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4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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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主张在长期反对罗斯福及其新政策的新闻界中引起了一些抗议,有些国会议员对罗嘶福的讲话表示反对。另一方面,支持罗斯福外交政策的新闻界就十分热情地欢迎他的声明。
正当“第十一号报告”提交国会时,罗斯福又一次和丘吉尔在魁北克会谈。他一回来,在1943年9月7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推翻了上面所引的最后两句话,并否认这两句话曾经得到他的批准。在他对记者的讲话中,他的意思是如果不能指望得到货币偿还,那末也希望得到其他方式的偿还。租借法的理论依然象过去一样难以捉摸。
代表美国政府的那些发言人在国会审查租借法的委员会作证中都强调美国政府通过“逆租借法”——或者象英国人那样,更确切地称之为“互助”协定——所得到的利益。美国政府急于要作出“互助”的数字统计,用来感动公众和国会,以影响他们的意见。因此,一旦这些可能搜到的资料汇总好了,罗斯福就利用他“关于租借法工作的第十二号报告”(1943年11月11日)来说明英国对美国战争所作出的贡献。
从英国支援美国军队所作贡献的性质来看,会计工作肯定是有困难的。在象北非那些战斗区里移交是从来不做记录的。直到1943年深秋开始为在诺曼底的登陆而集结力量之前,联合王国对美军援助的价值并不高,因为那时候在英国驻扎的美军是很少的。所以“互助”协定的主要发展是在这里所述的一段时期以后。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1943年间却尽了他们最大或接近最大的能力捐献食物以及其他供应。
1942年间成立的那些联合委员会在1943年中并没有任何根本的改变。加拿大尽力为自己在委员会里取得单独的代表权。尽管英美两国很不愿意——因为它们都害怕要是所有联合国家的成员国都为自己谋取席位,那末委员会将变得非常臃肿——加拿大于1943年10月19日在联合粮食委员会里被给予一个席位,又于1943年11月10日在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里被给予了一个席位。虽然也谈到过让俄国加入联合委员会,但没.有成功;而除了加拿大被纳入这两个委员会外,整个系统依然保持着两国体制。
事实上,由于供应情况变得松动了些,这些联合委员会的工作也就不再那么容易引起争论了。有许多事情在1942年曾经引起剧烈的讨价还价,到1943年多半已平定下来而成为原料和生产力的例行分配;同时,也由于出现了一些新的短缺现象,主要出现在民用领域里,那些联合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就扩大了。因此联合生产与资源委员会成立了一系列商品委员会来研究和介绍有关纺织品、轮胎和煤的供应;联合粮食委员会调查研究了出现在诸如牛油之类的食品供应中的各种各样不足情况;联合原料委员会汇报了种种皮革供应品,并在竞购单位之间介绍了公平分配这些物资的一套办法。这些联合委员会的活动都朝着这个方向扩展,反映出的事实是它们各自的政府基本上已经把它们从军事生产的控制中解除出来了;另一事实是1943年间民用物资的短缺现象几乎第一次在美国变得明显起来。为了避免严重的反应,早先为指导军事生产而发展起来的那种计划和事先考虑,现在转而为品种日益增长的民用纺织品生产所需要。通常,这些联合委员会只有顾问权。即使在书面上他们的权力是采用命令式的,实际上并不使用这种权力。
当解放区和占领区的战后救济计划和经济工作的管理计划成为现实时,这些联合委员会就有新的任务要干。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1943年11月9日成立时,就决定该署为解放区申请提供物资。首先向这些联合委员会提出,由它们决定可能取得的供应数量和来源。因为不管怎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大部分的活动在1945年和1946年方始展开,所以,对盟国在救济工作范围方面的合作计划和活动的考虑,看来最好放到以后再谈。
1943年在盟国间经济合作范围内的中心现象,是美国优势的不断增长。不仅英国,甚至俄国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美国的产品。这种国际分工的结果,毫无疑问加强了联盟的联合军事力量,这是合情合理的。然而,经济的依赖和半依赖同时带来了政治的和其他的后果,这又是英国和俄国所不能完全同意的。但是,只要这三个国家凌驾一切的政治目的是相同的——打败希特勒——这些潜在的困难就不会公开显示出来,的确,经济合作相反加强了政治和军事联盟。
1942年11月8日清晨,当美国和英国的军队开始在阿尔及尔、奥兰和卡萨布兰卡附近登陆,他们闯进了一个复杂的军事和政治的场所。联军进攻中立地带,名义上是防止德国人占领。从最好的方面考虑,盟国希望法国人积极支持他们,并且希望联军能够向东挺进,不穿越突尼斯而进入利比亚,那里的德国非洲兵团的残部将被从埃及向西攻击的英国第八集团军以及从法属北非推进的新部队所击溃。从最坏方面着想,盟军担心法国人会顽强地抵抗,直至军事失败后才放下武器。这种情况不仅会使远征军在作战中,而且也在战后造成极度紧张,因为面对绷着脸的法国人的忿恨和土人的骚扰,治理北非将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那些制订“火炬”计划的人也非常害怕德国人从西班牙和西属摩洛哥发动进攻;大多数美国军队最初部署在西属摩洛哥边境附近,就是为了防御这种危险。
法国人的情况是一片混乱。在心里觉得纳粹比盟国好的法国人是非常少的;但是进攻的是盟国,维希的贝当政府——北非的军队和行政当局承认它是统治法属北非的合法政权——就立即斥责盟国入侵,并指令当地法国官长抵抗到底。
盟国希望亨利·吉罗将军以他个人的权力和威望能够争取北非的军政领导官员们站到他们这一边来。计划是他应在入侵前不久到达阿尔及尔,推动已经承认他领导的那些共谋者,等盟军一登陆,立即发表文告欢迎盟军,并指令所有法国当局支持和协助盟军向突尼斯推进。由于吉罗11月5日午夜才离开法国,直到11月7日下午才到达直布罗陀,只有采取最顺利而最迅速的行动才能使他及时抵达阿尔及尔。
其所以没有达到必要的速度,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吉罗和盟国之间没有达成确定的协议。吉罗到达直布罗陀时还在酝酿他的法国和北非起义计划,这次起义将会得到美国人帮助。他指望能指挥这次起义并指挥那些可能被指定去支援起义的美国部队。他知道美国人对于把美军置于他的指挥之下是有一些保留的。他也知道美国人不同意他在法国南部的作战计划。但是在吉罗眼里,这两点对整个事业说来是非常重要的。他有责任使美国人信服;假如他们不同意,那末他觉得他就只好全部作罢了。
当吉罗把这些要求向艾森豪威尔将军提出来时(艾森毫威尔已经把直布罗陀接收过来作为这次进攻的指挥所了),他得到的是一口拒绝。吉罗感觉到美国人把“进攻开始日”的日期隐瞒到最后一分钟才告诉他,对他早已谈不上什么坦率不坦率了。他感觉到自己正在被人利用,因而他拒绝与此事再发生任何关系。就在那天晚上,盟军已开始在各地登陆,而吉罗还远离现场,同时又对盟军怀着非常激愤的情绪。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同样地对吉罗感到非常愤怒,他们觉得他们的计划被一个不懂得现代战争的老头儿的愚蠢顽固给搞糟了。盟国原来的计划就这样全部失败。
北非的混乱情况也差不多。在阿尔及尔,那些由夏尔·马斯特将军领导的密谋者竟能在11月8日控制住阿尔及尔市区达几个小时;可是在盟军出现于阿尔及尔之前,达尔朗海军上将和阿尔方斯·朱安将军领导下的正式的当局又重新站住了脚,并逮捕了大部分密谋者,包括美国总领事罗伯特·墨菲在内,他也被关了几个小时。然而达尔朗和朱安都不想真正同盟国作战,所以他们的抵抗显得轻微而且松松垮垮。11月8日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停火谈判开始了,下午6时45分,朱安就向指挥登陆部队的美国将军投降,并交出阿尔及尔。在奥兰和卡萨布兰卡,法军的抵抗比较坚强,也比较持久,只是在进一步的谈判使政治形势大大改观之后,抵抗才宣告结束。
11月8日上午,吉罗在直布罗陀表示愿意就最高指挥权问题与艾森豪威尔妥协;而在美国人和英国人方面,他们也急于要抚慰吉罗受了伤害的感情并取得他的合作。协议达成了,显而易见是在盟国和法国的军事司令部相互平等和彼此独立的基础上达成的。双方的合作可在上层由吉罗和艾森豪威尔之间协商建立;而下属部队则由在当地驻军多的一方进行指挥。同时艾森豪威尔还答应承认吉罗作为民政机构的首脑和驻北非法军部队的总司令。
就凭借这个协议,吉罗在第二天,即11月9日,飞往阿尔及尔。几小时后克拉克将军也跟着去了。他们一到那里就都发现当地军政形势与他们所预料的大不相同。主要的事实是:在法属北非的许多司令官,除了少数例外,都很不乐意承认吉罗将军的权力;而有些人还把他看成叛徒,或者说得再好至少也是犯上作乱的家伙。第二个几乎同样重要的事实是,维希政府的法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海军上将弗朗索瓦·达尔朗也在阿尔及尔,并凭着他所负的职责对北非的法国陆军和海军行使着合法的权力。
当吉罗发现他无力指挥北非的法国各部队的司令官时,他就退居到策划把他弄到非洲来的那一派成员之一的家里。他在那里沉思冥想,而他的支持者们则责怪他没有及时夺走达尔朗的指挥权。吉罗的处境确实非常为难,因为他也尊重贝当的合法权力,而正是这种尊重贝当的态度支配着大多数北非法国军官的行为;同时他不能轻易宽恕美国人迫使他到北非来采取行动而对他的计划又置之不理的那种做法。
与此同时,克拉克将军拼命想找到这样一个人,这个人要能够结束还在奥兰和卡萨布兰卡进行着的战争行动。克拉克的想法是,只要可能,就让法国人自己去处理他们的事务。首先,他需要在整个法属北非实行停战。其次,他需要法国人在他们自己人中间能达成一项协议,成立一个盟军总司令能够与之打交道的民政和军事的政权。假如可能,克拉克想让吉罗根据刚刚在直布罗陀达成的协议走马上任;不过,他对吉罗在军事或政治方面的判断力不敢恭维,而且遵照让法国人自己处理自己事务的原则,他倒很乐意和别的人打交道,假如法国的官员们也这样希望的话。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别的人只能是达尔朗了。
达尔朗的头脑里显然是矛盾重重,无所适从。11月8日,他同意德国提供飞机援助;而就在同一天的晚些时候,他又授权阿尔及尔投降。象其他法国官员一样,他渴望以贝当的名义行事;同时他不渴望在胜利者一方露面。到11月10日早晨他第一次会见克拉克时,他还是决不定该怎么办,不过,经过开始时的拒绝以后,最后他答应下令停止在整个北非的敌对行动。
在奥兰,当地的法军司令官于11月10日用电话把自己的意图通知了达尔朗以后就投降了,但他还未接到达尔朗下达的在北非全面停战的命令。当时法国的军事形势就是这样,有达尔朗的命令也好,没有达尔朗的命令也好,总归是要投降的;达尔朗的命令不过给当地法军司令官的决定加上一个合适的法律上的名义罢了。在卡萨布兰卡,战斗持续延长了几个小时,直到11月11日早晨,摩洛哥的法国长官奥古斯特·诺盖将军根据达尔朗11月10日的命令才宣布停战。官方关于这种延误的解释是,摩洛哥的法国官员们对达尔朗下令停火的电报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只是在信使亲自把停战令交给诺盖以后,他才同意服从命令。
这种说法是否真正代表诺盖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11月10日贝当正式否认达尔朗是北非法军的总司令而任命诺盖来代替他。在诺盖看清楚军事和政治事态如何演变之前,他很可能选择不听达尔朗的命令的做法的。11月10日,美国海军对卡萨布兰卡的成功的炮轰,坦克从南方的逼近,以及奥兰投降的消息,一定已使诺盖相信,在摩洛哥继续抵抗是不可能长久的。因而看来很可能是这样:诺盖的决定投降与其说是服从达尔朗的命令,不如说是大势所趋。这一点之所以重要,仅仅是因为有这样一种主要论据,这种主要论据是用来说明后来与达尔朗达成协议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只有他才能终止敌对行动。要想知道事实的真相,人们只能渗透到诺盖的思想深处,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过重要的是驻在阿尔及尔的克拉克开始坚决地认为,是达尔朗的命令终止了法军的抵抗。看起来达尔朗的命令的确使得向盟国投降比较能合乎驻奥兰和卡萨布兰卡的法军司令官们的口味一些;但假定说没有达尔朗的命令作口实,他们就不会投降,这至少也是值得怀疑的。
在谈判的这个阶段中,没有就北非的未来政府问题向达尔朗作出任何许诺;克拉克还是可以把最高民政和军事权力交给吉罗。在11月10日大约中午时,几乎就在达尔朗刚刚签署了停战命令之后,他立刻这样做了。不过吉罗由于过去三天来的事态发展,精神上大受挫伤,因而拒绝了。他声称他所需要的只是最高军事指挥权,没有说清楚他是指盟军的或者仅仅是法军的最高指挥权。
在11月10日这同一天的下午给达尔朗和吉罗安排了一次会谈。正好在会谈开始之前,贝当发来一份电报,他否定达尔朗在那天早晨发布的在整个法属北非停火的命令。达尔朗对这个消息的反应是放弃一切权力和责任,并拒绝与克拉克将军进一步合作。克拉克则相应地下令软禁达尔朗。几个小时之后,达尔朗收到用私人密码从维希发来的第二份电报,否认贝当的公开行动,并保证贝当对他秘密支持和同情,他的地位又恢复了。因此达尔朗又以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