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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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秘密刊物的销路都达到一万份。
1942年1月，自由法国派遣从前的县长让·穆兰空降到法国去协调各个抵抗运动。让·穆兰的才能和勇气使他后来成为抵抗运动中的一个英雄。1942年10月，德莱斯特兰（维达尔）将军受命指挥秘密军队。11月27日，由穆兰、德莱斯特兰、弗雷内（战斗）、德·阿斯蒂埃（解放）和勒努瓦（袭击者）五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第一次在里昂开会。成立了一个空军和海军军事行动部，并任命了一些地区领导人和委员会。1943年3月，成立了联合抵抗运动，中心设在里昂，后来改称为民族解放运动。只是在1942年底和1943年初，自由法国才能同占领区的抵抗团体建立有效的联系，但是，在1942年11月德国人进入非占领区后。抵抗组织没有理由再留在南方，而巴黎的便于隐藏的有利条件使抵抗组织愈来愈集中到了那里。1943年5月，全国抵抗委员会在巴黎开会。第一任主席是穆兰，6月间他被逮捕后便由皮杜尔继任。这个委员会在解放以前没有再开过一次全体会议，但是，它的执行局制订了一个统一行动的纲领，并开始协调抵抗活动。
随着抵抗运动的发展，德国人的镇压措施也日益加强，不过，他们的措施始终没有完全击中要害，因为纳粹分子疯狂地把心思全用在反犹太主义上。犹太人不管是否与抵抗活动有牵连，一律被挑出来作为人质处决。德国人的支持也给了法国的反犹分子一个机会，在1941年和1942年间，马赛、维希、尼斯、巴黎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会堂都遭到炸弹袭击。然而，除了在专门职业和行政人员方面采取限制犹太人的措施以外，法国当局始终不肯实行德国人所希望的那种极端的反犹措施，尽管在1941年3月成立了一个由格扎维埃·瓦拉领导的犹太人事务委员会，而皮舍则设置了一个犹太人问题警察局。法国政府对反犹运动的支持是很松弛的。1942年1月，达尔朗致函德国军事司令官说，倘使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就可能会使舆论界深受震动。图卢兹大主教萨利埃热阁下和其他宗教界领袖都为反犹运动的更加凶恶的发展而提出抗议。但是，到了1942年10月，在德国人所要求的五万人中，还是由非占领区交出了大约一万名外籍犹太人，他们被德国人押送到东方去。赖伐尔在德国人的压力下，于1943年6月同意通过一项法律，剥夺1927年以后所有犹太人取得的法国国籍，但是，贝当始终没有签署这项法律，所以它也没有在《公报》上发表过。
在占领区，德国当局可以比较任意地实行他们的迫害措施。从1942年5月起，他们强迫犹太人佩带黄星标志。1942年7月，巴黎发生了对犹太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捕，大约有九千人在骇人听闻的情况下被集中到冬季赛车场里。1942年8月，在维希教育部长阿贝尔·博纳尔的赞助下，在巴黎大学设立了犹太教历史讲座。1943年底以后，德国人开始实行反犹措施，根本不顾法国的法律。当然，许多犹太人都受到法国一些人家的庇护，而在意大利占领区，他们则受到保护，没有遭到德国人迫害，并且遇有必要时，还受到保护，没有遭到法国警察的迫害。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意大利退出战争时为止。接下来德国人占领了西南几省，把在那里避难的犹太人都围捕起来。在占领后期，法国民团和极端主义的党派也狂热地参加迫害犹太人。1944年2月，法国当局不得不提出一份所有剩下的犹太人的名单，包括外籍的和法籍的。最后，巴黎的警察奉命逮捕仍然隐藏在巴黎的犹太人，但是，他们拖延了很久，没有执行这项命令，因此这项命令始终没有生效。
从任何合理的观点看来，在法国迫害犹太人的全部惨史是一种荒谬的文不对题的行动。它只达到消耗德国人精力的目的，而这些精力本来是可以用于更为有效地镇压法国抵抗运动的。的确，费尔南·德·布里农声称，使德国人在挑选人质时不选法国人而选外籍犹太人是他的功劳。德国人在进行镇压时受到维希当局一定程度的协助。维希建立的警察和法庭等机构最初是为了自卫，后来日益转而为占领国服务了。据一个非常活跃的法国特工人员说，德国特务机关的工作效率是被大肆夸张了，要是没有法国人的合作，他们不可能在抵抗运动的队伍中造成那样大的破坏。而且，严格他说来，力求进行镇压的也不仅是那些合作分子。莫拉斯还在《法兰西行动报》上同戴高乐派，即武装的游击队，进行他自己私人的战斗，他说，对这种人，法国军队有权一抓住就枪毙。他极力主张，如果死刑还不足以便这些人就范，就应该在他们的家属中逮捕人质，予以处决。为了搜捕抵抗运动，成立了“别动队”，其中警察署长达维德的别动队尤其臭名昭著。在德国最高统帅部方面，它拥有谍报局、战地秘密警察和战地宪兵队。尤为可怖的是在卡尔登勃鲁纳指挥下的纳粹党的保安处。随着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监禁、放逐、严刑拷打以及枪毙人质等也日见增多。
在镇压工作中，法国方面提供的最有效的协助来自约瑟夫·达尔南。他于1942年在阿尔卑斯海滨省建立了战斗人员军团的一个准军事性组织，军团服务处。1943年1月，这个组织从军团中分离出来，成为法兰西民团，由达尔南任秘书长。这一改变的结果是，把这个组织从隶属于贝当变为隶属于政府首脑赖伐尔。1943年夏天，达尔南奉命率领一小队法国武装党卫队去东线作战，不过，他还是在法国对德国人更为有用，因为民团的头目都参加了武装党卫队，民团已经成为德国镇压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了。1944年1月，达尔南彼任命为负责维持治安的秘书长，他以这个身分参加了部长会议的例会。尽管他智力有限，他的权力却迅速增大，虽然他对于最终获得的职位几乎不能胜任。1944年1月颁布的一道命令还授权建立由警察控制的军事法庭，执行即决裁判。在审讯达尔南时，他对民团所犯的日益增多的暴行供认不讳。他解释说，他的新职务工作过重，无法有效地控制民团的活动。然而，民团只不过是继续遵循他定下的方针办事而已。他把民团搞成了一个比党卫队本身更为可怕、更遭人憎恨的镇压工具。
尽管遭受损失，抵抗运动却增强了实力，加剧了破坏措施，这部分地是为了使盟国相信，在法国国内开展活动比战略轰炸更力有效，而法国人的生命损失也比较少。因此对法国火车的空袭有所缓和，抵抗运动对铁路进行了广泛的破坏活动。抵抗组织还为逃避去德国强迫劳动的人提供伪造的身分证和定量配给证，并且安排盟国士兵和空军人员逃出法国。全国逐渐建立起一个情报网，这些情报组织往往各自独立地工作，为自由法国中央军事情报局，即原来设在伦敦的戴高乐运动的第二局搜集情报，也为英国情报机关搜集情报。
在占领的最后两年中，秘密出版物有了惊人的发展。随着抵抗运动的日益强大，在报刊上讨论问题的可能性也更大了，于是党派政治也重新恢复了。共产党一方面致力于组成一个把各种不同意见都包括进去的民族运动，并且通过斗争取得对这一运动的控制，另一方面又决定把自己的组织民族阵线单独保存下来。共产党人成功地在全国抵抗委员会中取得了强有力的地位。除了在战斗的抵抗运动中具有影响以外，他们在1943年5月还控制了赛扬领导下的法国总工会，一个统一的、经过秘密改组的工会组织。为了从智力和精神方面巩固他们地位的基础，他们着手改写1939…1940年的历史。1943年11月，共产党出了一本小册子，阐述他们对于法国沦陷的新见解，其中宣称：
1940年，法国在孤立和被出卖中沉沦了。……共产党人在这四十天悲惨的日子里做了些什么呢？这场战争的技术条件决定了保卫大城市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共产党人作为一个政党，采取了一项或许可以改变战争进程的行动，他们提议团结群众，保卫巴黎。……在法兰西这一战役的过程中，共产党人是军队中抵抗力量的核心。
这一颇富想象力的文件在盟军登陆以后又以《1940年6月6日到1940年6月18日》为题重新出版，还附有一份改订过的年表，其目的显然是要证明共产党号召大家抵抗德国人比戴高乐大约早十二天，而不是在大约十二个月后才跟在戴高乐后面号召抵抗的。但是，尽管他们在根本上互相竞争，戴高乐派和共产党的组织却逐渐承认彼此都是法国国内外抵抗运动的各个派系中最最强大的。为了打败德国人，他们暗中结成了联盟，不过，每一方都不打算被对方完全束缚住手脚。
抵抗运动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是1943年9月解放科西嘉岛的战斗。用小队的武装人员进行抵抗的这种新形式，名为“马基”，就是从科西嘉岛传来的。德国强征劳工的机构是“马基”最大的招募中心。在法国一些荒僻无人、正好藏身的地区，尤其是在中央高地、法属阿尔卑斯山区和汝拉，人们成群结队地逃避劳役的征召，钻进了森林和山区。这样便产生了“马基”。它的成分当然是鱼龙混杂的。当它不能在居民的同情下得到它所需要的东西时，它往往强行夺取。它的第一次战斗（不是在地方上进行抢劫）于1943年7月发生在上萨沃伊同意大利部队作战。1943…1944年的冬季，进行了一些零星的战斗，特别是1944年2月到3月间在格利埃雷高原上，当时一支大约有五百人的“马基”战士几乎全被一支一万二千人以上的德国部队消灭了。1944年盟军登陆以后，中部和南部爆发过多次不成熟的起义，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在维尔科，德军在一场激战中全歼了“马基”。“马基”在空投武器的支援、并在蒙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使大量占领军不能开赴前线，使他们的士气进一步低落。这是一场毫不留情的斗争，德国人常常枪毙人质，有时还不分青红皂白地大规模屠杀。例如，1944年6月10日，党卫队的帝国师就在奥拉多尔絮格朗的教堂里烧死了大约六百名妇女和儿童。到盟军登陆时，抵抗运动已成为一支有组织的军事力量。1944年2月1日，抵抗运动原有的各种军事组织联合组成了法兰西国内军，科厄尼将军被任命为军事代表，负责协调国内军与盟军的行动。制订了在盟军进攻的海滩后一大片弧形地带内进行破坏和切断交通的计划。成队的法国、英国和美国军官带着军需品，空降到法兰西国内军中。
尽管有了这些合作的措施，在登陆前夕，盟军最高统帅部对法国抵抗运动的军事价值仍然没有什么信心，对自由法国为法国提供一个临时政府的能力也没有什么信心。美国人认为，每解放法国一个地区后，就应交由盟国官员管理，他们将负责维持治安，管理地方，直到法国全面解放，全法国人民可以自由进行协商时为止。美国军官奉令将来在法国解放区担任行政官员，进攻部队在法国使用的纸币没有同法国民族委员会磋商就印好了。甚至任命科厄尼将军为法兰西国内军司令一事也未得到盟军的承认。但是，要想阻止戴高乐去前线视察是困难的。6月14日，他到了贝叶。当他返回时，他留下了两个代表负责解放区的行政工作。这还只是个开头。盟军最高统帅部大吃一惊地发现，一个新的法国行政机构竟然从它的脚下冒出来了。既然美国人在法国同法国人有了直接的接触，他们终于发现了戴高乐派感情的力量。这个国家早已把戴高乐的姓名同解放联系在一起了，因此，任何不是以他的名义建立的其他政权，都是不能想象的。盟军最高统帅部在事实面前屈服了，它承认了科厄尼将军的地位，并且接受了由民族解放委员会任命去接管这个国家的行政工作的代表。
凡是在德军撤退后，盟军立即向前推进而法国民族委员会也立即派出代表的地方，权力的移交就比较平稳。但是，在法国有些地方，特别是西南部，从德军撤退到戴高乐的代表到来，总要相隔很长一段时间，于是在这段时间里，法兰西国内军，尤其是共产党的法兰西袭击队与游击队，便能在地方上夺取政权，并建立一种暂时性的恐怖统治。
与此同时，法兰西国内军由于吸收了不断涌来的志愿参加者而扩大为一支正规军，它正在开始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当美军在阿旺瑟突破以后，大约有八万人在布列塔尼从事肃清该省残敌的工作。在战斗迫近巴黎时，艾森豪威尔的作战计划就考虑绕过市区前进而不作正面攻击。巴黎的德军司令冯·肖尔蒂茨将军也同样急想避免一场巷战和因此而造成的不必要的破坏。赖伐尔在离开巴黎时，把权力交给了一个合作分子，市政委员会主席。据此人说，冯·肖尔蒂茨暗中商定逐步撤走他的部队，不枪杀人质，并且不进行不必要的破坏。与此同时，铁路工人于8月10日开始罢工，其后一周内，驱逐德国人的热潮遍及巴黎全市。市内市外的抵抗运动领袖们都急想抢在盟军成立一个行政机构之前，自己解放这座城市，以恢复法国的威望。8月18日，共产党人四处张贴告示，号召巴黎拿起武器来，这是一个决非没有政治考虑的举动。共产党1940年的夺取政权的计划是立足于法国战败而制订出来的，结果未能成功，可是在1944年，它的目标是要抢在胜利前面，这就可能有更多的成功机会了。在巴黎挺身而出的那几千人遭受了重大的伤亡。唯一真正有组织的力量是巴黎警察，他们在这场斗争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德国人在剩下的那一点时间里仍然有可能粉碎这场起义，摧毁这座城市。巴黎逃脱了这种命运，是因为冯·肖尔蒂茨在阿贝茨的默许下没有听从下达给他的命令（希特勒命令他毁掉一切）。通过瑞典领事诺德林的调停，缔结了一项停火协定。法国和德国的广播车周游全市，宣布在巴黎境内停火，本来只是零星的和局部的战斗便停止了。但是，冯·肖尔蒂茨（他在德国的家属将因为他公然违抗命令而遭殃）只准备把巴黎交给正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