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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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在英国举起了继续抵抗的大旗，他本来可以依靠英国的军事援助在某些法国殖民地取得立足点。但是，英国政府亟盼不使他们同维希的关系恶化到开战的地步，并且在一项政策声明中明确地表示，英国只愿意用海军部队支持法国殖民地内持不同政见的运动。9月底，英国和自由法国联合对达喀尔发动的进攻被击退了。自由法国运动仅仅在非洲、大洋洲和印度争取到一些较小的殖民地，这些收获，同接受贝当权力的广大的法国本上和海外领地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在法国非占领区，新政府没有遇到抵抗就接过了控制权。6月28日，新政府迁到克勒蒙菲朗，然而，这个城市缺乏供政府各部使用的适当房屋，它们只得分散在附近的一些矿泉疗养地上。二十四小时的经验就足以说明这种局面是无法容忍的。另一个可能的去处是里昂，但是，政府不愿设在一个容易受到大量城市人口压力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的人又都是忠于赫里欧的。维希拥有大量的旅馆房屋，可以安置政府的各个部门，所以是解决这个最大的实际困难的地方。7月1日，贝当和他的部长们迁到了这个城市。维希作为他们首都的时间，比他们原先预料的要长久得多，而维希的象征意义，也远远超出他们原先希望的或是担心的。自从6月16日成立以后，这个政府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变动。赖伐尔最初拒绝就职，因为没有让他担任他想担任的外交部长一职，可是他不久就后悔自己不该一时赌气，于是参加政府当了内阁会议副主席和国务部长。波尔多市长，赖伐尔的党羽马尔凯，同时成为内政部长。
谁都知道贝当厌恶议会政治的支持者，所以新政府中虽然还容纳了几个这种人士，但也包括许多第三共和国的敌人。对当时政权的敌视往往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有人竟然对法国的沦陷表示欢迎，因为它意味着民主共和国的结束，尽管并没有很多人象《瓦砾》一书的作者走得那么远。这位作者公然高兴他说，战败比胜利更为有利，因为战败就摧毁了一个“不光彩的议会制度”。一个法国军官的日记中表达了一种较为温和的反应：
当然，至少就目前而言，官兵们心里全都想到在法国建立独裁政治。我简直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不曾对议会政治表示厌恶的士兵，他们都坚持认为众议员和他们的政策是唯一应对这场大灾难负责的。
这种心情无疑是普遍存在的；它也说明了何以不搞政变，却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尽量尊重宪法，就可能使第三共和国结束。议会1940年的常会于7月6日正式闭幕，第二天，两院在维希召开了特别会议，会上提出了一项修改宪法的建议。7月9日，参议院的二百三十名议员中有二百二十九票（拉斐特的后裔七十五岁的德尚布伦侯爵是唯一的反对者），众议院的三百九十八名议员中有三百九十五票表决赞成修改宪法。为了试图避免立即取消第三共和国，一群参议员，其中包括保罗…邦库尔，提出了那项托林修改法案，这项法案提出：在缔结和约以前，暂时中止实行1875年的宪法，授与贝当全权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维护国家的秩序和生活，委托他在一个委员会的协助下起草一部新宪法，以便提交国民表决。这里还应该提一提一个奇怪的插曲：弗朗丹企图说服国民议会议长勒伯伦在议会召开前辞职。据弗朗丹说，他这样做是企图保全第三共和国。人们自然很想知道：个人野心和想要抢在赖伐尔前面的念头会不会同这种花招多少有点关系。无论如何，这一企图毫无结果，因为贝当正要依靠赖伐尔来争取众议院同意废除现行的宪法，赖伐尔的政治活动力，当时简直是无穷无尽的。勒伯伦评论赖伐尔说：“他真会笼络人！”莱翁·勃鲁姆则说：“这件事是他一手搞起来的。”赖伐尔的影响，从他在波尔多所采取的、阻止政府迁往北非的强有力的步骤中已经显露出来了。贝当尽管个人对赖伐尔相当反感，却始终不曾完全忘记是赖伐尔出了最大的力为他取得他的地位的。他说：“赖伐尔可是个不平凡的人物。”
参众两院，或者至少是当时在维希的两院议员，于7月10日上午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听取政府的意见。赖伐尔作为一项建议的发言人，提出授予贝当全权起草一部新宪法。他以贝当的名义提出保证说，两院将继续存在，因此议员们将继续支取薪金，直到新的议会建立起来为止，这样他就在反对托林修改法案，为他的建议赢得支持的努力中取得了相当成功。他还坚持主张新宪法应交由国民批准，不过应该注意的是：他并没有对这种批准规定一个期限，也没有规定国民批准的形式，这部宪法一经颁布将立即生效。在接着进行的辩论中，贝热里提出一份由一百名左右的议员签署的声明，宣称法国所能走的唯一道路是同其他拉丁国家，甚至同德国合作，建立起一种在性质上既是民族的又是社会的大陆新秩序。弗朗丹这时用一篇生动有力的演说，支持赖伐尔的制宪建议。当天下午，根据1875年的修改宪法条款，两院作为国民议会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议。在可能有的八百五十票中（1939年被排除出去的七十二名共产党人不算在内），有五百六十九票赞成贝当的建议，八十票反对。
贝当立即行使他新获得的制宪权力。他的首席顾问是阿利贝尔，一个观点流于极端、性格容易激动的法兰西行动党的律师。7月11日颁布的第一项制宪法令明显地避而不用共和国这个词，只宣布贝当就任了法国国家元首的职位。他以这一身分下令废除1875年2月25日那项制宪法令的第二条，即著名的瓦隆修正案，这一条为总统的选举作出了规定，因此实际上奠定了共和政体。也许这项法令的最意味深长的特征就在于它开头的一句话上——“我们，菲利普·贝当”——通过这句话，贝当权力的个人性质一清二楚地表明了出来。根据7月11日同时颁布的第二项制宪法令，贝当使自己在新议会组成之前拥有立法权力、拥有任命其他未作规定的一切军政职位的大权，以及国家元首的全部恰如其分的权力：实际上，他是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两个职位的。这样，行政权便取得了全面的自主，它颁发的命令就是法律。根据第三项制宪法令，原来的参众两院一律休会，听候进一步的通知。法国在两天之内已经从议会制变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总统制的政体，这是多少不免令人回想起1850年和1852年间路易·拿破仑所实现的一种变化，当时，担心社会秩序崩溃的恐惧心理使法国投入了一个较早的社会救星的怀抱里。
新政府的新起点就是赋予贝当以个人权力；它的全部力量在于对这位元帅普遍怀有忠诚感。按照这个政权的逻辑，可望出现的唯一有效的立宪方面的发展，就是通过实行效忠宣誓这类措施来加强个人因素。因为这是一个个人的政府，便自然而然产生了由谁继承贝当的问题。根据1940年7月12日颁布的第4号制宪法令，赖伐尔是应被提名的第一个继承人；这是一项极其不得人心的决定。赖伐尔在12月13日倒台，自然使他被排除于继承人名单之外了。1941年2月10日达尔朗被指定为新的“皇太子”，这标志着他的地位上升。赖伐尔的姓名直到1942年11月才再度出现。
从1940年9月到1941年7月，在国家元首贝当下面有两个会议，一个是部长会议，由他本人主持，一个是内阁会议，由内阁会议副主席主持，负责处理一大部分实际工作。1940年9月6日和1941年2月23日颁布的两项命令，设置了十五个国务秘书，1941年6月9日又增加了两个，直属于内阁会议副主席本人。某些国务秘书担任部长的职务，地位高于其他一些秘书。参众两院仍继续存在，但是，它们只能由国家元首召集，而元首却无意召集它们。1941年1月弗朗丹当权时，曾负责设法产生一个国民会议以代替参众两院，国民会议成员由国家元首提名，而且只能在他的动议下发挥谘询作用。《时报》当时很恰当地用了一个十八世纪的术语，称这个会议为“名士会议”。在它最初的一百八十五名成员中，大约有九十名是议会政治的支持者，这个事实使贝当大为恼火，因此，他拒不发给这些人任何薪金，甚至不给他们以举行开幕会议的权利。这个国民会议始终没有开过一次全体大会，只是通过国家元首任命和召集的几个委员会发挥作用。1941年6月，成立了一个宪法委员会，由约瑟夫·巴泰勒米担任主席。在第一次会议上，贝当宣读了一遍讲话，宣称将以一个独裁主义的等级制的国家来代替早已信誉扫地的、经过选举的、代议制的、多数主义的政体，但是，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始终没有产生任何具体的成果。
立宪计划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在维希这段插曲中，实际政治自始至终就是官僚政治。主要部长之一布蒂耶说：“我们把全部信心都放在行政工作上。”在部长会议之下，最重要的机构是国务会议，它的立法部门在1934年曾被撤销，这时又恢复了。贝当所挑选的部长，大多数不是政治家，而是行政人员，其中许多是来自“财务督察”这个有势力的紧密团结的团体。他们不得不应付巨大的困难，两个区的存在，以及维希和巴黎之间行政工作的区分就很不简单，虽然1941年间大多数部门都已经逐渐迁回了巴黎。贝当的第一个办公厅主任迪穆兰·德拉巴尔代特曾经著文高度赞扬在维希政府中当权的高级官员们的勇气和专业能力，他说，“人们永远说不清他们在何种程度上拯救了法国。”这个评语很可能说出了不少实情，虽然现在还不大能够获得材料来作出公平的判断。然而，他也曾指出，这些人的行政才干，由于他们特别缺乏政治头脑而被抵消了，这一点的确也说得很对。为了给日益扩大的官僚政治提供它所需要的新人员，在较低一级上起用了迪穆兰所描绘的“临时拼凑的、高谈阔论、飞扬跋扈的骨干：打手、法国人民党或蒙面党的失意分子、上流社会的纨袴子弟，以及‘从城堡里逃出来的人’拼凑起来的一个奇怪的混合体”。而这群人的中心人物，用美国大使的话来说，是“一个被一群谋求私利的阴谋家团团围住的虚弱无力、惊慌失措的老人”。
维希始终没有达到政治上的团结一致。魏刚认为它根本不配称为一个实体。他说：“维希政府并不存在”；维希政府一直都是由一些分裂的和对抗的集团组成的。它的历史不是由贝当或是由其他什么人执政的历史，而是相互冲突的派别之间的阴谋与斗争的历史。这些人在法国残存的土地上争夺权力，却四面八方受到正在打仗的世界局势和德国人的命令的约束和限制。维希政府的历史给人的印象，是十八世纪法国宫廷的一个东歪西倒的复制品，而贝当就是年迈的、清教徒般的路易十五，他以一种超乎个人好恶的独特作风任免他的朝臣，听任一个集团抵消另一个集团，对任何人都不完全信任，或者，如果说他信任任何人的话，那就只有他的私人侍从医师梅内特勒博士了。甚至在外交事务上，情况也是如此，1940年秋，当外交部企图同英国进行谈判，而赖伐尔却企图同德国达成一项交易时，贝当就有他自己那可怜而又无益的“国王的”小秘密。这一切构成了这个临时凑合的政治实际，而所谓民族革命的那种理想主义则为它提供了一个堂皇而孤立的外表。
如同已经提到的那样，这个问题还有另一面。维希政府不得不面对惊人的经济困难，只是靠了政府的出色努力才在一个陷于混乱的国家中恢复了秩序。到了1940年7月底，把难民遣返到他们在占领区内的家乡的工作开始了。解除武装（在这个过程中，法国军事当局尽力把德国人不知道的秘密军备仓库保存下来）和复员工作也必须着手进行。到11月，失业数字达到了一百万人。他们采取了各种办法来对付这个问题——解雇妇女劳动力和外国人，禁止任何接受政府合同开工的商业或工业部门雇用农业工人，尤其重要的是，还制定了强制性的缩短工时的规定。然而，失业不过是一个暂时性的问题。更为持久的困难则是劳动力的缺乏，因为开始时在德国的战俘将近有二百万人，而迟至1941年12月仍有一百二、三十万人在囚禁中。
除了战争和战败所带来的无法避免的困难之外，还有法国的征服者的系统的经济剥削所引起的困难。为了战略上的缘故，占领区内的公路和铁路运输迅速修复了。原料、机器和车辆都被没收后运往德国；德军的军需品则在农村进行征用，由法国当局负责付款。兑换率固定为一德国马克兑换二十法郎，而不是按战前的一对十一，或是按物价水平所表明的约为一对十四的比率，这就鼓励了占领军大规模购买东西送回德国去。法国同意支付占领军的费用。尽管法国对此一再提出抗议，这笔费用据估计每天为四亿法郎，这个巨大数目实际上等于战前法国预算的一倍。事实是，德国人向法国索取的不仅是一支正常占领军的费用，而是为作战目的集结在法国的全部庞大部队的费用。
除了德国的勒索，停战以后在法国经济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事实是，国家被划分为占领区和非占领区。分界线从瑞士边界靠近日内瓦的地方开始，向西北延展到多尔，再往西到图尔东面的一个地点，然后在圣…让…皮厄…德…波特附近朝南转向比利牛斯山。在占领区内，北部和东部的工业区被置于一种特别统治之下，9月初，海峡沿岸三十公里内的平民都被撤走。被占领的法国划分为五个区，各区之间的往来受到严格的管理。占领区和非占领区之间的往来也有严密的限制办法。甚至邮递都受到严厉的限制。1940年10月以前，两区之间是禁止通信的，在这以后才准许通信，但仅限于使用上面印好字句的明信片。法国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