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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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健康，但是即便他心力有余，他也没有体力来有效地控制他的内阁。他所主持的那些会议都大得使他无法掌握，因而他的注意力集中不起来。一个出席议会战争委员会作证的人说，只要过了二十分钟，你就总能“骗过”贝当。他的办公厅主任写道，他把时间浪费在细节上，而主要的条款则是在极端混乱中“强加”给他的。
贝当可以为迷失方向的法国人民提供一种团结的错觉。但是，他不能使维希的政策统一起来。的确，维希那帮人部分就因为无法商定一项政策，才通过一个大家都同意的人来谋求一种代替办法。在他的名义下，至少拆除第三共和国残骸的工作可以继续下去。第一步就是废除议会制政府。接着便是对地方政府开刀。根据一系列法律。有两千居民以上的行政区内的选举全部取消。主要由佩鲁通和布蒂耶负责的这些措施，固然满足了大官们的官僚主义气概，但是，却使维希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更其孤立。
工会很早也遭到大刀阔斧的砍削。法国总工会试图以放弃阶级斗争的原则来保全自己。它的书记莱昂·儒奥宣布辞职，副书记勒内·贝兰参加了维希政府。尽管如此，法国总工会还是同天主教工会联合会、法国天主教劳工联盟以及各雇主公会一起被解散了。接着企图在工业和各行业中创立总体制度的尝试应该被判定为一场失败，就同1940年12月想在总体的基础上把农业组织起来的卡齐奥法令一样。总体自治同需要由政府日益严格地控制工业，两者之间无法调和，于是各个总体如果说也发挥了一点作用的话，那也不过是成了官僚政治的一层薄薄的伪装而已。
然而，当时倒是有要进行社会改革的一种真诚愿望，即使它是在一种家长式专制主义精神的鼓舞之下的话。它表现在1941年10月的劳动宪章和一系列社会立法中。实行了许诺已久的养老金。青年问题和家庭问题是这场民族革命主要关注的问题。政府为培养青年履行公民义务，发展体育事业，取缔酒精中毒，限制离婚，以及鼓励多子女的家庭，通过了各种法律。
1940年底，著名的天主教徒谢瓦利埃当上教育部长后，重新把宗教引进学校的企图达到了高潮。他在1940年12月7日宣称：“不要上帝的学校今后不会再有了。”反对世俗教育的最重要的步骤是，1940年9月废除了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1940年9月3日废除了1904年的禁止教士教学的法律，并在通过一系列法律和法令后，于1942年4月8日立法规定恢复主教会议的法人地位与合法权利。但是，反教权主义的情绪在法国仍然一触即发，在维希的支持者中也有些重要的反教权主义分子。1941年初，谢瓦利埃被比较温和的卡科皮诺所取代，后者不顾教会的抗议，撤销了谢瓦利埃政策中受到较为强烈的批评的突出部分。
由于维希在政策方面并不是清一色地支持教权主义的，所以天主教教会也并不是一致支持维希，更不是一致主张同它合作的。巴黎天主教学院的八十一岁的院长红衣主教博德里拉是公开提倡合作的唯一的教会知名领袖。圣母升天会主编的那份销路最广的天主教报纸《十字架报》，只谈论宗教问题，尽量避免涉及政治。占领区的各主教在1941年2月致教皇的信件中宣称：“我们的意图是坚决保持宗教的立场，避免采取任何政治的或党派的行动”，但是，面对着一套极权主义的纲领，证明这种政治上中立的政策是很难维持的。德国人不相信教会，这从占领初期他们搜查和没收主教办事处和宗教团体的文件便表明出来了。在东部，几乎不可能期望地方教士们不同情从洛林被赶出来的居民。坎佩尔的主教对纳粹策划的布列塔尼分离运动发出了抗议。德国人企图镇压“天主教行动党”各组织活动的尝试，遭到了顽强的抵抗。不论法兰西行动党作为一个政治运动从天主教徒那里得到什么样的支持，教会本身对于种族憎恨的教导却不能鼓掌叫好，尽管在1942年夏季以前，除了一些个人提出的抗议之外，教会在反犹太问题上始终没有表明立场。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在《费加罗报》上，多明我会神甫在《青年评论》上，都发表了具有相当独立见解的文章，天主教民主党人在对德国权力的让步中没有受到损害，又没有同维希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所以他们的势力不断地增长。1941年7月，《今日报》把他们描绘为民族革命的最机警、最狡猾的敌人。到了1942年4月，合作分子的出版物竟然宣称，法国的青年已被拱手让给了“法德之间的任何协定的不可调和的反对者”天主教民主党人。然而，这种发展只是缓慢而来的，在1940年，教会还是贝当政权的支柱之一，大多数天主教徒都盼望新法国会体现他们的社会与政治理想。
在研究“民族革命”的历史时，它的建设性成就同表达它的理想的那种夸张的、但不一定不诚恳的语言比较起来，再同维希政府一心从事的破坏工作比较起来，就一定会显得是微乎其微的。除了变更机构之外，它同样急于要改变主持这些机构的人。所有的革命都要搞清洗，民族革命首先是清洗官员，特别是针对三种人——非法国血统的人，共济会员和犹太人。反共济会的运动由历史学家贝尔纳·费伊接过去作为一种个人拿手的本领去办理。他在《公报》中以整栏整栏的篇幅刊载出被指控为共济会要员的名单，他的活动在下级行政人员中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法兰西行动党的宣传长期培植的反犹太主义是第三共和国时期右翼政党手中的陈腐的课题之一。在巴黎，法兰西人民党组织的反犹太示威几乎在停战协定刚签订后立即就搞起来了。合作分子的报刊从一开头就大喊大叫反对犹太人，同时德国人也采取了日益严厉的措施。在法国非占领区，推动反犹太的力量，实际上同“民族革命”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都是自上而下的，人民只是被动地接受而已。第一个不祥之兆是，1940年8月27日废除了1939年4月颁布的那项禁止种族诽谤的法令。10月间，制定了一项说明种族概念的法律，不许犹太人担任一切官职、教学工作、由政府津贴的工业部门的工作，以及出版物、电台和电影院的管理工作，并定出从事自由职业的犹太人的百分比。这是一长串反犹法律的第一项。同时，废除了授予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以法国公民权的克雷米厄法令。然而，这时主管大员还不是真正刻毒的反犹分子，这项立法还准许有许多可以豁免的情况，被解除公职的犹太人仍旧有权领取年金，暂时还发给他们补助。除《法兰西行动报》外，维希报刊对这个问题一般都是避而不谈的。
1941年3月29日，维希的主要反犹分子之一，格扎维埃·瓦拉，受命掌管一个新成立的犹太人事务委员会。6月间，更加严格的限制条例取代了10月的那些法律，把犹太人从许多职业中排除出去，其中包括银行、证券经纪、广告、新闻，以及已经列举过的各种管理职位。在诸如法律、建筑、医药等行业中，犹太人的限额规定为百分之二，在高等学校中规定为百分之三。最为不祥的是，6月间，地方当局还颁布了勒令所有犹太人进行登记的法令。虽然有了这些措施，非占领区的反犹活动仍然远远落后于德国人所规定的标准。
维希政府当然继续开展反对共产党的运动。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的产业全被没收。1940年秋和1941年春曾大肆逮捕所谓共产党人。尽管这样镇压，秘密出版的《人道报》仍有很大的销路。1940…1941年的冬季，经济情况、低工资、粮食匾乏、失业，都有利于地下共产党宣传的传播。到了1941年5月，据报道大约有三万名共产党员遭到监禁，占领区一万八千名，非占领区一万二千名。不过，这个数字并不全然可靠，这从下述事实便可获得证明：这些被捕的人中，有些被控“传播了戴高乐派的宣传”，这是当时任何一个遵照党的路线办事的共产党员决不会想到去干的事情。
维希最恨的还是戴高乐将军及其支持者，也许部分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继续对纳粹作战就是对维希的一种含蓄的谴责。戴高乐派不仅被视为政治上的反对派，而且被视为叛国分子。凡是离开法国或法国属地以“逃避民族责任”者——换句话说，就是逃避接受停战协定者——或者凡是从事反对民族复兴的宣传工作者——换句话说，就是反对维希的政策者，都被宣告褫夺法国国籍，他们的财产全部没收。接下去的一长串定罪的宣判包括戴高乐、德拉米纳、勒让蒂约姆和贾德鲁这些军事领导人。凡是在外国军队中服役的人都被宣布为应受死刑的处罚。实际上，这种宣判只是对那些不在国内、无法将判决予以执行的人。虽然如此，毫无疑问，贝当和他的许多支持者的确对戴高乐和自由法国运动感到深恶痛绝。在贝当看来，戴高乐这个一度是他本人幕僚的人——“我怀里焐活的这条毒蛇”——竟敢出来表示异议，这不仅有伤他的尊严，而且是忘恩负义。另一方面，在一般公众中往往认为，政府反戴高乐派的行动只是欺骗德国人和掩饰维希和自由法国领袖之间的秘密谅解的一种诡计。
最后，维希的愤怒特别集中在一个小集团身上。在停战协定刚签订后，最最强烈的一种情绪就是，要为战败找出几只替罪羊来。约瑟夫·巴泰勒米写道，团结并不意味着忘却和宽赦。迪穆兰·德拉巴尔代特说，对停战协定的最初反应是：“我们被出卖了……必须惩办卖国贼！”于是，1940年7月30日的第5号制宪法令规定在里翁设立一个最高法庭，对一些前部长和高级官员在1939年9月从和平走向战争时期的行为，以及后来使局势恶化的行为进行审讯。这样，维希实际上是在倡议以发动战争的罪名审判它自己的公民了。作为一种预备性措施，许多被告，其中包括达拉第、勃鲁姆、樊尚·奥里奥尔、朱尔·莫克、格伦巴赫、波马雷、马克斯·多尔穆瓦、居伊·拉尚布尔、雷诺、芒代尔和甘末林将军，都受到行政拘留。然而，对他们进行审讯所出现的困难比维希起先所认识到的要大得多。贝当任命的一个特别法庭以七票对四票宣布雷诺和芒代尔有罪，贝当判决将他们拘留在一处严加防范的地方。对其他被告的审讯经过一再推迟之后，才于1942年2月在里翁开庭。
维希甚至不能对那些被它认为是敌人的人进行有效的报复。不过，我们的确只有把问题简化，才能说维希是一个政治实体，或者说它不是一个利害关系互相发生冲突的集合体。它以它的弱点、浮夸的辞藻和平庸的政绩、经常见风转舵的做法、为官职而进行疯狂的争夺，以及令人眼花镣乱的人事更换，延续并扩大了第三共和国的一切错误。直到1941年底，民族革命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要有的话，也许就在纸上。与此同时，贝当朝廷里的陆海军将领和高级官员们懂得很少的外交和内政问题则正从四面八方向他们逼来，要求给予愈来愈多的注意。
在维希盛行的种种幻想中，最大的一种是，认为法国将会安安静静、不受干扰地独自推行它在国内的各项新政策，而让世界其余国家继续去打仗。他们希望变成和平绿洲的这块地方，结果只是战场上的一片无人地带。逃避到中立状态中去，结果也证明是不可能的。一个象赖伐尔那样的现实主义者看出了这一点，因此，他公开表示希望德国战胜英国。对于合作分子来说，反对法国战败的政权和反对英国人本来就是一回事。
英国胜利＇菲利普·昂里奥写道＇将使共济会各分会得救，犹太人重新掌权，“民主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人士”恢复原来的地位，而“马西利阿”号这艘被人误解了的“十字军”的旗舰就会提升到“胜利”号的级别。
有着一种反英倾向的上层社会是准备对这类宣传作出赞同的反应的。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向来就不大敌视英国，甚至1940年夏季的事态发展也没有完全改变他们的情绪。维希电台在赖伐尔的控制下发出的猛烈反英宣传完全做过了头，反而助长了亲英情绪，尤其是在德占区。莫拉斯这个年纪虽老却激烈如故的法兰西行动党学说的提倡人，曾经愤怒地抗议过英国的无线电广播，这就显示出这种广播所造成的影响。他说：“我们中了英国电台的毒”，“英国电台经由我们的南部，拚命地在广播。”同时昂里奥早在1940年8月就已经指责说，“现在在城乡各地开始悄俏流传着的宣传，追根究底都是从伦敦来的。”
在维希，象赖伐尔那样的人一心盼望英国迅速战败，想使法国立即加入德国阵营，并且设想法国的未来将成为德国珍爱的一个行政区。另一些人，包括法兰西行动党的大多数拥护者，则相信有可能保持真正的中立。这两派人的冲突是很激烈的。到了8月底，当赖伐尔在部长会议上重新提出他的对英宣战的主意时，反英情绪达到了高潮。9月1日，递送给海军参谋长奥方海军上将的一份证询意见书，暂时结束了这场骚动。他的回答表明，法国根本没有海军、陆军和空军力量可以进攻英国。此外，人民群众的情绪也开始变得更加明朗了。当亨茨格在1940年9月12日离开他在停战委员会中的职务时，他警告他的德国同事说，德军和法国居民的关系正日趋恶化，即使人民这时还不亲英，总之，他们正表现出日益增长的敌视德国占领的迹象。
与此同时，在维希政权成立的头几个月里，赖伐尔显然正福星高照。在赖伐尔和他的副手蒙蒂尼的主持下，维希的宣传，尤其是通过无线电广播，是猛烈地反英同时又极力亲德的。在9月6日的政府改组中，赖伐尔除了保留他的副总理职位外，又得到了情报部长这个关键性职位。另一方面，赖伐尔的亲密盟友，机会主义分子新社会党人马尔凯却被贝当免了职。他是首先号召同德国人合作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人士之一，但是，贝当不相信他是一个政治家，因此委派佩鲁通接替他为内政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