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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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根据对俄国政策的动机作出的这种解释，苏联与非共产主义国家之间唯一可能的关系就是一种敌对的关系，这种敌对关系有时是隐蔽的，有时则是公开的。一时的形势可能需要同其他国家结成联盟或进行表面的合作，但是这样的结盟是暂时的，是一种假象，而不是真相。
这可以称之为阴谋论：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正阴谋包围并推翻这个苏维埃国家，而反共产主义则看到一种威胁要发动世界革命的巧妙地伪装起来的红色阴谋。缩短成这样夸张的语言，这种理论当然过于简单化了。不过人们越是倾向于简单地生动地并用阴谋与反阴谋这种概念去看事物，这样一种理论就越可能呈现出相当大的真实性。在人类事务中，人们经常设想出他们最恐惧或最希望的事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好象他们的情感是以事实为根据的。由于他们自己的行为（以及别人的相反的行为），他们相信的事物，不久就变得至少有几分是真实的了。所以，我们不能不加思索就摒弃俄国所提出的阴谋论，也不能轻易就否认类似这种理论对俄国及俄国以外的官方决定已经起了作用，而且继续在起作用。
对俄国政府行动所作的第二种总的解释，则摒弃意识形态和阴谋论，认为它们是口头虚构，旨在哄骗天真无知的人们。相反，现实政治，即追求权力，以及安全地享有权力，这些都可以提出来作为对苏联迂回曲折的政策一种充分的解释。根据这种看法，苏联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和通常存在于民族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差别。俄国的统治阶级或集团愈觉得自己的政权不巩固，他们就愈变得不安，于是通过自我约束（即通过党），并辅之以宣传和警察，以争取获得国内的安全。与此同时，统治者则通过联盟、领土扩张以及军备来追求国外的安全。
根据这种看法，苏维埃政权的特点是来自困扰着统治集团的那种持续不断的不安全感。强烈的不安全感导致斯大林和他的顾问们对国内政冶及国际事务的政策作出剧烈而突然的改变。比较稳定的政权，如美国或英国存在的那种政权，对内对外都已在较长的时期内稳定下来，不致被迫在政策方面作出比较激烈的改变。但是，尽管有这种差别，我们仍然可以争辩讲，实质上到处都是同一个动机在起作用：民族的利己主义以及统治阶级或集团（如目前所理解的那样）的利己主义支配着一切掌握权力的团体；政府领导人所唱的高调和道德或政冶原则，事实上只不过是一种手法——在某些情况下，或许是不知不觉地使用的——凭着这种手法更容易使群众服从。
尽管在极端的形式下，这种理论事实上显然也过于简化，但是认为这种理论不屑一顾，那也是错误的。政府毕竟要尽力去维护自己的权力，而且只要有机会更要增强这种权力。同时当道德原则同那些看来是自身利益的事情发生抵触时，原则很少能占优势。
每一个政府的政策，在宣布的原则与自身的利益之间，在意识形态与权宜手段之间，在道德与不道德之间，实际上都显得含糊不清。有见识的人在设法说明官方的政策时，总是将两者都考虑在内。实际上，要在两者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或者要精确地估计，在作出任何特殊决定时所涉及的力的指向和大小，那是不可能的。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特点是，意识形态与权宜手段之间所发生的剧烈的相互作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使人易醉的酒，能够赢得许多人情感上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俄国的地理位置，以及俄国社会和技术发展的水平，则使它容易受到攻击。在一个划分为实际的或潜在的敌对民族国家的世界上，这样一个比较软弱的社会要存在下去，就需要有敏捷的步法和出于权宜之计的小心谋算才成。但是共产主义的理想越强，就越难制定出与俄国国家安全的要求妥协的办法。
对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内心安宁和他们的实际效力来说，幸运的是这种冲突通过一种并不费事的合理处理，往往就可以消除。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心，毕竟是对一个未来的美好社会的幻想，但是这种幻想并不意味着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因此，一再肯定一个没有国家的、平等、自由、和平的社会这一最终的理想，而同时又在社会主义自卫的名义下，实际上扩大国家的权力，在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划分严格的差别，利用暴虐的警察去制止危险的行为和思想，并建立起一支庞大的军队，这完全是可能的。经过列宁和斯大林重新拟订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把这样一种解决原则与权宜手段之间的矛盾的办法奉为神圣，策略与最终目的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是为形势所迫，那末，任何策略都可以认为是正当的。
原则与权宜手段之间一系列的妥协，经过一段为时数年或数十年的时期的作用以后，结果当然会使理想变成徒有其名的东西，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在举行仪式的时候嘴上说说的东西。但原来感染着白热化革命热情的理想失去对日常行动的支配力量是需要时间的，而这样一种对理想的完全背叛，在俄国似乎还不可能说已经发生了。同时，在克里姆林宫的领导集团里大概存在着原则与权宜之计的一种持续不断的、可能还很尖锐的紧张状态。
体现俄国政策对立两极的那两个机构是，布尔什维克党和红军。党的存在的全部目的和它掌握权力的正当理由，就在于它完成革命的能力；年轻的共产党员都宗教式地从伟大的革命英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经文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神圣理论。红军则首先是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保卫者。它直接继承了沙皇时代军队的传统，红军军官始终没有完全受到共产党的支配。如果把1941年至1950年间俄国国内的发展看成是一种介于军队的统治与党的统治之间的摇摆，这是可能的。而且也许还颇能说明问题。当然，党和军队之间并没有公开发生冲突，但军队和党的领袖在群众中所据的显要地位，却有了引人注目的改变，而且在宣传方面，也有同样的改变，从战时的爱国主义，恢复到战后年代中宣传布尔什维主义。
共产主义原则同俄国国家利益之间的不调和，并没有越出俄国历史中业已持续了多年的一种更为广泛的紧张状态的范围。俄国对西欧国家的态度至少从伊凡大帝的时代起，就是吸引与排斥，模仿与拒绝，羡慕与厌恶的一种稀奇的大混合。斯大林政府并没有避免这种由来已久的两类互相冲突的情感。布尔什维主义本身，至少就起源来讲，原是一种西方的信条。美国的效率作为一种理想早已向苏联工人和企业管理人员推荐了，1936年的宪法大部分是仿照西方的典范而拟定的。另一方面，对西方的排斥则采取了新的形式：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及一切邪恶都归诸欧美社会，而始终坚持、有时甚至可笑地坚持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人们认为俄国人进行外交谈判时的那种僵硬死板的作风，就是由于他们竭力压制面对资本帝国主义以及较为开明的西方国家所感到的根深蒂固的不快的结果，这种看法似乎是有理由的。
俄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差别之大，足以使某些观察家相信，有两种互相关联而又各自分开的文明彼此对立着。无论如何，差距是如此之大，哪怕要取得谅解也是困难的。苏联警察和新闻检查对俄国人与国外人之间的正常接触所加上的人为的封锁，再加上政府对重大政策问题的决定一贯的严格保密，使困难更加增大了。但是尽管结果势必不尽确实。约略地展望一下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后俄国的形势，似乎仍然是适当的。
本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俄国最东部的边境曾经是日俄两国军队不断发生边境事件的地点，这些事件有时候几乎达到了大规模战斗的地步。但到了1941年春季，日本的帝国野心已经转向西南太平洋的岛屿及沿海地方，而俄国则日益关心德国人渗入巴尔干半岛。结果，两国政府都准备达成协议。1941年4月13日签订的中立条约，正式建立了这种新关系。
尽管日俄利益的真正分歧继续存在，但是1941年的中立条约，在1945年4月以前一直是两国关系的正式基础。利益的主要分歧有二：在中国，俄国继续支持中国抗日；在欧洲，在那年年底之前俄国人正在同日本的敌人英国和美国联合作战。
在中国，俄国的政策，由于存在着一个强大而活跃的中国共产党而更形复杂了。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在华北接近俄国边境的一片变动不定的地区内行使着政府的控制权。国民党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早已存在着猜疑，不时爆发成敌对的行动，但是俄国人却渴望防止这种内讧干扰中国的抗日，因为如果日本巩固了它对中国的控制，日本军队使可以抽调出去在西伯利亚采取冒险行动。因此，按照共产党的全球政策，中国共产党至少在名义上仍旧遵守着与国民党结成的“统一战线”。苏联承认蒋介石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事实上还同国民党政权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和通商协定。根据鼓励中国抗日的政策，苏联在对德战争爆发以前运送了大量军需品给蒋介石。1941年6月以后，俄国没有多少或根本没有多余的军需品可以供给中国了。关系冷淡下来，国民党人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重新发生了冲突。虽然如此，俄国人却并未撤消对蒋介石的正式支持。
美国官方低估了日…俄中立条约的重要性，私底下把它解释为斯大林面对着希特勒的威胁而想去巩固他的东翼的一种努力。只要日本继续同英美保持和平，这项条约便不会使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发生特殊的问题。但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事情就变得相当为难了。俄国、英国和美国是否能够在欧洲是盟国而在太平洋则是陌路人呢？再不然，俄国继续对日保持中立，会不会导致美国人，也许甚至英国人停止交付军需品或拒绝合作呢？另一方面，这个条约到底有没有价值？日本人是否会无视这个条约，决定进攻西伯利亚以帮助德国人呢？或许，最为紧急的问题是：美国的兵力是否会从欧洲战争中转移到远东来打一场单独的战争呢？
在这些问题的答案变得比较清楚之前，俄国人采取谨慎的步骤，并设法避免同美国人或日本人发生对抗，这原是应该的。俄国的报纸和官方声明都充分反映出需要保持这种慎重的态度。日本人袭击珍珠港和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胜利的消息，最初都不加评论地予以发表。美国和日本政府的公报都获得同等显著的地位。
然而在一星期内，局势就澄清了。德国和意大利都对美国宣战（1941年12月11日），这使俄国人确信欧洲的战争不会与美国人无关，而且在日本作战的规模显露出来后，对西伯利亚的忧虑可以消除了。同时，美国的舆论对俄国没有向日本宣战也显出了急躁不安的迹象。因此，莫斯科和华盛顿两方面都采取了步骤来说明并解释俄国的立场。
1941年12月12日，德国对美国宣战的第二天，《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太平洋战争的社论。这篇社论的调子是反日的，主题是肯定日本最后的失败，尽管日本利用偷袭开头占了些便宜。这篇文章的清楚的含意是，打败日本无需苏联的援助。下一天，新到任的俄国驻美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向美国新闻界发表声明说：“我们因为把自己看作你们伟大国家的盟友而感到骄傲和幸福。我深信，关于这三个盟国＇苏联、美国和英国＇中哪一国应该把最大的精力集中于哪一战区的这个问题已经取得了或即将取得完全的谅解，而且在这问题上三国将为共同事业的利益所支配。”就在1941年12月中旬的这些日子里，派驻俄国的新闻记者也寄回给英美报纸一系列报道，说明并认为俄国集中力量只打希特勒的这一决定是正当的。由于这些行动的结果，当然还结合英美政府所采取的官方政策和新闻的趋向（俄国在东线的胜利，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胜利），英美公众要求俄国参加对日战争的压力减少了，甚至消失了。因此，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出一星期，俄国的任务就有了明确的规定，而且为它的英美盟友所接受了。至于日本人，他们正忙于应付别处的事务，只能注意到俄国对他们国家的虽不友好而在礼节上却无懈可击的态度。
我们可以说，俄国人在远东竟然能够享有两个世界中最为有利的地位。同日本签订的条约，至少在纸面上保卫了西伯利亚，而日本军队卷入同英美作战并拖在中国境内，事实上保卫了西伯利亚。然而同时，斯大林却能够同中国人——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相当友好，并且说服了美国人和英国人，俄国加入对日战争是不切实际的。这是出色的成就，而且对于战争的总的进程具有无法估计的重要性。俄国东方政策的成功，揭露出轴心国家缺乏任何真正的团结一致。如果德国与日本真诚合作，日本对西伯利亚俄国的防线发动的一次进攻，可能就会打垮俄国的最后抵抗。
在第一个冬季战役的冷酷的日子里。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命运都十分危急，苏联政权的整个前途也岌岌可危，远东在俄国人眼里只能算作一个小问题。真正关系重大的问题是同德国的战斗。俄国本身的军事力量同德国军事力量的比较，显然是事态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但是俄国的统治者一定也依靠其他两个——而且多少是相互冲突的——因素。德国后方发生革命的可能性，是一个真正的马立思主义者决不会忘却的。另一方面，英美提供援助的可能性，也不能逃过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注意。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前，导致西方盟国与俄国人合作的那些主要步骤已经在上文叙述过了。现在我们要谈的就是俄国对战争、对希特勒后方发生革命的可能性，以及对英国和美国的态度。
尽管英美两国政府都向斯大林发出警告，说德国即将发动进攻，但是当希特勒的军队于1941年6月22日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