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5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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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把它本身的储备减少到危险点的程度去援救其邻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还有第三种补给办法曾经一度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办法主要用于医药和钢铁。这些物资是按中东补给中心评定的整批限额，在政府对政府的基础上出售的。这个办法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有一条规定，凡属租借法的物资只能卖给政府；但是，这些商品以后还可归入私人订货系统中去。
　　为了说明中东补给机构的全部情况，还必须提到，英国的联合王国商业公司（为非英属中东各国政府服务）和皇室事务官（为殖民地和委任统治地服务）的业务范围也包括帮助英国制造商获取原料和英国国内许可证，以便提供中东补给中心批准供应的货物。在美国，类似的职能是分别由中东供应联合执行局（后为对外经济管理局）和英属殖民地物资供应工作组执行的。
　　整个补给制度可简要概括如下：　1。　估计总的需求，由中东补给中心和当地政府在中东协商进行。　2。
　　伦敦和华盛顿的各个补给和航运管制机构对物资和船舶的分配提出书面方案，以满足这些需求。　3。
　　由私营进出口商按中东各国政府发给的并经中东补给中心根据限额或采购政策审核无误的许可证进行订货。　4。
　　或由英国或美国政府机构大宗购买“共同储备”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由联合王国商业公司经营的物资。　5。
　　由联合王国商业公司或由殖民地和美国的有关机构监督英国或美国工厂生产订货的进程并预订舱位。
　　不妨顺便说明一下美国参与对中东提供物资的安排和参与中东补给中心实际工作的性质。这里叙述的不是美国在宣战以前和宣战以后援助盟国作战的规模。可是，英、美在中东协作的方式有其独特的值得注意之处，因为它表现出在纯经济领域的一个执行机构里完全融成一体的努力，这种努力可与地中海部队司令部（卡塞塔）在军事方面的实验以及第二十一集团军群进攻诺曼底半岛的计划工作相媲美。
　　如上所述，甚至在美国参战以前，大量的协调补给供应的机构已经成立。1942年初，就已在原则上决定，中东补给中心应尽可能做到完全在英、美合作的基础上开展工作。美国驻伦敦大使的兄弟乔治·怀南特尽速赶赴中东，立即被任命为中东补给理事会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从一开始就建立了极其融洽的关系。怀南特有一个由少数经济战委员会人员组成的助手班子，他们同中东补给中心的人员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但是中东补给中心本身打算有一部分美国工作人员，1942年，马歇尔·麦克达菲作为物资处处长参加中东补给中心的工作，在他手下工作的主要是一批英国人。1943年怀南特离任，美国方面的职务暂时空缺，不过，1943年秋，哈佛大学法学院长詹姆斯·M·兰迪斯，领公使衔奉派到开罗，负责协调美国在中东的所有经济问题，并与中东补给中心的主任在主要政策方面享有同等的发言权。陪同兰迪斯赴任的有利文斯通·肖特，担任管理租借法事务的特别代表。接着决定，中东补给中心下属各处的领导职位应尽可能地平均分配，终于对运输、医药和计划三处委派了美国人当处长，而粮食、原料和行政管理则由英国人任处长。1945年初委派了一位美国人任副主任。中东补给中心在中东国家所建立的分部，也尽可能地配备了双方的人员；美国人负责管理波斯、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埃塞俄比亚的分部。
　　这种紧密结合的利弊，将作为在中东的试验的总评价的一部分在下文予以讨论。这里只需指出，对美国产品的需求，由实际在当地服务的美国人来主持处理，就足以说明它对整个补给机构得以顺利进行工作是大有关系的。
　　甚至在中东补给中心成立之初，就很明显，有关确定限额和批准许可证方面的大量具体工作以及同主权国政府的经常协商，是不可能全部由开罗总部来进行的。因此，决定在各地成立分部来执行补给政策。在英国属地及其委任统治地，有一个明显的决定，要任用当地的英国官员。在塞浦路斯、巴勒斯坦与苏丹就是这样办的，系由东非总督会议战时补给委员会的秘书主持其事。在近东各国，则由斯皮尔斯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代行中东补给中心的职责，直到1945年才单独成立一个英、美合组的分部。在波斯、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都建立了中东补给中心的分部；在埃及，补给工作最初由英国大使馆的商务参赞，后来由一个独立的英美分部管理。在所有这些机构中，工作人员主要都是管理人员，也配备一些技术人员，特别是在涉及到专门的工业部门和专门的农业问题之处；但主要的技术顾问们是驻在开罗总部的，他们差不多用一半的时间在整个地区到处访问。
　　中东的这一经济组织在其创建之初，以及远在它得到充分发展以前，所面临的一系列严重的紧急情况，上文已作了足够的说明。这个问题首先在1941年被看作是一个军事战略问题。此时，货物已大量地涌到中东港口，其中有一些是奢侈品，有许多是非必需品。即使在1941年6月地中海封闭以后，北美的船只还可以驶入红海和波斯湾；苏伊士不仅被急需的物资所拥满，而且也被丝袜、化妆品、汽车和冰箱所阻塞。总体战是不能如此进行的——一年之内，亚历山大就听到了隆美尔的炮声，中东补给中心本身也撤到耶路撒冷去了。韦维尔将军在英国大使和中东补给中心的协助下，不得不采取断然的措施。军事补给品必须运给西部沙漠的军队；中东的港口和交通线必须扫清，以便运送这些补给品。为此，采取了两项办法。第一，在英国所控制的范围内，将民用物资的进口削减到最低数量，有时甚至更少。第二，积压在苏伊士的大量非必需品，由军用卡车装走，径自堆在西部沙漠，形成了众所周知的“苏伊士堆货场”。此外，还拼命增加中东各港口的卸货量。军队训练了一批专门的码头装卸工，埃及码头工受到了装卸不熟悉的军事装备和军需品的训练，这就大大加速了宝贵的船只的周转。在1939年每天只能处理不超过六百到七百吨货物的一个港口，到1943年已能处理六千吨了。
　　很多这方面的工作落到军队和战时运输部当地代表的肩上。中东补给中心有一项任务是要把中东民用物资的进口削减五分之四。事实上，这项任务是完成了——1939年，这些进口总计约五百五十万吨；1942年和1943年为一百二十五万吨。能够做到这样的削减，而又没有造成中东的经济崩溃，大部分是由于中东补给中心的努力，以及所有中东政府的合作；这种削减，对中东的军事活动作出了十分显著的贡献；这一削减本身也证明了为建立和维持这个新的经济机构而作出的努力是正确的。然而战争有停止之日，经济问题却永无消失之时。在本节的以后部分，打算通过对已经找到的某些实际解决办法的叙述，来说明比较广泛的区域性问题是如何逐渐地、不可避免地归入到中东补给中心职权范围之内的，其中许多问题在和平时期也是极为重要的；并说明如何导致进行一些实验，这些实验中有些是落空了，有些结了果，这些有结果的实验可能具有长远的意义。
　　在和平时期，中东是进口粮食的，虽然不是大批购货的主顾。在主食方面，谷物总生产量同总消费量大体相等。但是，这种算术上的相加并不与实际情况相符，因为各地对所吃的谷物品种如，小麦、大麦、米、玉米、小米等，差不多都有固定的习惯，而实际种植的谷物同其特殊需要不见得完全相称。伊拉克有大量剩余的大麦（在丰收的年份可达四十万吨，在歉收的年份或许也有十万吨）；埃及有多余的小麦，只是多余的数量要小得多；叙利亚、黎巴嫩、塞浦路斯、波斯和埃塞俄比亚大体上能够自给；巴勒斯坦、阿拉伯、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兰、苏丹和马耳他则都要依靠进口。整个地区的茶叶完全不足，而且要进口大量的咖啡、香料和糖。油籽是阿拉伯人食物中极其重要的东西，要从埃及的棉花作物以及苏丹和东非获得供应；橄榄油则来自巴勒斯坦和近东各国。肉类除城市以外，吃得不多——动物蛋白质是中东日常饮食中最为缺少的一项。按照西方标准，整个地区的食物营养是严重不足的。但谷物是最为重要的食物。每年大约种植和收获一千二百万吨；显然，即使减产百分之十，也就要大量进口了。
　　1941年，这种经济的弱点显露出来了。那年年初，不可缺少的春雨没有下降。接着，在5月份，伊拉克拉希德·阿里的作乱又耽误了大麦的收割；最后，在6月份，叙利亚和黎巴嫩战火蔓延，规模不小，要把维希政权从近东国家撵走。影响谷物供应的，不仅是由于打仗而造成的物质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心理作用。剩余谷物并不是大庄园生产的；它们是从上万个村庄点点滴滴汇集起来的。要是农民受了惊吓，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饥荒，他就要攒积谷物。1941年，由于受到德国无线电宣传的影响，这种情况开始大规模发生了。到1941…1942年冬，要求进口谷物的申请开始源源不断地送到中东补给中心。有一个时期，仅埃及就估计缺少三十五万吨。到3月份，局势已经显得岌岌可危；英国的货运接济不上，不少船只被击沉，中东各地告急乞援的要求纷至沓来。5月18日，中东补给中心接到通知，开罗和亚历山大的库存仅能维持到5月27日，而新粮在6月10日以前大约不会上市——这就出现了大约二万四千吨的差额，而中东补给中心在整个中东掌握的存粮却不超过一万二千吨。于是，只得逐日发放小量存货；埃及政府在加速收购当年的收成方面也做出了奇迹；危机因此得以渡过。不过，为这个歉收的年份所付出的代价是重大的——九万一千吨谷物运给埃及，十万吨给叙利亚，九万吨给巴勒斯坦，七万吨给土耳其，三万八千吨给塞浦路斯，还有许多需要较少的地方——总起来，为挽救饥荒，绕过好望角运到中东的谷物共达六十万吨。
　　以后还有过一些其他化险为夷的事件——在德黑兰，有一天粮食库存下降到只有一天的供应量，在大马士革发生过抢粮的风潮，在沙特阿拉伯也有过一些尴尬的时刻，在亚丁保护地的内地发生过饥荒；这些事情的细节已是无关紧要。不过，1942年以后，总的形势就不再如此糟糕，原先估计1942…1943年谷物进口需要三十六万五千吨，包括部队的九万五千吨，可是，当新的、丰收的谷物开始源源上市时，实际进口总量只有二十七万吨。
　　情况改善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天气较好，此外也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制订了增加谷物种植面积的方案，而最重要的，则是由于中东补给中心所制订的“小麦征购计划”。关于增加农业生产的各种方案，下文还要予以补充说明。这里单把最大的一项，即以将近一百万英亩种植棉花的埃及土地改种谷物，先说一下，也许是比较恰当的。1941年，英国购买了埃及的棉花（虽然未能运出）以防其经济崩溃。1942年决定加种小麦，尽管预料每英亩产量会大为减低，因为从智利进口的氮肥，从战前的平均五十万吨减少到了只有十三万吨——这是能从智利远道运来的全部数量。其结果在1943年的收成中就体现出来了。
　　由政府机构征购谷物的办法首先在叙利亚试行。所有私营谷物贸易都被禁止了，当地的磨坊关闭了，甚至被焚毁了，全部农村剩余谷物都必须卖给一个由英、法当局联合设置的专营机构（粮食局）。该机构除法国工作人员外，还有六十多名英国官员参加，分驻叙利亚全国各地，评定每个村庄的上缴额，并筹设“征购中心”，所有谷物都要送到那里，当场（优厚地）付给现金。一方面对为首的少数走私分子和黑市商人严加惩处，另一方面则对农村中的耕种者立即付款，这就使征购计划立见成效：次年，在叙利亚就有了数量相当大的剩余谷物。其后几年，在埃及（英美谷物委员会），形式稍微不同，而在伊拉克和波斯，也都采用了这个办法。当1944年和1945年孟加拉发生饥荒时，在中东受过这项工作训练的许多官员被调往该地从事同样的工作。实行谷物征购计划证明势必连带产生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就是要为乡村市场提供足够消费品的重要性。农民利用其收成以供食用、留种并购买制成品——杂货、煤油、火柴，尤其重要的是便宜的纺织品，他们因为要购买这些商品，所以才需要钱。无疑，在消费品的供应与立即可以到手的剩余谷物之间有着一个相当简单的等式。不巧的是，在战时船运和物资不足的情况下，几乎总是难以维持这样一种供应。于是，采取了一项少量抛售黄金借以制止通货膨胀的代替办法——农民和商人都是天生的囤积者，只要有此机会，他们也就会把黄金囤积起来（但不要纸币）。
　　中东补给中心粮食供应处的贡献无疑是节约船运舱位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除了下文将述及的改进当地生产技术之外，主要的节约措施有四个方面：将种植埃及棉花的土地改种小麦；将氮肥的进口从五十万吨减少为二十万吨到三十万吨之间；将大麦、小米、玉米搀入面包粉（自从中东这样大量消费其剩余粗粮后，估计节约粮食达五十万吨）；实行谷物征购计划。除了粮食供应之外，在节约效果上，唯一可以与之相比的，只有以油代煤的措施。中东补给中心的其他部门，虽能利用当地原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增加生产，但在节约吨位上从来无法相比，因为在这些方面的大规模的节约，只有在不影响经济稳定的前提下，把消费限制到最低水平。
　　除粮食外，不可能详细叙述关于进口其他物资的各种问题与权宜措施。进口物资中，最受人注意的是：发电和供电设备的备件，水的净化设备的备件（例如，开罗就完全依靠自来水厂供水），运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