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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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济结合在军事上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如果没有美国通过租借协定给予的援助，俄国人和英国人都不可能使他们的战斗部队保持实际的那种实力和装备水平。红军的粮食这个根本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假如没有通过租借协定运交俄国的粮食，那末斯大林为了重建、扩大和加强俄国的农业生产，将不得不调动比实际调动的大得多的人力与资源。要是他真这样做了，势必大大削弱俄国的军事实力。英国的情况甚至更为严重。假如没有从美国、加拿大以及别处运来的粮食，英国社会的整个结构就要崩溃，除非让大批军人复员，使他们生产足够多的出口商品，以便支付进口商品。
国际规模的经济合理化改组在历史上也有过先例，但从未达到如此深远的程度。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的补助帮助了诸如普鲁士等国家，使它们能维持军队去打法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私营企业和各国政府之间多种多样的战时贷款，在抗击德国的过程中也起了类似的作用。但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的关系大部分限于财政方面。交易是用现金来做的，而不是用货物。同时在盟国之间，很少或并未有意识地制订计划，以求最有效地使用可以获得的生产资源。
在军事战略和政治目标等其他方面，大同盟内部的协作要逊色得多。俄国的作战基本上同英美的战斗很少配合。这种情况的象征是，俄国直到日本人已被击溃后，才向日本宣战。然而，在西方国家制订对德战争的战略时，斯大林的意见是不容忽视的。1945年初，俄国人同意把他们最后进攻柏林的日期予以提前，以便帮助解除德军在“突出部战役”中对西线的压力。
但是，这些仅仅是战略上密切配合的偶然事例，这种配合并未持续发展，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自由交换作战计划与军事力量等情报的常规的行政渠道。只有斯大林可以随意同英美代表谈话，而他是难得可以见到的。结果，在较低一级的官员之间，协调种种军事任务的努力，遭到俄国方面几乎没完没了的延宕和各种琐碎的刁难。譬如，俄国人慢慢地挫败了美国谋求在远东西伯利亚各省设立空军基地的努力，这个例子就能说明这种情况。
大同盟的最独特的特征之一，就是盟国之间对于军事战略和政治战略之间的正常关系的看法有分歧。美国人倾向于认为，军事目标同政治目标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实上，美国将军们似乎常把战争看作一场比赛，胜负分晓后，运动员便各自回家。他们经常用美式足球赛的行话来作比喻，这是他们的特色，富于象征性。另一方面，英国人和俄国人则很少忽视军事行动与未来力量均势之间的密切关系，因为战后势必会出现这种均势的。结果，欧洲战争的战略仿佛《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中描写的一场四人对下的棋局，其中俄国人和纳粹党徒按照传统的规则下棋，英国人也想这样做，但经常受到美国人的干扰，美国人想要按照自己制定的规则下棋——根据这种规则，俄国的棋子只能吃掉纳粹的棋子。
或许，对这个问题这样直言不讳，对美国人是不很公平的。他们认为，大西洋宪章之类的宣言已经改变了大同盟成员国应当遵守的国际政治规则。假如文字可以当作事实来看待的话，美国人当然是对的。因此，指责美国人不承认军事战略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或许是错误的。实际上，他们把希望寄托于一种新的权力观念，即希望形成一种世界秩序，那时各国将联合起来实施国际法，因此这种世界秩序将不再取决于平衡各国力量和划分势力范围。从美国的军事政策基于上面假定的政治前提这一点来看，马歇尔和罗斯福主张的战略是有道理的，即在人力物力蒙受最少损失的条件下，尽早击溃纳粹与日本人。在他们看来，这将为更美好的新世界开辟道路。所以，如果为了本国利益而用权术损害大同盟的其他成员，这种行径将是既不必要又很恶劣的，因为这样干就等于在开始葬送美好的前途。
可是，美国力图使英俄两国政府改变态度，接受这种对国际政治的看法，却并无成效。大同盟成员国之间，特别是俄国同西方之间，在政治上的协调，始终没有超出空谈。苏联之所以遵守大西洋宪章及1942年1月发表的联合国家宣言之类的文件，主要是从宣传作用着眼的，但是斯大林对待这些文件大概也不外乎这种态度。这些文件决不是他制定政策的指针。至于敦巴顿橡树园提案和联合国宪章之所以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是因为它们建立了新的永久性国际组织。但是，俄国签署这些文件并不表明东西方之间持续的政治分歧已经消除了。
然而，尽管大国之间的分歧从联合国初成立时便妨碍着它的发展，大同盟谋求建立某种国际政治组织的努力并非毫无成果。拥有几千名官员以及众多的委员会、理事会、谘询委员会、秘书等等的联合国诞生了。某些专门机构能继承战时大同盟成员国创立的国际经济管理组织而发挥作用。在1952年，联合国几乎完全没有行政权力，但它拥有的人员与经费来源却能起重要作用，因为利用这些人力物力，它可以积累资料，并引起公众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国际调查的结果加以注意。有时，一个国家的行动可能受到联合国各种机构所提供的材料与建议的影响，但往往也可能并不如此，除非这种影响同有关国家的民族利益或某个大国在幕后的影响一致的话。
然而，把三大盟国联合起来的超国家的行政组织，并不具有最重大、最深远的意义。我们宁可说，为战后改革作出主要榜样的是英美两国之间的特殊的联系，其中包括经济与军事问题。战时英美在这方面的经验直接导致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经济合作总署的成立。
同西方跟俄国的经济合作相比，英美之间的经济合作范围更广，交换货物的数量也大得多，相互依靠的关系也更密切。这两个国家进行合作的最不寻常的一点是：两国对武装部队的统一指挥。实际上，在合作方面这个最需要谨慎从事的领域内，也只在欧洲战区获得了成功。双方也想把这种联合军事指挥的方式移植到别处去运用，但始终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就。蒙巴顿在东南亚竭力想做到这一点，但他麾下的美国人始终不多，因而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两国联军司令。太平洋战区的情况也一样，美国司令官在那里指挥的部队绝大多数是美军。在中国，由于政治上的争执和私人之间的龃龉，再加上难以获得军需品，实现联合指挥的努力完全失败了。
不过，这些对比却使英美在北非和欧洲的合作显得卓有成效。在那些地区，英美部队几乎象一个人那样作战。可能使两国互相痛斥对方的各种偶然发生的和令人失望的事情，都在随后新的团结中被淡忘了。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和盟军司令部中一起工作的两国人员，大多数都能齐心协力，养成了一种同仇敌忾的精神。
这种精神不是英美任何一方所独有的，而是共同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排除了任何一方的民族性。从这一点来讲，盟军参谋机构完全象一个大国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成批的人员组织起来一起工作，这样便逐步或多或少地形成了一条排斥外人的共同阵线。然而，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和盟军司令部的经验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点是，民族界限大体上已被打破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组织几乎不能同这个情况相提并论。甚至在任命了一个西线司令官之后，英军、法军以及后来参战的美军相互之间的民族隔阂并未大为减少。军需系统继续各自为政，在很大程度上，为了作战而要调动每一国的部队时，仍须通过外交谈判而不是通过统一的司令部。当然，艾森豪威尔和威尔逊的司令部都从未完全摆脱外交活动。盟国之间不同的计划和愿望也必须认真加以考虑，因而每个盟军司令作出的决定，经常显出在盟国之间彼此对立的压力下达成妥协的迹象。不过这些压力受到两种因素的限制，一是两国政府都不愿冒险使联合司令部完全失效，二是联合起来的参谋人员抵制外界干预他们的计划。事实上，战时英美在战略上的大多数主要决定，是由两国政府同当地盟军司令官三方磋商而作出的。政府经常同战地指挥官协商，从而使每个战区的盟军参谋人员享有一种半自决权。
但是我们不应当夸大这一点。在经济管理和军事管理的范围内，英美进行了真正彻底的合作，从政府的最高一级直到基层。然而，这种成就仅仅部分地是由于双方通情达理、亲善友好以及管理妥善的结果。它也是英美之间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的结果，这是战时经验中第二个持久的特征。
从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角的胜利到十九世纪末，皇家海军相当轻而易举地在海上称雄。以这种实力为基础，再加上强大的工业力量，以及大批殖民者从不列颠群岛纷纷移居人口稀少的海外属地，一个版图遍及全球的帝国缔造起来了，部分通过巩固早先获得的殖民地，部分通过新的并吞。英国的商业与金融势力远远超过它在政治上的统治范围，扩展到中国与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并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数十年中渗透到奥斯曼帝国的广大领土以内。
大约在1870年以后，这个庞然大物或多或少逐渐受到侵蚀。在英帝国的各种支柱中，首先崩坍的是凌驾一切的经济地位。1870年后，德国和美国工业的崛起，以及大约1890年以后日本的工业化，使英国丧失了原先在许多市场上所占的优势。对英国打击更大的是德、美、日三国海军力量的壮大，因此到十九世纪末，皇家海军不再是无可匹敌的海上霸王，仅仅在列强中名列前茅而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偶然的机缘，三个新兴的海上强国中有两个站在英国一边，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参加了德国一方，它们联合起来的海陆空三军力量远远超过了英国独自所能应付的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英帝国以至英国政府本身能否继续存在，就取决于美国是否采取行动了。英国的主权已受到极大限制，英国政府所能选择的机会也已经减少，它再也不可能随意处理事务而不急切地考虑到美国对每一步骤可能作出的反应了。
倘若美国变得同英国敌对，英国便会毫无办法继续对德作战。不过这种可能性可以很有把握地排除掉，因为美国人的感情和民族利益势必使他们站在英国一边。然而，要是美国无限期地保持中立，那几乎会使英国的战斗力量受到同样沉重的打击。我们只要设想一下，假如在1941年春季美国没有根据租借法去援助英国，那将产生怎样的后果。假如没有美国提供的补给与军火，英国将被迫腾出人力与物资以养活居民，从而削弱作战的力量。在那种情况下，将优先生产出口商品，而军火生产将退居次要地位，这样剩下来可以进行战斗的力量就少了，因而是否能使北大西洋继续通行无阻，并在英吉利海峡肃清入侵之敌，这些都无法肯定。总之，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援，英国的前景至多也只能是保持岌岌可危的守势。
当然，事实上，甚至在法国沦陷之前，美国便已经在给予英国以大规模的援助了。此后几年中，从大西洋彼岸运交的物资和军援日益增加，直到1944年为发动总攻击的准备工作达到高潮时为止。然而，美国拯救英国的援助是逐渐进行的，罗斯福为了支持盟国而开始采取一些行动时，是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因而长期以来英国政府及人民忧心忡忡，惟恐美国给予的支援太少，来得太晚，这些因素使两国人士在当时认不清这个事实：美国投入的这番新的冒险事业具有不可改变的性质。在整个的战争紧张时期，大多数美国人依然保持这样的想法：一旦胜利到来后，形势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战前的格局。许多英国人则认为，英国作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和整个欧洲的模范的传统地位，将在世界上保持下去。但实际上，战后美国却取代了英国在全球所占的地位，这一变化使大多数美国人感到相当困惑，而使大多数英国人感到遗憾。
英美关系的这种演变过程是相当明显的。例如，通过研究战时一系列战略决策是如何制定的，便能看出英美之间力量对比的变更。1942年，美国的动员尚处于开始阶段，英国可以用来对德作战的武装力量仍然超过美国，那时丘吉尔已经难以说服美国人接受他所提出的进攻北非的战略了。到1943年，美国的军力已超过英国，那时关于进攻意大利是否有利这一问题，丘吉尔同马歇尔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双方各执己见，似乎陷入了僵局，结果是按照丘吉尔的主张解决的，这个决定一方面是由于艾森豪威尔的赞助，同时也是当时的情势使然，因为巴多里奥已表示愿意投降，并且在天气变坏之前，没有充分时间为进攻诺曼底进行准备。
然而，到1943年11月间，美国主宰英美联盟的地位已成定局。在开罗和德黑兰，以及雅尔塔会议举行的前夕在马耳他，丘吉尔和英国参谋长们不得不在有争议的关键问题上屈从美国的意见。那时，美国武装部队已大为扩充，远远超过英国的兵力，因此无论在欧洲或太平洋的主要战区，指挥权已转入美国司令官的手中。
对英国领导人来说，两国实力日益悬殊的状况是不易适应的。但由于双方的克制和友好的伙伴关系，新兴的强大的美国力量并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