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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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7月，霍普金斯前往伦敦同英国政府首脑商讨军需和战略问题。俄国参战所造成的新局面使这种商讨必须多少估计到俄国在军用物资方面需要些什么，并多少估计到俄国对纳粹进行的军事抵抗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前途，否则便很难作出决定。为了希望就这两个问题找出答案，霍普金斯在7月底飞往俄国。他同斯大林举行会谈之后，坚决相信俄国人是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的，并且编制了一份斯大林最急需的武器和军需品的清单。他把他所获得的印象和资料带回到大西洋会议上来。霍普金斯的报告起了很大的作用，使罗斯福深信，把可以匀出的尽可能多的军用物资运往俄国去是明智的。
在大西洋会议期间，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名签发了一份电报给斯大林，他们在电报中答应提供尽可能多的军需品，并建议在莫斯科举行一次会议，拟订较为长期的计划。斯大林同意了这个建议，1941年9月29日，由比弗布鲁克勋爵和艾夫里尔·哈里曼率领的一个英美联合代表团在莫斯科开始商谈。俄国人提出他们需要的物资清单，西方国家的代表则说明他们可以答应提供每种产品的数量。议定书中列出美英两国提供的军需品，预定有效期为九个月，从1941年10月1日起至1942年6月30日止。这份议定书后来一般被称为《对俄国供应第一号议定书》。它并不包括任何现金费用的计算。就美国来说，这方面的交涉，随后将通过罗斯福总统和斯大林总理的一次交换信件来加以处理。罗斯福在1941年10月30日的信中写道：
为了排除财政上的困难，将立即作出安排，使价值达十亿美元的军需品可根据租借法办理。如苏联政府赞成，我建议这笔债款不计利息，苏联政府可于战争结束五年后开始占付欠款，并在以后的十年之内全部偿清。
11月4日，斯大林接受了这个建议。三天以后，罗斯福公布了交换的信件，并宣布俄国已取得租借援助的资格了。
关于这些谈判，有两件事是值得注意的。第一，起初答应给予俄国租借援助的条件就一种意义上讲，比答应给予英国的条件严格。偿还的办法规定得很明确，而对英国人则不是这佯，但就另一种意义上说俄国获得的行动自由要比英国大得多。没有要求俄国提出详细的生产数字来证明它所要求的援助是正当的，也没有作任何努力去检查租借物资在俄国经济中的用途。在莫斯科进行的短暂的会议，同促成英美两国的经济那么彻底地结合起来的那种长期打算和经常密切交换情报，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种不同的对待，其主要原因无疑是，俄国人不愿把他们战时生产的秘密透露给西方国家。当然，这方面的守口如瓶是同俄国对它的兵力、军队部署和战略严守秘密相配合的，鉴于俄国的这种态度，直到战争快结束前，不可能有类似ABC…1中所筹划的那种联合战略，而即使到那个时候，军事合作的真实程度也是微不足道的。
人们可能会揣测，为什么美国和英国的谈判代表不坚持要获得更多的资料并拟定一个真正的三国之间的全面经济和战略计划。有关人员——霍普金斯、哈里曼和比弗布鲁克勋爵——的个性可能同这一结果有几分关系，但第一次谈判举行时的情况则更为重要。俄国当时在作战中正进退维谷，显然在军事供应方面，凡是能得到的它都需要，不会发生象1941年夏季打乱英美租借关系的重新出口问题。当哈里曼…比弗布鲁克代表团前往莫斯科时，人们仍然认为俄国最后可能崩溃，没有几个英国或美国的观察家指望俄国能够守住乌拉尔以西任何地方的一条战线。当俄国的武器随时可能遭到灾难的时候，在统计数字上斤斤计较似乎是很不值得的，特别是这种做法，会打乱通过慷慨的运交并答应还将运交更多的军需品，以加强苏联军事力量和士气这一目的，甚至会同这一目的相抵触。
最后，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西方国家代表们的心理状态。他们觉得，俄国人正进行着一场超出他们应当分担的那一份的战斗；其次，西方国家则还没有全力投入战争，在道义上讲是处于不利的地位；最后，冒着把俄国人激怒的风险，逼迫俄国人去揭开掩盖他们作战行动的秘密的帷幕，这种做法也是很危险的。这种心理状态1942年变得更加显著，但在第一次商谈时可能就已经存在了。许多人内心里都惴惴不安，如果斯大林从盟国方面得不到乐意的合作，他可能就会单独媾和。而且当西方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能把它们的地面部队和空军投入任何大规模的战斗时，在许多人看来，美国和英国至少可以做到向俄国人供应他们所需要的物资，并在这种供应上不要提出苛刻的或者惹人生气的要求来。
当然，我们必须记住：如果英美人士中有人仍然担心苏联会单独媾和，那末，很多（就算不是大多数的话）苏联官员对英美也很不信任，认为西方国家是故意采取观望态度，希望看到俄国和德国两败俱伤，同归于尽。把战时生产的详细情报交给这样一些不可相信的盟国，那只会使它们更为精确地估计出俄国方面的力量正在如何衰退或增进，因而会让它们相应地调整作战物资的递交工作。对许多俄国官员说来，美国方面要求他们提供军事和经济上的统汁数字作为进一步援助的先决条件的任何尝试，似乎都会成为他们怀疑的证据。
1941年夏季斯大林和霍普金斯的仓促的谈判以及同年秋季哈里曼…比弗布鲁克代表团所商定的议定书，为战争头几年中俄国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确定了形式。实际上，俄国只不过是半个盟国，根本就没有和它达成一种稍许近似英美之间发展起来的那种协调一致的战略的东西，而且在英美两国同俄国薄薄的表面关系下面潜伏着一个互不信任的阴影。
同这种关系相适应，美俄两国政府之间接触的渠道一直相当受到限制。不错，罗斯福和斯大林是有私人信件往来的，但是这种通信同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几乎每天通信的情况相比，在数量上要少得多，而在内容上则大都流于形式。俄国的采购委员会大体上同英国的相应机构享有同样的权力，但一般说来，俄国官员私下对美国官员都敬而远之，交往以公务为限，另外加上一些毫无意义的社交活动。在美国同俄国的关系中，正常的外交联络途径，仍然远比在美国同英国的关系中重要，不过罗斯福通常也委托霍普金斯和哈里曼那样的私人密使到莫斯科去进行关键性的谈判。
战争使美国政府的行政工作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新机构不断增加，叠床架屋，互相倾轧。虽然常常作出努力，进行改组和更换领导人员，但各个机构内部的权力和责任不大可能说是已经划清了界线，更不用说各个机构之间划清了权限的范围了。经济动员的最值得注意的后果之一就是，许多实业人士转移到华盛顿来接管了经济部门中的许多重要职位。这些人一般都是初次参加政府工作的，这一点有利也有弊。一方面，例行公事和常规手续的羁绊对于新来的人影响不大，有些人至少还乐于摆脱开行政上的惯例去应付未曾遇到过的新情况。但另一方面，大部分正是由于这种想简化文牍主义的繁复手续的愿望，造成了政府内不同部门之间时常在权限方面发生冲突。
各级都出现了冲突。例如，在陆军军需处同战时生产局之间就不断发生争执，其中的利害关系不外是对整个美国经济的控制。此外，陆军和海军在物资供应、人力、指挥权等等方面彼此也常常发生冲突。在政府的同一个机构内，个人的冲突往往也一直要斗出个明白来才能罢休，例如，助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同他的顶头上司科德尔·赫尔之间长时期存在着的一系列半公开的争执。
总统作为政府行政部门的首长，他的职务往往更多地是一个调停人而不是一个管理者。总统的繁重已极的任务，意味着罗斯福分不出多少精力去制订出一个明确的行政制度来。而且他的个性生来就是那样，以致他无论如何并不想设法把官僚机构的界限分得一清二楚，他宁可等到某种危机出现时再出面解围。
能够向总统提供意见，是战时最可宝贵的特权之一；哈里·霍普金斯就是靠具有这种便利，才能起到他那极不寻常的作用，由政府中原有各部的首长组成的正式内阁，不曾也不能起到英国内阁那样的作用，就因为战时的行政工作，有一大部分都交给了同任何一个内阁成员完全无关的专门的临时机构去办理，这些机构只向总统负责。重大的决定通常并不在内阁的正式会议上作出，而是罗斯福在同一批变换不定的亲密的同僚磋商和讨论后，自行决定的。
按照这种方针办事的政府是带有很大的个人性的，而且往往反复无常，没有明文规定的渠道可以把重要决定的消息向所有有关的机构和部门传达下去。谣言和传说虽然不大令人满意，却成了很重要的补救办法，而华盛顿的鸡尾酒会，成了在叙述美国政府战时工作的任何慎重的著作中都占有地位的一种设施了。
尽管这样的行政管理具有明显的缺点，但是它的确起了作用，并获得真正显著的结果。罗斯福的个性连同他的吸引力和远大目光，控制华盛顿政治舞台的这种方式，几乎是比较正规的行政制度无法允许的。当所有重要的决定都由他作出时，正规的、等级严密的官僚政治所产生的那种压抑的、谨慎小心的影响就减少到了最低限度。行政上的这种冲突和混乱，由于更能发挥大胆和反抗的精神，比起正常的官僚政治来，对美国作战的成功可能作出了更为积极的贡献。
外国政府的官员们面对着战时华盛顿熙熙攘攘的混乱局面，一定时常感到惊异和大为迷惑。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现行的行政制度，使得美国同英国和苏联合作的途径更为便利了，因为罗斯福经常亲自关注这些问题，而总统对问题表示关注的途径，在某种程度上，指导着整个机构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对于较小的盟国，效果就不大好。一位小心翼翼地向国务院大献殷勤的大使，并不总能在最起作用的政府人士中获得很多的发言机会。这些小国象美国的小商人那样，一般总发觉这个战时首都的气候很难适应。
美国政府的结构就理论上说，是以分权制为基础的，由于总统在战时取得了特殊的权力，分权制实际上已经大半不存在了。国会当然保持着拨款的权力，但战时的预算并不受到国会的有效控制。反对任何开支，太容易被人说成是不肯热心把战争进行下去了。国会调查行政部门工作的权力则较为重要。杜鲁门就是作为参议院调查战时合同的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而第一次闻名全国的。他领导的这个委员会和其他类似的委员会的工作在精简行政工作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在制止行政管理方面的种种弊端和无能上起的作用更大。
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较为重要的就是参议院批准条约的权力。宪法规定国际条约必须由参议院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予以批准。这项规定，在1920年曾导致《凡尔赛和约》遭到否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次挫折在政府领导人的头脑中记忆犹新。罗斯福在决定自己究竟敢使美国承担起多大的义务而又不冒事后遭到参议院拒绝的危险这一问题上，已不止一次地面临到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
宪法给正式条约设置的障碍使政府不得不退而考虑出一连串合法的花样，从而不使参议院预闻。象《大西洋宪章》那样的宣言，象《租借总协定》那行政协定，象ABC…1参谋协定那样的在美国政府的特殊部门同外国政府的对等部门之间的协议，甚至不那么正式的备忘录、信件和美国政府重要人士同别国官员之间的口头协议，都用来代替正式的条约。诚然，直到1945年在旧金山创立联合国以前，美国同它的主要盟国都没有缔结过政治条约。这种同过去的国际惯例背道而驰的做法，当然大部分必须归之于美国宪法和政党制度的特性，因为这种特性使得向参议院提交一份条约成了一个十分难以捉摸的程序。
在战争的年代里，军方在美国政府中的作用具有最大的重要性。象在那么许多其他方面那样，罗斯福总统的个性在确定这种作用时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罗斯福认识到自己对军事不很擅长，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陆军和海军领导人员提供的意见。当军方对一项军事行动的方针提出他们的理由时，他很少驳回他的这些顾问的意见。这种态度同总统的经常插手外交事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总统的插手外交事务使他常常在国务院的幕后进行指挥，并且依靠特使和私人通信来代替正常的外交途径。
然而罗斯福不是军事家，他认为文职人员应该行政治权力。他的概念，也是陆军和海军的领导人员们同样具有的概念，那就是，军队应当是一个政治上超党派的工具，它的活动应当完全受战略、后勤和战术方面的特殊军事规则的指导。
这种把军事和政治的问题严格分开的原则，是深深扎根于美国陆海军传统中的一种狭隘的、职业上专门化的特殊形式。不过问政治的军官是正规军领导人员中以一种严格的集体精神所坚持的一种理想，于是就指望一个不过问政治的军官去组织和指挥一场非政治性的、技术上有效的、社会上不偏袒任何一方的战役。战场上的胜利本身便成为最终的目的，而考虑胜利（它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而不是以追求一种不同的战略取得的）可能产生的政治或社会情况，是被认为越出军人本分的事。技术上的军事效果，变成了抉择何种政策的唯一标准。
这种态度的历史根源和实际理由，当然是很现实的。军人政治家经常是对任何民主制度的一种威胁。从这一点来看，美国军人严守本分的决心是很值得赞许的。但是在总体战争的年代里，这种立场却很不现实，以致系统地拒不正视军事政策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反响也许会构成一种同样的危险。我们随便怎样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