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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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我是个没有受过教育的野蛮人，”他高兴地喊叫起来。“是的，我们是野蛮人！我们要做野蛮人！这是光荣的称号。我们要使世界充满活力！这个世界快完蛋了。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搞得天下大乱。”他随之对他称之为“历史的必需”作了冗长的说明。他宣称野蛮力量应该闯入没落的文明里去，以便从正在熄灭的火焰中拯救生命的火炬。
希特勒是欧洲霸主中第一个拒绝古代皇帝称号的人，这种称号体现了统治全世界的要求。查理五世被选来继承他的历代先王接受帝王的尊荣；古斯塔夫·阿道夫和路易十四渴望得到这个称号；拿破仑僭取了它；俾斯麦的国王则把它民族化了。希特勒精心选择的德国人民的元首称号，表示出比罗马最高权力具有更原始的权威的源泉：种族的具有神授能力的领袖。在他达到权力的顶峰时，他写信绐墨索里尼：
领袖，首先我时常认为，似乎人类的发展仅中断了一千五百年，而现在就要恢复它原有的性质。天数在这场斗争中竟赋予我们两人以如此显赫的地位，使我年复一年地愈加同你接近。
在阿拉列和盖斯列劫掠罗马的时候，他们并未被二千年前掠夺迈诺斯都城的希腊野蛮人的行为所激励；希腊野蛮人也未曾有意识地模仿他们的前辈真正的雅利安人，那些人曾经侵略和毁灭了苏美尔人的文明。贯串一千五百年的野蛮人的历史回忆和历史意图在国家社会主义中的发展是人类进步的最为卓越的证明之一。
但是，正象国家社会主义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唯一形式，欧洲的一些法西斯革命不是二十世纪最早的群众运动，也没有建立起它的第一批极权主义政权。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是它们的先驱和典型。法西斯主义同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初看起来是辩证的：法西斯独裁者们宣称他们在把他们的国家从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中拯救出来。但是从一开始，他们革命式夺取政权和极权主义式巩固政权的技巧都是仿照布尔什维克的模式，到1939年初．苏维埃政权已有二十多年，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已有十五年以上，而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仅仅经过六年就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对于有辨别力的观察家来说，明显的是它们之间的相似点大于它们之间的差别，它们还可以被描述为好战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的单一现象上的不同阶段。希特勒并未创造“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词，但他却是看到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同一个大众叛乱的两个方面的第一个欧洲政治家，并且把他的政策基础建于这个鉴别之上。
俄国共产主义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特别密切。德国原来就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源地，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最早的群众性政党，而在1914年之前又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德国共产党于1920年成立后是除俄国以外的最大共产党。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获得最初的胜利以后，首先指望的就是德国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这就会把俄国革命转变为世界革命。但是德国共产主义后来扮演了一个不同的角色，成了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带步人。希特勒正是从共产主义那里才学到了他的大部分革命鼓动的技巧；共产党虽然在国内问题上同纳粹分子进行无尽无休的争吵，却同他们勾结，使得魏玛共和国不可能建立代议制政府，并使本国虚弱的民主分子采取中立态度。“西方文明的两个孪生敌人把工作做得很了不起；它们分裂了也许是唯一能够拯救西方文明的力量并使它不起作用。”从1931年以后，在魏玛共和国处于临危状态的时候，共产党人同纳粹分子的合作更为明确，好似一个可与后来的纳粹…苏维埃条约相比的战术联盟。由于按照斯大林的指令采取了最坏情况下的政策，共产党人为纳粹分子上台执政出了最后一把力，他们于1931年支持纳粹为了在普鲁士进行公民投票而进行的鼓动，1932年6月在普鲁士国会同纳粹分子联合投票对布劳恩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1932年11月参加纳粹组织的反对柏林运输部的罢工。正象拿破仑是革命的产物一样，希特勒宣称：“我不仅是征服者，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行刑人。”
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缔造者和化身就是希特勒本人。对于那些基于性格和景况并未受到他的品格吸引的人来说，他这个人面目可憎，言谈粗俗，缺乏教养，思想低下，结果他的同代人犯下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低估了他的威力和能力。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个月里，与兴登堡忠于宪法的神话相对照的就是希特勒平凡庸碌的神话。许多德国政客认为让纳粹分子组阁也好，几个月内他们的无能就会暴露出来，然后威信扫地，在哄笑声中下台。甚至在希特勒上台之后，也容易把他看作是一种社会现象的表征，容易集中在社会现象上而不是在他个人身上。他的同事奥托·施特拉塞尔称他是“德国革命的软木塞”，而在国外最先出版的一本传记名为《无名小卒希特勒》。但是这个被贬低的对象，他自己早就写过：“常常可以看到一些表面上微不足道的人物却成了天生的领袖。”
历史上很少有革命伟人象希特勒那样完全融合于他们的革命之中，人们还可发现他们与作为革命的喉舌和化身的角色是那样相称，简直是非此莫属。克伦威尔在许多方面是十七世纪英国清教徒的代表，但是除了成为将军和摄政以外，他扮演了一个地方议员的可敬角色，他的一生的核心是个人精神上的斗争。拿破仑是法国革命的巩固者，不过只是因为他先是雇佣军队长；他的天才即使没有给他带来最高权力的话，无论如何也会保证他一定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列宁是俄国革命的缔造者，但也只是因为他早就是出类拔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社会科学家。墨索里尼是小一点的人物，在进入政界之前过着记者生涯，在他下台之后曾希望为自己重建私人生活。希特勒是维也纳贫民区的无名之辈，后来成了大众革命的魔术师和巫师，此外他什么也不是。好象在二十世纪的德国，对革命领导的历史性要求都被削掉了，直到留下既无道德价值，又无社会地位，又无自主的职业和智力技能，而只剩下强烈集中于革命任务本身这一条要求。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民众的战争，其特点是各国的战争英雄不是伟大的司令官而是无名小卒。希特勒反复宣称他是德国无名小卒——“只是一个无名的德国士兵，只有一个小小的镀锌的身份证明号码在胸前”——不是埋葬在国家圣地的花圈里，而是走遍全国要报仇雪耻。当人们半带蔑视地称他是“德意志国家的鼓手”，他却自豪地接受这一比喻。在这种自我承认与德国民众一致的过程中，他找到了力量和陶醉。此外，他的形象失去了轮廓而被涂抹黑了。新闻记者们竭力想找出他个人作为领袖吸引人民的各种特质，这种努力很少成功。当我们设法描绘一幅准确的画面，说明他的早年生活和抱负、艺术才能、娱乐、个人瓜葛和感情的各种联系，以及他同爱娃·布劳恩的畸形婚姻时，我们遇到的却是经过涂抹和捉摸不定的印象，好象是在对付芸芸众生的一般标志而不是特殊的人，或是在对付遥远年代的典型形象，与此相称的是，甚至经过十二年的峥蝾岁月，他死去的时候的情况仍然是同样晦涩。他的生活由于集中于权力而变得毫无意义了，他这位权倾一时的人物的形象变得模糊不清，猜测不透，带上了传奇色彩，这不是由于他的成就而是因为他几乎设有个人特质。
尽管如此，虽然本来不论如何都会有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复活，而这种复活会找到自己的领袖，并且所有这些确实都被预见到了，但希特勒为德国革命送来了一个完美无缺的政治天才的才能，从而使他堪称不是从俾斯麦以来而是从拿破仑以来欧洲最伟大的人物，使他堪称不是从俾斯麦以来而是从路德以来德国最伟大的人物。他个人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决定意义的历史性力量。这种力量把他从平地拔到最高政治权威的地位，而当政治结构在灾难中分崩离析之后还继续能对人们实行控制。戈林在1921年同他第一次见面，他刚听见希特勒说了两句话便为之倾倒，若干年以后一位外国外交官问他：“你真的怕他吗？”他考虑以后说，“是的，我想是的。……你不了解他！”斯佩尔被他迷惑住了，而沙赫特则承认或是假装承认说，每当他同希持勒会面之后，总是感到精神为之一振。外国人也不能不受感染：劳埃德·乔治只是访问希特勒后受到引诱的英国政治家中最突出的一个，甚至墨索里尼开始虽带有拉丁式怀疑，随后是因嫉妒而苦恼，并一再感到愤怒和怨恨，却一直是处在元首的心理统治之下。希特勒的独自式谈活把他同部长们和将军们的个别谈话和会议降低到群众会上讲演的水平，却没有损害他的权威；这类谈活反倒成了维护权势的手段。
在许多目击者之中，我只举一个例子——一位加拿大人的判断：“我能听希特勒就某个问题的一方面谈论一个小时，如果他再谈一个小时而所谈的同前一小时完全相反，我也听得下去并相信他。这就是我所认为的希特勒的雄辩能力！如果他能使我那样，那他对德国听众的说服力又该有多大呢！”
当然也有不为希特勒魅力所动的人，特别是德国的将军和外国政治家中的齐亚诺，但关系重要的却是其他人。
希特勒的首要政治天赋就是雄辩术，用讲话掌握听众。这是他决定性的天赋，如同拿破仑掌握军队的天赋一样。“今天说话就是战斗，”鲁登道夫的一个参谋人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时刻这样写道。“把话说对了就是打了一次胜仗，把话说错了就是打了一次败仗。”正是以这种精神和在同样的情况下，希特勒学会了宣传的艺术。从他所能造成的动乱的深度和广度来看，他是历史上最大的大众演说家。
设想一下当他象和平时期那样惯于站在柏林滕佩尔霍夫广场检阅台上，在他面前的是一百万德国人，他的感觉是什么。这是任何人面前从未有过的最大的人群。在一个民主国家，你决不可能集中这么多的人，因为这要他们花费十二个小时集中，再花费十二个小时解散。
他对德国听众的讲话说明了他叙事简单、一再重复和唤起兽性的感情的原则。没完没了地东拉西扯、翻来覆去，并且习以为常地控告他的敌人犯下了罪行——这些罪行正是他本人打算对他们去犯的——因而令人有千篇一律的感觉。不过他还有另一条同样重要的原则，就是讲话应当适应特定的听众。讲话的成功不仅限于对那些偏爱听他讲话的德国人，因为那些偏爱他讲话的人不仅限于德国。甚至那些并不那么偏爱他的外国人，在他们从无线电里听1938年和1939年希特勒的讲话时，歇斯底里加上女声女气的刺耳声音也传来他的邪恶威力。
希特勒正是靠他的口才在德国上台执政：那时候，他的演说就好象是当年年轻的拿破仑在意大利所获得的胜利。
1932年1月，希特勒在迪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都会见了德国西部重工业巨头们——他的听众是头脑冷静、不动感情的企业界人士，而在他讲话结束时却赢得他们热烈的赞同。这也许是他作为一个雄辩家所取得的最大成就。这是一项极妙的论证。那篇讲话是国家社会主义历史上的里程碑。
另一项靠雄辩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发生在更加阴沉的国内危机时刻，即1934年7月13日在国会的演说。在讲话前两个星期，他杀害了一千多人和许多纳粹党领导人，他现在要向国会内的幸存者说明这样做是对的，而大屠杀已经使国会的议席空出了二十个位子。也许在他一生中这是仅有的一次，听众沉默地听他讲话达二十分钟之久，一直到“他举起右手，食指向上，踮起脚尖，一面大喊：‘此时此刻我为德国的命运负责，因而在这二十四小时内我个人也就是国家的最高法院’”，于是又响起了通常的欢呼声。
不过，希特勒一旦执政，他的讲话就影响到更广大的范围。这些讲话不仅面对德国听众，而且成为对英法舆论的心理上的胜利，从1933年5月17日的和平呼吁，他把自己说成是世界需要和平的发言人起，到1936年3月7日在国会讲话，他引申格莱斯顿的一个老套话，以道义权利为由论证重新占领莱茵兰的正当为止，都是如此。在这一点上，他的讲话转入德国在国外的重大利益，于是获得了新的威胁性的弦外之音，而且在保证立刻和平和坚持德国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才不打仗的若干条件之间，极尽滑音变调之能事。他说，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现已完成；德国在欧洲已无领土要求；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到对其他国家所承担的义务，这个义务是恢复民族尊严和自由所加于他的。他又一次提到，从纳粹革命以来三年内，德国人从来没有做过伤害其他民族的事，从来没有向不属于他们的东西伸过手，而是一直在自己的边界之内活动；如果外国谣传明后天德国会侵略奥地利或捷克斯洛伐克，那末这些谣言不是源于爱好和平的千百万人民，而是来自一小撮国际煽动者——犹太人。一会儿以后又说：如果他每次都未同凡尔赛条约国家磋商就采取了实现平等权利的措施，甚至也未通知它们，这是因为这样做更容易使它们接受这些决定，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必须接受；既然这一切都已完成，所谓令人吃惊的时期就告结束。然后便是高潮，他宣布面临着必须解决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他在欧洲必须提出的最后的，但是他不会退让的一个领土要求。因为关于苏台德德意志人问题，他的耐心现在到了最后限度。一直到1939年3月15日占领布拉格为止，催眠的魔力才算破灭，他的外国听众们对催眠师暗示的感应性才化为乌有，他再也没有仅用言辞就取得胜利。
其次，希特勒还具有一种组织方面的天才。他完全没有拿破仑那种超人的智力条件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