士的入侵都将成为英法宣战的理由。瑞士政府对这一决议的反应显示了它要以绝对的中立来谋求安全的决心。驻巴黎的瑞士公使沃尔特·斯塔基在3月21日接到法国外交部的通知：法国和英国政府将保证他的国家不遭侵犯。他回答道，瑞士并不要求这样一种担保，它自己会决定什么时候需要外国的援助。英法企图插手西欧各中立国的消息传到了纳粹分子的耳中，德国政府就向瑞士提出这个问题。瑞士外交部长朱泽培·莫塔在4月11日把斯培基3月21日的答复告诉了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并表示他认为斯培基的态度完全正确，而且既然那些关心维持瑞士中立的各大国肯定会在紧急时刻对它加以援助，因此，在任何情况下这类保证都将是多余的。但这并未使德国人感到满意。5月24日，莫塔被告知，两个大国提供这种特别保证和德国关于中立的概念是格格不相入的，瑞士的态度在柏林已产生了一种“非常不利”的影响。几个月后，在莫斯科举行的英、法、苏会谈期间，保证瑞士和其他小国的安全问题被提出来并成了欧洲和美国报纸的评论主题。7月7日，瑞士联邦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公报，声明瑞士的中立是绝对的和无可讨论的；但德国仍感到不满。魏茨泽克在7月13日对瑞士驻柏林公使说，他的政府的声明并不十分明确，瑞士必须“恢复平衡”，并“回到中立的正中”。这一外交行动促使联邦政府发出一份照会，由瑞士公使在7月20日递交给魏茨泽克。照会声明，当其他大国宣布一旦瑞士受到攻击将给它提供援助时，联邦政府不曾作任何评论，因为它不愿接受那种只有在侵犯它的中立时才能适用的诺言。政府认为，他们在遇到这类事件时请求外援的权利是不容争议的，但是又强调说，如果第三国未经请求而进行介入，这将被视作是对中立的破坏。
　　同时，瑞士人民也认识到，发表一个没有捍卫中立的决心和力量为后盾的声明只能招致麻烦。1939年3月，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到侵略后，当时瑞士联邦主席菲利普·埃特发表了一篇有关国际形势的广播讲话，谈到瑞士人民捍卫独立和中立的决心。二天前，经济部长赫尔曼·奥布雷赫特曾用更为坚定有力的语调告诫说，任何国家如果袭击或侵犯瑞士的领土和独立，那它就要面对一场战争。3月20日，联邦议会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重申上一年所作的关于全民族决心保卫中立和独立的声明。
　　（二）军事措施
　　1933年到1939年间，瑞士全力以赴建立军事防务。这是瑞士和其他一些爱好和平的民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平静岁月里曾忽视过的事情。1933年，当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后，瑞士为了增加军用物资的储备，武装并配备它的军队，表决通过了第一批的拨款。武装部总司令鲁道夫·明格亲自周游全国各地作政治演说，以唤起入侵的觉悟，认识到国家重整军备的需要。最初，这曾遭到社会党人和其他左翼集团的竭力反对。
　　1936年，瑞士通过了一项军队整编的法令，在东北和北部边境及阿尔卑斯战略据点建立了新的防御工事，并对旧的设施进行了加固。为了筹措这项庞大防务计划所需的额外资金，政府在1936年发行了第一批国家防卫公债。公众响应认购的公债达三亿三千二百万法郎，大大超过了政府所要求的数目。奥布雷赫特在1939年4月30日说，已为国防编制了一项特别预算，并在最近几年里用去了十亿法郎（五千万英镑）。
　　辅助部队的义务服役年龄从四十八岁提高到六十岁。1939年初，议会以九十六票对二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延长初期训练的时间，并授权政府继续保留受训部队的服役期限。1939年进一步授权政府在紧急情况下毋需等待议会批准即可征召军队。
　　慕尼黑危机期间，瑞士边境上的道路、桥梁和隧道都敷设了地雷，并作了长期戒备的部署。1939年3月，德国在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后不久，曾有一个企图吞并列支敦士登的流产计划，一家法国通讯社在日内瓦的分社也刊载了一则报道，说德国在拉尔贝格集结了七十万兵力。3月24日，瑞士联邦委员会批准了政府征召军队以加强边防警卫的提案；加紧进行了莱茵河边防的工事，并对1938年9月所布的地雷重新装置。当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奥托·克歇尔在4月11日要求莫塔对此作解释时，莫塔否认这是受某一大国的煽动，并说他们已撤除了部分设施。
　　瑞士的防务体制是为了保持最大的灵活性而计划出来的。当入侵军突破边境防御工事和第二道防线、经过崎岖山区向前推进时，势必遭到扼守着山路要隘的英勇的瑞士民兵的阻击。除了在康斯但茨湖和日内瓦湖之间的所谓瑞士高原最易受到攻击外，瑞士的地形是不适于庞大的机械化部队或重型坦克及大炮通行的。
　　（三）经济措施
　　由于地理环境为瑞士的防卫提供了天然的屏障，瑞士亦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做了各项准备。因此只有出于一种迫不得已的需要，才会使一个交战国值得费力气来啃这个虽小而难吃的果子。从经济上说来，瑞士的地位是脆弱得多，因为它的繁荣是依靠它作为一个国际工场的地位。它幅员狭小，自然资源贫乏，其工业生产所必需的煤、铁和其他原料均须依赖进口，同时还要进口相当比例的粮食来满足人民口粮和牲畜饲料的需求。这些必要的进口物资是用出口优质制成品来偿付的。瑞士也是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在就业的二百万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二十务农，而从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的人却占百分之五十二。农业工人的收入仅占整个国民收入总值的百分之九。因此，如果瑞士人民要保持他们的生活水平，关键就在维护他们的对外贸易。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中获得教训的瑞士政府，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就采用了一个限制养牛业和制酪业，以增加各种作物的方案。为推行这项计划而采取的措施，包括1929年的谷物条例，这个条例规定了粮食谷物的必要储备和政府对增产的补助。国产小麦的高价得到了保障，并给为自己家用研磨谷物的生产者以奖励。同时还采取措施提高本国甜菜制糖的生产，和限制向国外的进口。尽管1939年粮食谷物的产量比1932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七，但是每年本国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巨大差距仍有待于拉平。
　　当战云密布时，瑞士政府就筹划建立一个一旦战争爆发就能付诸实施的全面的战时经济。1938年4月1日通过的法令授权政府进行初步必要的准备，这项法令的制定，目的在于“在经济封锁或战争事变中，保证国家对最紧要的必需品的供应……”在以后的十八个月中，依据这条法令采取的措施包括：附有一份土质情况详细分析的可耕土地的农业调查统计以及进一步削减畜牧生产以增加耕作的步骤。根据一项全面的储备计划，进行了对现有必要物资的库存盘点工作，并建立了贮存以应紧急事变。
　　库存是按不同阶层来进行的。在基础方面，要求进口商手头都要保持一定量的物资储存。1939年4月，要求人民对急需食品保持“铁一般似的”坚实库存以维持两个月的需要。政府宣布，一旦发生非常事件，在实行定量配给制之前，暂停两个月出售这类货物。又公布了一个拟定的配给数量表，同时劝导人民设法贮存其他包括肥皂、蜡烛、燃料和衣着等的必需品。由于公众的购买，零售商和批发商就可补进存货，这转过来促使进口商为了保证他们应有的储备不得不安排进一步的定货。正是通过这些方法，货物的贮存遍及了全国。
　　（四）政治措施
　　瑞士为了保卫自由所作的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努力，是那些为了加强国内防线，以抵御外来思想和活动而进行的工作。瑞士的两个最强大的邻国——德国和意大利在独裁者的操纵下所标榜的思想意识和瑞士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但不管怎样，瑞士人民对危险的来源所在是毫无疑义的。尽管提契诺地方发生了纠纷，而意大利又存在领土收复主义，但瑞士人民对墨索里尼的战争叫嚣并不十分在意。加之，他们也意识到在意大利和德国之间保持一个缓冲国是符合意大利的利益的。虽然瑞士人民亦考虑到墨索里尼的观点可能不适于瑞士，但他们很高兴地看到在意大利恢复了正常秩序，遏制了共产主义。对大部分瑞士人来说，共产主义甚至比法西斯主义更令人憎恶。他们对于墨索里尼应有的常识做了过高的估计，以致他们没有预见到他竟会利令智昏地不顾保持欧洲力量均势的一切古老的准则而采取了一种势必使他的国家沦为德国附庸的政策。
　　瑞士人对待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们大多数人对墨索里尼是宽容的；对于希特勒则又恨又怕。大多数团体由于宗教、政治和文化上的理由对纳粹德国是抱有反感的。即使与德国人民享有一份共同文化遗产的操德语的瑞士人也对希特勒的背叛德国理想极为不满。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在1937年11月发往德国的一份叙述瑞士社会舆论不友好态度的备忘录中写道：“大部分的瑞士人反对我们的对外政策和德国国内的事态发展。”他还说反德情绪在边境地区尤为显著，有时且引起激烈的反德示威。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同，他丝毫也不想迁就瑞士人。相反，纳粹恣意抨击瑞士的组织机构，并试图通过宣传和怂恿在瑞士的颠覆活动来破坏瑞士人的民主政体。
　　1938年的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加深了瑞士人民在1937年时对纳粹德国的恐惧和厌恶之感。慕尼黑危机期间，德国驻伯尔尼公使指控说，德国侨民受到侮辱，德国商人遭到瑞士居民的抵制。1938年12月1日在和瑞士外交部长莫塔的一次长时间会见中，德国公使再一次抗议瑞士的反德舆论和宣传，并强调如果瑞士政府不能约束新闻界，势将危及德国…瑞士关系。同时，德国报刊也加紧了反瑞士的宣传。德国报纸声称，瑞士报刊对纳粹德国的批评，及瑞士藏匿犹太人、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反对国家社会主义政权者是违背瑞士政府公布的中立政策的。特别是在1939年1月的《国家社会主义月刊》上博克霍夫写的一篇论文，把瑞士的中立概念引伸到超过了政府的言行范畴而包括个人和团体的态度在内，这就使得瑞士政府担心，如果不承认这个扩大的中立概念（人民中立），那么，德国可能认为他们有权无视其所做过的在一切情况下都将尊重瑞士中立的诺言。1939年1月，当瑞士驻柏林公使向德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时，魏茨泽克说，希特勒的声明，即德国打算尊重瑞士的中立是一条公认的准则；但是，他又说这不是德国单方面的义务，它的先决条件是瑞士必须保持真正的中立作为报答。魏茨泽克再一次提请瑞士公使注意约束新闻报道对维持良好关系的必要性。虽然莫塔拒绝了柏林提出的订立一个势必限制瑞士报纸言论自由的新闻协定的建议，但他认为，应当采取步骤来制止敌视德国的言论。尽管当局实行了若干限制，德国还是继续进行攻击，瑞士政府不得不在夏季再一次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
　　反颠覆活动的问题有着双重性质。对瑞士自由及民主制度的威胁既是来自瑞士的德国国社党组织，也来自受了纳粹思想影响的本国团体。甚至在希特勒掌权以前，德国国社党就已开始在瑞士活动。1933年后，他们的活动就成了瑞士政府和人民日益不安的根源，而第五纵队在奥地利和苏台德所起的作用，则使这种不安更加剧了。瑞士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和附属于它的多种组织如运动团体、学生团体、希特勒青年团、德国少女队及其他等等都直接受德国国内的国社党控制，它们对所有侨居瑞士的德国人施加强大压力，迫使他们参加一个或几个这样的团体。显而易见，这些纳粹组织的目的是有损于瑞士宪法规定的民主，即使不是真的有损于瑞士的独立。不管希特勒怎样矢口否认，许多人依然担心他的目标是要把瑞士并入他的“大德意志帝国”。联邦议会虽曾建议取缔在瑞士的国社党组织，但瑞士当局却不能采取这一步骤，因为这很明显地会被德国政府视作一种不友好的行动。况且德国人基本上已是谨慎小心，不使他们的宣传和其他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