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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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我们三国之间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各国之间继续增进合作与了解，才能够实现人类最崇高的愿望——一种安全和持久的和平，用大西洋宪章的话来说，就是“确保在一切土地上的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不受恐惧、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度过一生。”
　　这次战争的胜利以及拟议中的国际组织的建立，将为今后年代中创造这种和平的重要条件提供有史以来最大的机会。
　　至少，美国代表团完全相信这些话。罗斯福从雅尔塔回来时，船上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当公报在美国报刊上出现时，美国舆论普遍表示赞同。有些人提出了一些疑问，特别是关于波兰，但是总的来说，这种怀疑和抱怨全被淹没在一片信任和热情的欢呼中了。
　　但是，仿佛象征着不久即将笼罩在雅尔塔协定上的阴影似的，总统一行的横渡大西洋却不是一次幸运的旅行，霍普金斯病得很重，离船改乘飞机回国，一到家立刻便进了医院。他的离开使罗斯福很烦恼，两人冷静地分了手，从此便永别了。另一位多年的同事，也遭到了类似的悲哀结局，罗斯福的副官心脏病发作死在船上。罗斯福遭此损失，个人很受影响。当他到达华盛顿，安排好在1945年3月1日向国会作一个关于雅尔塔会议的正式报告时，他在情绪方面已不再是那么自信了，虽然他对于未来，对于最终能满意地解决和平的问题，仍然怀着光明的希望。在那次讲话的仅仅六星期后，他自己也死了。
　　在雅尔塔会议结束时，丘吉尔可能并不完全象罗斯福那样兴高采烈，但是英国报纸的反应和美国报纸同样热烈。象在美国一样，对波兰问题也有疑虑，而对德国提出那么严厉的赔偿要求这个问题，则认为它可以算是雅尔塔会议的一个缺陷。不过同三大国和谐一致的保证和对德战争的早日结束比起来，这些都是小事情。
　　我们无法断定斯大林当时怎样看待会议的决议。他认为会议的总的成果是好的，这一点从苏联所有报纸对雅尔塔公报的大肆宣传和赞扬上似乎就可以看出。例如，《真理报》出版了报道会议的特刊，并在社论中说雅尔塔会议已经证明，“三大国的同盟不仅拥有历史上的昨天和胜利的今天，而且还拥有伟大的明天。”《消息报》把这个会议称作“当代最伟大的政治事件”。俄国广播电台也同样地转而报道会议的消息和对会议的颂扬。
　　在所有盟国中的许多人看来，大同盟似乎已经顶住了即将到来的胜利所带来的艰苦考验。对持久和平和盟国大国之间的亲密合作的愿望，空前未有地强烈。雅尔塔会议对盟国的公众来说，是一次伟大的胜利。1944年秋季威胁盟国团结的争吵，似乎已经很满意地解决了。随着欧洲的战争明显地临近结束，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家宣言以及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的演说中的高尚情操似乎眼看即将成为不仅是漂亮辞藻的东西了，这真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刻。
　　鉴于后来幻想破灭，很难重新体会到雅尔塔公报发表后的日子里的那种情绪。在短时间内，对于在克里米亚达成的协定的犹豫和怀疑就开始表现出来了。由于大国没有能力使雅尔塔协定发生作用，情绪起了相反的变化，这样对协定本身的价值也就引起了争论。可是这时犹豫和怀疑还少，这些协定必须按照1945年2月的情况公正地加以评价，当然，各方都作了妥协。斯大林对苏联在安理会的否决权的限制问题向罗斯福作了让步。罗斯福在远东领土和特权的问题上向斯大林作了让步。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斯大林向英国作了某种让步，而在波兰问题上丘吉尔也退让了很多。
　　如果要估计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这次交易是否合算，有一件事必须永远记住：红军已经占领了东欧的大部分地方，已经有能力置西方国家于不顾，如果斯大林愿意这样做的话。在满洲，日本政府一垮台，罗斯福向俄国人让步的东西，俄国人原来就肯定能全部拿到，或者还会多拿一些。这样，除非有人主张一俟德国崩溃，西方国家就立即应该准备和俄国作战，或者不等到胜利就停止对纳粹和日本人的战斗——这两件事当时都是不可想象的——否则就只能公道地说，在雅尔塔向斯大林作出的让步，只是承认（就波兰问题来说，只是部分承认）当时在军事上的均势而已。
　　可是，对西方国家来说，特别是对罗斯福来说，雅尔塔会议有点象滑铁卢战役。罗斯福嘴上讲的和内心珍爱的宏大理想同斯大林在波兰和东欧普遍采取的行动是很不调和的，而在远东的那笔交易则肯定是同罗斯福自己的原则大相径庭的。罗斯福为了满足斯大林，放弃了自己的一部分理想，但是他并没有赢得这位苏联独裁者对他的其他理想的支持。罗斯福的原则，即使经过斫削和歪曲以迎合俄国的利益，还是不合斯大林的意。斯大林所要的是一个反德的同盟，不是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假如斯大林曾经有时间设法解答一下罗斯福放在他面前的这个个人的益智谜语的话，他很可能对罗斯福那种用浴盆和民主制度拯救人类，使之摆脱自身那些不幸的苦难的梦幻，报以轻蔑的一笑。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大概认为这样的万应灵药忽略了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资本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奉为至理名言的这一命题，是罗斯福很可能从来不曾想到过的。他是一位改良家而不是一个革命者，是一位人道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理论家，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个政治科学家。可是在斯大林的想象中，资本主义对于他的党和国家却是一个永远存在的威胁，一个当他和资本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打交道时决不能全然忽视，也不能长期忘记的威胁，不管这个代表人物是希特勒、丘吉尔或是罗斯福。
　　雅尔塔的根本失败不在于罗斯福采取了妥协的态度，而在于思想上不能相互了解。罗斯福固然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他的未来的理想世界。但是，在原则和权宜之计之间、在理想和可能之间的实际妥协，一直是罗斯福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基调，通过这两者的结合，他曾经创造了奇迹。可是当他想在国际关系中如法炮制，他的创造奇迹的本领突然一下消失了。原因在于他没有充分地考虑到那条通常把他和西方同俄国和斯大林分隔开来的巨大的思想和道德的鸿沟。如果不是较为广泛地信奉一种共同的道德原则，不是共同接受对使用武力的惯常的限制，没有一种较大的同情心，没有较为坚定的意见一致，没有较为真诚的思想一致，妥协是行不通的。只有按照斯大林自己的条件来接受斯大林，只有无保留地赞同权力的超道德性，才能达成更为持久的协议。但是这对罗斯福来说（也对美国和英国的公众来说），似乎是对人类最美好的希望的类似嘲弄的背叛。
　　在雅尔塔，双方都没有充分认识到把他们如此分隔开来的思想和道德上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却使他们想达成协议的最诚恳的努力变得只是一场彼此之间的相互瞎摸。在这种情况下，雅尔塔协定不能持久是不足为奇的，而在雅尔塔会议之后，尽管几经起伏，大同盟还是显露出日益增多的破裂迹象，这也是不足为奇的。
　　第三编　盟国合作的瓦解　1945年2月…1946年12月
　　第一章　胜利的问题　1945年2…9月
　　雅尔塔会议召开时，红军已经到达通向柏林途中的最后一道障碍奥得河。在会议期间英美联军发动了进攻，准备到3月中旬打到莱因河。盟军的前进显然是为了作一决战。但是各条战线能够推进得多快，以及红军将在哪里和艾森豪威尔的部队会师，这还未见分晓。
　　对日作战方面，各条战线也在移动。在缅甸，日本人正全面败退。随着盟军于1945年5月3日夺取了仰光之后，日本原来几乎对缅甸全境的控制已被粉碎，虽然无数分散的小股日军还留在胜利的英国第十四军的后方。5月间，雨季的到来使得进一步作战十分困难，但总的说来，缅甸战役的战略目标已经达到了。因此，海军上将蒙巴顿的部队的主要力量集中于准备向马来亚进行一次两栖进攻，缅甸的战事就只限于肃清残敌——一项并非无足轻重的任务。
　　在太平洋，美军于1945年2月19日袭击了硫黄岛，4月1日袭击了冲绳岛。这两个岛位于日本之南，分别距离日本七百七十五英里和四百五十英里，由大量英勇顽强作战的日本驻军捍卫着。因此，硫黄岛战役持续了一个月，而冲绳岛则直到1945年6月21日才攻克。日本以敢死机群（包括一架有人驾驶的火箭飞机）袭击盟军的战舰，这给海军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但是日本舰队在1944年10月莱特湾的战役中损失惨重，以致它再也不能企望与盟军争夺制海权了。
　　1945年7月5日，麦克阿瑟将军宣布菲律宾已从日本的控制下完全解放，虽然象在缅甸一样，仍有无数小股的日军盘踞在各个岛上。这一胜利结合对硫黄岛和冲绳岛的占领为在日本本土登陆开辟了道路。两条进攻的跳板在花了很大的气力后，已经建立起来。一系列岛屿基地从夏威夷横贯太平洋，另一系列则从澳大利亚向北伸展。现在，这两条线集中到了日本。在最终登陆之前，对日本本土各岛的空袭不断加强，同时日益有效的海空封锁，通过减少或切断必要的进口商品，逐渐削弱了日本的经济。1945年4月5日，当俄国人正式宣布废除他们同日本在1941年4月签订的中立条约时，日本的处境更加没有希望了。
　　正当太平洋上的这些事件预示日本大难即将临头的时候，盟军进攻德国的战役迅速趋向高潮。1945年3月中旬，艾森豪威尔的部队突破了齐格非防线，从瑞士边境直到北海都打到了莱因河畔。实际上，美国第一军凭着一次侥幸的机会，早在3月7日就在雷马根渡过了莱因河，在对岸建立了一个小桥头堡。3月的最后一星期，主力部队渡过了河。北面蒙哥马利率领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在3月23…24日的夜间从韦塞尔附近渡过了河；南面，佩顿率领的美国第三军在前一天就渡河了。
　　艾森豪威尔的计划是，首先以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包围鲁尔区，然后穿过德国中部向莱比锡地区推进。
　　过了莱因河后，英美军队只遇到轻微的抵抗。德国人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他们的给养和交通线已经被空袭打得支离破碎。因此，4月1日，渡过莱因河才一星期，鲁尔区便被包围了。4月18日，这样陷入重围的三十二万五千名德军的残余部分也投降了。
　　与此同时，红军在南方获得了重要的进展，结果于4月13日攻占了维也纳。可是尽管他们在1月底以前就到达离柏林不过五十英里的奥得河，俄国人在4月中旬以前始终没有在前线的那一段地区取得多大进展。这三个月的耽搁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一个因素是斯大林决定采取的小心谨慎的军事战略。红军不是尽快地向柏林挺进而是花了几个星期向北扩展它在奥得河沿岸的战线，直到攻下了斯德丁，这样为最后的进攻准备了一个宽阔得多的基地。
　　使红军前进速度放慢的第二个因素是德国人对俄国人的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使德国士兵在东线打得远比在西线顽强坚决。因此，当艾森豪威尔的军队深入德国心脏地区只遇到零星的抵抗时，红军却发现他们的前进困难得多。德国人的这种行动的确在俄国和西方之间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艾森豪威尔推进的迅速和比较容易，使斯大林疑心德国和西方盟国之间有某种秘密谅解。他的怀疑很快就暴露出来了。1945年3月8日，德国在意大利的司令部派了一名将领去加紧进行投降谈判。会谈本来已经通过秘密渠道开始了，但这时似乎值得进一步继续下去。于是，陆军元帅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建议从他的司令部派代表到瑞士去会见那个德国将领。经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批准后，3月11日把这件事告诉了俄国人。
　　斯大林的猜疑大概已经很重。他要求让苏联军官也参加拟议中的会谈。3月15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提出一项建议，主张俄国代表只参加以后在亚历山大的司令部里举行的会谈。但是俄国人认为等他们去参加的时候，或许一项协议已经达成了，他们对这种前景很不满意。因此，莫洛托夫在3月16日的一份电报中坚持要求中止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实际上，3月19日在洛迦诺举行的会议没有产生什么结果，但这时俄国人已非常激动，可能还被特工人员的报告引起了误解，他们不肯相信没有商定什么秘密交易。3月23日，莫洛托夫用强烈的措词对英美人与德国人之间的秘密谈判提出抗议。第二天，罗斯福出面进行干预，他给斯大林打了个电报，向他保证英美的诚意。双方交换了措词颇为尖锐的电报以后，斯大林于4月3日把他的疑虑完全吐露了出来：
　　我的军事同僚们……深信，谈判是确有其事的，其结果是同德国人达成了协议，根据这个协议，西线的德国司令官——陆军元帅凯塞林——已同意开放前线，让路给英美部队东进，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则以答应为德国人放宽和平条件作为交换。
　　我认为我的同僚们是接近事实真相的……其结果是，目前西线的德国人实际上已经停止对英国和美国作战。同时，德国人却在继续同英美的盟国苏联作战。
　　罗斯福在4月4日的答复中否认有任何这样的协议。他说：“坦率地说，由于对我的行动和我所信任的部下的行动作出这种卑鄙的诬蔑，我不能不对你的情报人员感到强烈的愤慨，不管这些情报人员是谁。”丘吉尔也以同样的语气作了回答。当亚历山大于1945年4月4日把他的代表从瑞士召回时，这场风暴就平息了。
　　在“伯尔尼事件”发生的同时，英美当局对军事战略发生了最后一次争论。渡过莱因河，包围了鲁尔区后，艾森豪威尔建议把他的主力部队突过德国中部向莱比锡周围残存的工业中心推进。艾森豪威尔采用这个步骤，除了想进一步摧毁德国的工业外，还想阻止德国人撤到巴伐利亚和奥地利西部的山区里去——德国的宣传人员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