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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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相互施加压力，最后达成一个实质上是不伦不类的妥协。1943年9月29日，艾森豪威尔把“长期”停战协定交给巴多里奥签字。巴多里奥对协定的条款不满，但是他无可奈何只好俯首听命。尽管这个文件大部分已经过时，它毕竟还是起到了为意大利盟军总司令的权力提供法律根据的作用。盟国政府所以坚持要假戏真做，强迫巴多里奥在他万万无力承诺的涉及意大利整个事业的条件上签字，其主要原因可能即在于此。
“长期”停战协定的条款无疑是苛刻的。它给予盟军总司令无所不包的立法和经济权力。例如，它有权废除现行法律，有权随心所欲地要求支付任何赔偿和占领费用。还规定解散法西斯组织，同时逮捕战犯和解除一切法西斯分子的职务。意大利政府被这些以及类似的规定绑住了手脚，被迫完全屈从于由盟军总司令表达的盟国政府的愿望。
关于盟国政府用以实施其意图的机构问题，“长期”停战协定中没有明确规定。第三十七条仅说：“将任命一个代表联合国家的管制委员会，负责按盟军总司令的命令和总的指示调整与执行本条款。”这显然仍使俄国参加盟国对意管制的问题悬而未决。对这个问题的谈判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直到11月10日盟国管制委员会才正式成立。这个委员会由英美人组成，而俄国人只有在为第二个组织——意大利咨询委员会——找到地点后才同意它的成立。意大利咨询委员会的原来成员是英国、美国、俄国和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但是还为此后接纳希腊和南斯拉夫加入该委员会作了规定。
由于这些协议，有三个完全不同的组织分担着盟国在意大利的责任：盟国军政府、管制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三个组织中，就与巴多里奥政府的关系而言，管制委员会一开始就是最重要的。但是在早期阶段，巴多里奥政府基本上只是一个法律上的虚构而己。盟国军政府在当地的日常活动对意大利人说来是更为重要的。通过1944年1月军政府和管制委员会的高级人员的合并，解决了这两个组织间的关系问题。此后，两者就不可能再象起初那样各自为政了，实际上，它们也一清二楚地划分了职责。军政府管制紧邻战线地区的民事，而管制委员会则监督深入后方地区的意大利政府的行政事务。
意大利咨询委员会从一开始就是有职无权、无足轻重的。第一，它设在阿尔及尔，只能间接得到有关意大利事务的情报；其次，英国和美国政府的政策正是要把咨询委员会远远地撇在一旁，使其不能参与一切真正的决策和争议。俄国人和法国人没过多久便心中有数了。他们便向英美提出，要参加盟国对意的管制的新要求。1944年1月，英美作了一个很小的让步。给予一个俄国人和一个法国将军以“观察员”的权利参加管制委员会，这样至少可以保证他们各自的国内当局得以了解在意大利所做的事情。但是行政权仍然牢牢掌握在英国人和美国人手中。
这样最终搞出来的盟国管制意大利的型式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它的重要性不仅在意大利本身，而且在于它成了东欧其他前敌对国停战政权的榜样。西方盟国在意大利事务中只让俄国名义上参加，其他都排除在外，这样他们便是作茧自缚，今后在东欧事务中除了沾一点边以外，什么都管不着了。当然，也找不到别的安排更能符合军事力量和军事责任的实际分配，或者更能适合英俄之间接近表面化以及俄美之间隐蔽而不明显的那种互相不信任的关系了。
丘吉尔对巴多里奥和国王的政策中的一个基本因素是，他想在意大利建立起他们的权势和威信。一当意大利政府投降，盟国，特别是丘吉尔，便急于说服意大利政府对德宣战。原因是丘吉尔相信以国王的名义宣战可以把意大利军官重新纠集起来，站在盟国一边对德作战。由于意大利重要的守备部队在象多德卡尼斯群岛、撒丁、科西嘉和爱奥尼亚群岛等这些地方仍继续存在，如果当地意大利指挥官能被说服全心全意加入对德作战，将会得到很多好处。
因此，1943年9月23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指示艾森豪威尔，如果国王对德宣战，允许意大利“协同作战”。但是国王和巴多里奥却畏缩不前。他们希望索取对方各种各样的让步（比如撤销还没有签署的“长期”停战协定）作为对德宣战的交换条件。不过意大利政府终究被说服了，只有宣战以后才谈得上将来的让步。因此，1943年10月13日，国王和他的政府对德宣战。巴多里奥向意大利人发表文告，命令所有意大利部队同德国人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这是一个意大利部队显然未曾服从的命令——文告继续说：“由我领导的政府不久即将组成。为了在意大利能够组成真正表现民主的政府，将邀请每个政党的代表参加。当前的安排决不损害意大利人民在和平恢复时选择他们自己的民主政府形式的不受限制的权利。”由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签署的联合声明同时发表，这份声明给予意大利人相当模糊的协同作战的地位，又警告他们，“协同作战关系……其本身不能影响最近签订的条款，这些条款仍然全部有效，仅在盟国政府间根据意大利政府可能对联合国家的事业提供帮助的程度而一致同意时方能调整。”
当巴多里奥企图把意大利自由派和左派政治集团的代表吸收进他的内阁以符合他10月13日的文告的时候，他碰上了困难。共和主义情绪在这些集团中十分强烈，他们要求废黜国王。但是国王不愿意让位，同样，英国政府也不希望取消君主制，虽然至少有几个英国官员认为，乌姆贝托王储是一位比他的父亲维克多·艾曼努尔国王更有前途的能承担起王室责任的人物。出于君主制问题上的僵局，预备性谈判毫无结果，并于10月31日破裂。巴多里奥退而组织了一个专家内阁，作为权宜之计，一旦攻克罗马即行改组；而罗马还没有攻下来，意大利政治家中在以国王将来地位为中心的问题上的日益增长的不安却无法平息。结果是意大利内部的政治问题，正象法国在北非的政治纠纷曾一度在1943年给英美合作形来困难一样，成了1944年引起盟国关系中发生摩擦的因素。
仅就盟国在意大利采取的军事行动和进行的谈判所获得的结果而言，可说相当符合丘吉尔本来的愿望。他想把战线远远推到罗马以北的最大希望落了空；另一方面，英美军队被坚决地指派在意大利打一场可望削弱德国在西北欧的力量的大仗。但是他在意大利的计划虽然取得部分成功，而再向东，情况却大不相同，他对东地中海和巴尔干各国所抱的希望都遭到伤心的挫折。
一经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批准对多德卡尼斯群岛发动进攻（9月9日），中东地区总司令威尔逊将军便受命自行拼凑兵力向该群岛勇猛进攻。罗得岛似乎过于强大，仅凭威尔逊所能拿出的力量而没有更大来源是难以攻占的，然而英国的一些小股部队于1943年9月18日在爱琴海的科斯岛、勒罗斯岛和附近的其他岛屿上登陆。这些部队的地位是很不稳固的。皇家空军如不使用土耳其大陆上的机场便不可能提供良好的空中掩护，而德国人却极容易从希腊和克里特岛的基地出发掌握制空权。因此英国人发现他们又重新在1940年时的那种条件下作战，而且要落得个同样下场。10月3日，德国发起伞兵部队攻击，收复了科斯岛——这并不是一项难以取得的功绩，因为意大利人表现得极其不偏不倚，他们象两星期前不抵抗英国大军一样地不去抵抗德国人。但是，一支英国海军分遣队于10月7日在斯坦帕利亚岛附近截击并摧毁了一支德国运兵舰队。德国方面的这个严重挫折使爱琴海东部英、德武装力量间形成了一种延续几个星期的极不稳定的平衡。
问题很清楚，要避免灭顶之灾，就必须向多德卡尼斯群岛增援，部队的唯一来源地只能是地中海中部。因此丘吉尔便精神饱满地干起来，试图说服艾森豪威尔，从用于意大利的部队中抽调一些到多德卡尼斯群岛来，他希望能在那里攻下罗得岛，从而确保勒罗斯岛。1943年10月10日，威尔逊将军与地中海战区指挥官们举行了一次会议来探究这种可能性。会议开得很不是时候，那时恰好判明德国人打算并且有能力无限期立足于意大利南部，结果，会议决定不能从意大利抽调任何部队。
甚至这一挫折也没有完全使这位首相灰心丧气。10月里他又打出了最后一张牌，那时俄国人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首先建议，应该采取一些步骤促使土耳其参战。这是援救勒罗斯岛上英国孤军的最后一个机会，丘吉尔稍事犹豫之后，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罗斯福于11月4日或这一天以前屈从于俄英的共同压力，同意协力敦促土耳其于1943年年底以前对德宣战。但为时已晚。艾登努力想说服土耳其让英国飞机使用其机场，未获成功，多德卡尼斯群岛上的英军被置于无空军支援的境地。这样，德国便得在11月12日向驻扎在勒罗斯岛上的该地区英军主力部队发起进攻，四天后该岛失陷。随后几天，投入这次战斗的英军残部或者撤退，或者设法转移到土耳其大陆。这样，到1943年11月中旬，德国已能从意大利崩溃的严重打击中恢复过来，并重振了它的东南两翼。丘吉尔对巴尔干各国和东地中海所抱的希望以灾难告终。
在阿拉曼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以及盟军北非登陆之后，盟国已能确有信心地展望战争的胜利结束，尽管德国和日本投降的时间和情况还有待以后才能看到。如何把战争打碎了的世界拼合起来的问题在1942年还或多或少带有学究气，但到1943年，它却越来越显得迫切了。这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近期的：战后的善后救济和复兴工作不能听其自然，不能依靠个人的积极性，或是仰赖于自由市场的作用。所有参战国的经济活动都已经纳入战争轨道，以致不能指望和平时期的经济关系会正常地、自动地恢复；此外，欧、亚广大地区已经遭到或者很快将会遭到交战部队的蹂躏。在交通中断、货币制度失去信用、原料匮乏和工厂被毁的情况下，看来在盟国取胜以后，经济崩溃和普遍的饥饿显然将接踵而来，除非战胜国能迅速地进行系统的善后救济和复兴工作。
这个问题很早就预见到了。早在1940年8月，丘吉尔就答应说英国政府将承担解放后的欧洲的救济工作，他建立了一个各部间的特别委员会，由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爵士领导，尽量买进剩余农产品和其他剩余物资以供将来救济分配之用。但是随着战争的蔓延和加剧，剩余物资多半绝迹；同时，由于美国和俄国参战而造成的形势变化，显然要求对战后善后救济问题作新的探讨。1942年11月，美国成立了一个类似李滋…罗斯委员会的组织来规划战后救济工作。这个名为海外善后救济执行局的组织的领导人，是纽约州的前州长赫伯特·莱曼。
可是，由各个国家分别来搞救济显然不行，抢购物资将无谓地引起涨价，单是这个理由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关于建立一个国际性实施救济工作的机构的初步计划早在1942年2月就提出来了。英国政府、俄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提出了各种建议。在努力协调这些建议之后，1942年8月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国际救济机构的章程草案中的第一个草案。到1943年5月，三个主要盟国以及中国达成初步协议，于是联总章程的建议草案的全文被分发到四十个其他盟国和有关国家去征求意见和批评。到1943年9月，已按照一些较小盟国的意见作了不大的修改，就这样，1943年9月24日公布了联总的协议草案。1943年11月9日所有联合国家的代表在白宫签署了这份草案。
联总协议规定，设立一个负责战后救济物资分配的国际性管理机构，但包括十分重要的财政问题在内的许多项目将留待联总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解决。这个会议于1943年11月10日至12月1日在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举行。足足有四十四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使之成为大战开始以来举行过的历次国际性会议中给人印象最为深远的一次会议。联总委员会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协议。它决定，各捐献国应把本国国民经济收入的百分之一左右供联总用作采办救济物资之用。它决定，受惠国内部对救济物资的分配不应根据个人财力调整，而且不允许根据宗教、种族或政治信仰作任何歧视。凡有足够外汇支付联总救济物资的国家必须以外汇支付，无力支付的国家可同样接受救济物资而不使负债。最后，选举赫伯特·莱曼为这个新机构的总裁。
不大好办的是联总与战地军事当局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处理。罗斯福于1943年11月10日作出决定：在美军将作战的区域内，任何特区或国家解放后的大约头六个月中，军事机构将负责救济工作，此后才由联总接手。英国方面表示同意，于是，所有的英美司令部都设立了一个民事部门（实际上在艾森豪威尔领导下北非已经建立了一个类似的机构），专门负责被解放国家和战败国家的救济工作以及有关当地民间的其他事务。
鉴于联总以及军方救济工作机构的建立，人们有理由期望，欧亚解放后紧接着会出现的问题将得到妥善处理。可是，远在这些问题的范围之外还存在着战后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联合国家之间将来的关系怎样？特别是“大联盟”的前景将会怎样？如何处置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些战败的敌人？可以采取些什么安全措施来防止未来的战争？诸如此类的问题涉及到盟国内部的利益和政策的冲突——这些冲突暂时都被联合对付希特勒这个压倒一切的需要基本上掩盖着，但是这些冲突依然存在，有时候还相当表面化，使盟国间不能融洽无间。
俄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都各自珍藏着一个理想的模式，希望按照它来建立一个和平、富饶和幸福的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