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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ǖ拇氪剩ㄕ庖还ㄖ钡交嵋榈闹泄锥谓崾蟛庞�10月9日发表）。公报说：“有代表参加讨论的各国政府……一致同意，在进一步研究这些建议以后尽速采取必要的步骤，准备全面的提案，以便作为在全体联合国家会议上讨论的基础。”公报的冗长词句反映出这样的决定：要解决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出现的意见分歧，只有等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第二次三大国会议上亲自讨论这些问题时再作进一步的努力。
会议的苏联阶段就这样于1944年9月28日结束。同时，按照预定计划，中国阶段立即开始。接下去的讨论无关紧要，因为中国代表从会议一开始就在华盛顿，美国人不时同他们磋商。会议的苏联阶段所拟定的那些建议在起草过程中出现的缺点，都被注意到了，但中国人并未提出什么很重要的改动，而且所提出的改动也没有一项被列入最后通过的文本。相反，同中国人讨论后认为值得进行的一些修改，却留待公报所提的正式会议召开时再作详细的考虑。
关于成立一个国际组织的敦巴顿橡树园建议公布以后，在所有盟国的报纸上都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它并没有引起狂热的激情，可是确实激起了即使是谨慎的却是普遍的赞许。国际联盟所带来的美好的希望和它的凄凉的失败，人们还未能完全忘怀。
罗斯福在公报发表时作了一项相当慎重的声明，对于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极端的满意”。10月21日，他发表了一篇竞选演讲，强调应成立一个组织“有权在必要的时候迅速和果断地采取行动，以便用武方保持和平”。当敦巴顿橡树园的结果公布出来时，丘吉尔正在莫斯科忙于其他事务，因此没有发表评论，可是斯大林在1944年11月6日布尔什维克革命周年纪念日的讲话中却宣称：
从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关于战后安全的一些决议中，可以看到联合国家阵线团结一致的一种同样显著的标志。有人说三大国之间在某些安全问题上有分歧。当然，分歧的确存在，并且在若干其他问题上也会发生。即使在同一个党内的人们之间，也会有意见分歧。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党派的代表之间，分歧更是必然会出现。
令人惊讶的是并不是出现了分歧，而是分歧竟然这么少，并且一般说来，在差不多所有的情况下，这些分歧总是由三大国以同舟共济的精神解决的。
这些话，以及苏联代表团在会议上所表现的热诚而随和的态度，确实使人想到斯大林企图并指望使新的国际组织成为他的对外政策中一个重要的成分。这一点证实了使罗斯福感到鼓舞的那种对世界前途的光明希望，就是这种希望超过了任何一种其他的因素，支配着他对苏联的政策。分歧也许是有的，可是罗斯福和斯大林，以对立的观点来看，都不认为这些分歧是不可克服的。
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曾经达成协议，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阶段中，美国对英国的经济援助应该加以调整，使英国经济能够开始从战争转向和平。细节留待一个专家委员会解决。因为对英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所以谈判便立即开始。一个以凯恩斯勋爵为首的英国委员会于10月5日到达华盛顿，开始同以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为首的美国小组进行商谈。这次谈判继续了几星期，直到1944年11月23日才告结束。
英国人来时，抱有四个明确的目的。他们希望能说服美国人接受下列原则：（1）根据租借协定提供的军需品，其规模应使英国的某些劳动力能从军需生产转向别种工作；（2）根据租借协定提供的粮食和其他项目的平民消费品，其数量应足以使英国人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3）取消1941年9月的白皮书加在英国出口贸易上的限制；（4）调整租借协定和其他国际会计形式，以防止英国黄金和美元储备的减少。
美国谈判代表们总的说来是以同情的心情听取英国人的论点，但是美国国会反对任何为了与继续作战没有直接关系的目的而利用租借法，他们感觉到自己碍于这种情况，因此没有同意英国人所要求的一切。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不曾积极试探是否有可能给予一笔贷款（象在魁北克会议上提到过的那种）以减轻英国从战争过渡到和平的困难。这件事留待将来解决。
英国代表带着各种物资的详细清单来到华盛顿。他们希望这些物资能根据租借协定在1945年1月1日开始的一年中交付。他们还希望能够签订一份对英国提供租借物资的议定书，就象一开始对俄国实行的那样。在这方面，他们失败了。美国人坚持认为事态发展难以逆料，交货依然要视当时的情况而定，并且现有的那些管理机构应继续按照它们认为最好的方式管理供应品的运送。然而，关于军用和非军用物资的试行分配，其规模应足以使英国能够开始走向复兴，这一问题相对地说，尚不难达成协议。因为由英国分担的对日作战任务，数字上定得相当低。即使在这个基础上制订计划，租借物资的总值也大大低于1944年的水平——军需品约为1944年总值的百分之五十，非军用项目约为百分之七十。
解除对英国出口贸易的限制是一个更为困难的问题。美国商人和国会议员唯恐英国人在战后市场上的竞争会抢在他们前面。特别是，当美国人想到英国人可能会利用租借物资来促进他们出口贸易的复兴时，他们就很不开心：那仿佛是滥用租借物资，并且是一种荒唐的竞争——拿纳税人的钱去接济商业上的对手。
可是，对英国人来说，恢复出口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如果在这方面不开始干起来，战后想获得稳定的经济的希望就会成为泡影。美国政府的专家们认识到这种情况，他们同意这样的看法：如果大战结束时英国的经济全面崩溃，对美国和全世界说来将是一场灾难。问题是如何避免触犯美国公众和国会的感情而仍能在英国急于恢复出口事业时助一臂之力。
结果是变了一场戏法。在公开场合，美国官员们断言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同时，美国人宣称，英国货物的出口要在打败德国以后才不会受到阻碍，“因为这些出口货物那时已不再是按照租借协定供应给他们的东西，而是他们国家自己生产的或是用现金从美国购买的东西了。”然而，私下里，美国人却保证“采取行政措施”从1945年开始给予英国人全面的出口自由。这种明显的明一套暗一套的办法，实际应用的时候范围缩小到了最小的程度，因为若干类货物——金属、矿物、化学品、民用制成品等等——已不包括在1945年的租借物资交货清单内。于是用这类材料或其他类似的材料制成的物品便不受1941年白皮书的限制，一旦找到劳动力和工厂场地，英国人立刻就能开始出口这类货物，不受美国的阻碍。
然而，从租借协定中除去这些项目意味着，凡是由美国供应的这些英国所需要的物资都必须用黄金或美元支付。美军开拔到欧洲大陆去以后，维持美军驻扎在英国的美元支出减少了，因此英国政府不能很轻易地获得足够的美元补充。提出了一些措施来补救这个问题。美国人用了各种计算办法，把英国的美元储备增加了大约三亿美元。这笔数目虽然很大，还是没有达到美英双方专家共同认为理想的数目。然而，这已是法律和政治限制所能允许的最好情况了。
关于在华盛顿会谈中达成的协议，传出了一些流言，其中有些把事情歪曲得很厉害，这些话传到了美国国会议员和其他一些人的耳中，他们怀疑罗斯福政府花起美国的钱来简直是太慷慨了。结果，在1945年4月，当租借法到期需要再次予以延长的时候，几个审查租借法案的委员会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政府发言人感到明智的办法是，强调说明一下他们打算等战争一结束就停止租借物资的交货。关于租借法的前途，为了不使人们对国会的意图有任何怀疑，订出了一项修正案，明确禁止把租借基金用于“战后救济、战后复兴或战后重建”的工作。这个规定束缚住了政府的手脚。当对日战争意外地提早结束时，1944年10月和11月同英国人协商后作出的协议也就成为一张废纸了。
当然，在举行谈判的时候，完全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然而，10月至11月举行会谈的两国代表团已经预见到，并且也有意要使美英经济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逐渐分离。他们只是想些办法使这种分离尽量缓慢、尽量没有痛苦。在会谈中最值得注意的事情也许是，美国的专家们准备把美国本身利益的概念扩大到把英国战后的经济繁荣也包括在内。因此，1944年10…11月的会谈就成为1946年美国对英国贷款和1947年马歇尔计划的重要先驱。
然而当和平仿佛就要来到的时候，英美之间的经济合作却远不如在过去那些年代里（当时，战争的经济效率是政策的唯一标准）那么顺利。这一点在国际民航的领域里十分明显。1944年11月1日到12月7日，五十二个国家在芝加哥开会，试图起草一些规则，以便在和平时期的条件下管理国际航空。俄国人起初表示准备参加会议，后来又突然拒绝出席。会议因此为美国和英国的代表所控制，他们马上就表现出对于战后航空管理问题的意见根本不同。英国人希望建立一个世界性的组织，有权对每一国家指派该国的运输份额。美国主张航线之间自由竞争，国际团体只有权建立技术规章。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会议起草了四个协定，基本上反映了美国的立场。这件事就象对中东石油开采权的冲突一样，表明了美国在战争年代里赢得的新的、能发号施令的经济地位。
在1944年的夏季和秋季，美国人同俄国人的经济谈判也同样由于和平的临近而陷入混乱。1944年6月30日，对俄供应第三号议定书满期了。当俄国人提出下一个会计年度想根据租借协定得到的物资清单时，美国人发现俄国人要求的工业设备和机器的价值，超过上一年度三倍以上。显然，俄国人已开始把他们的注意力认真地转向重建他们那遭受损坏的工业设备的问题上去了，并且希望能用租借物资来帮助他们这样做。
按照常理，租借物资只是用来帮助作战的，但是俄国人要求的项目有许多需要一年多的时间才能生产出来，即使对日战争继续到1946年，这种工业机器的大部分有效期显然会延长到战后年代。为了对付这种情况，美国人提出，凡是主要价值可能供和平时期重建之用的东西，俄国人应按信贷办法购买，为此提供的借款应在二十五年到三十年内还清，利率为百分之二又八分之三。但是俄国人想使条件更好一些，建议利率为百分之二。
由于在利率和其他问题上的讨价还价，对俄供应第四号议定书的缔结拖延了很长时间。虽然这项议定书的期限是从1944年7月1日到1945年6月30日为止，可是到1945年4月17日，它才最后签订。这时议定书已接近满期，而且欧洲的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按照议定书的条款，美国承担供应价值十亿多美元的工业机器和设备，但其中有四亿八千一百万美元被美国人列入不合租借协定的项目。议定书中只说明凡不合租借协定的项目“如果苏联愿意，可以购买”。信贷和利率问题留待以后讨论。
事实上，无论是在对日战争结束以前或以后，两国之间都没有就此达成任何协议，因此这批物资始终没有交货。俄国人打算作一笔精明的交易，结果是枉费心机。可是尽管如此，俄国人根据租借协定在1943年、1944年、1945年还是得到了大量对他们经济中的工业复兴有长远价值的东西。对于战争有价值或者对于和平有价值，毕竟不能作出截然的划分。总的说来，在解释什么东西有助于作战这方面。美国人采取了一种颇为宽大的政策。
1944年下半年，中国的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又重新激化。日本的进攻侵占了当时尚处于蒋介石控制下的中国的相当大一部分。在敌人的推进停止之前，美国已经失去了原来希望能够用以轰炸日本的全部空军基地。同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愈来愈坏，大有公开爆发内战的危险，因为双方都作好准备要在打败日本以后争夺政权。
这些事态的发展使重庆和华盛顿的美国官员都深为不安。当日本这次攻势的范围已经很清楚，而蒋的部队已证明除了进行时有时无的招架以外毫无抵抗能力时，罗斯福决定，唯一能使中国军队充分发挥作用的办法，就是把它完全、直接地置于美国指挥之下。因此，1944年7月7日，罗斯福打电报给蒋，建议由史迪威将军指挥在中国的全部中美部队，最终目的是想把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也合并过来置于他的领导之下。对于这个激烈的建议，蒋作了个温和的答复。他原则上同意这个建议，但要求派一位高级美国官员访问重庆，以便探索美国总统建议的政治和军事的含意。8月10日，罗斯福建议派遣帕特里克·J·赫尔利将军来执行这项使命，蒋立刻表示同意。
赫尔利途经莫斯科，趁机试探了一下莫洛托夫对于中国事务的看法。这位苏联外交部长否认对中国的内政有任何特殊兴趣，他根本否认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共产党，并且否认苏联政府同他们有任何联系。赫尔利带着俄国人“将乐于看到美国在中国事务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起带头作用”这样一种印象，离开了莫斯科。
这位总统的特使对他肩负的任务满怀热情地于1944年9月6日抵达重庆。他最先作出判断的许多事情之一是，硬要史迪威将军和蒋介石合作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已经糟到极点。史迪威将军还同他在东南亚盟军司令部里的上司海军上将蒙巴顿长久以来一直吵得很厉害。面临这些事实，罗斯福在1944年10月19日决定召回史迪威，解除他的一切指挥职务。这项决定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把集于史迪威一身的一大堆混乱不堪的职责整顿一下。他的军事职务被一分为三。他在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担任蒙巴顿的副司令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