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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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规模的政治重新组合。奥斯曼、罗曼诺夫、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四个帝国崩溃了。在东欧出现了七个新主权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过去从来不是独立国家。通过第一次巴尔干战争，阿尔巴尼亚在1912年名义上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但是到1918年它的独立仍未确立，它的边界还有待确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则是在长期消失以后重新取得独立国家的地位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希腊则正在扩大中，以期完成只有一个世纪历史的民族自决。奥地利和匈牙利都由于同样的进程被迫从帝国降为民族国家，与此同时，匈牙利还在恢复民族的独立生存；保加利亚则以割让领土作为战败的代价。在1912…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中，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终于全部毁灭；当作为奥斯曼帝国残余的西亚部分也告解体，另行建立了民族国家土耳其时，于是这种局面便进一步巩固了。在这些重新恢复或者新建立的国家之中，寿命最短的要数乌克兰，它是从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出现的一个独立国家，是在德国东线胜利的掩护下存在了不到一年，然后又为俄罗斯国并吞，成为苏联的一员——在不到一代时间内，大部分东欧其他继承国所走的或追随的都循着这一条道路。
1918年以前欧洲领土的变革通常总是通过吞并或合并减少国家的数目而增加国家的面积，民族主义的突出胜利，如皮埃蒙特的统一意大利和普鲁士的统一德意志，也会有此种效果。突然间从无到有，一下子建立六个新的小国家，是史无前例的。1648年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承认瑞士邦联脱离神圣罗马帝国而独立，承认荷兰脱离西班牙而独立，从而建立了两个新的主权国家，可是这不过是正式承认久已确立的事实。1878年的柏林条约也建立了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两个新的主权国家，同时又为建立第三个主权国家保加利亚奠定了基础，这是东欧的分裂在1918年达到高潮以前的最重要阶段；但是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在各自的独立尚未得到承认之前都已经是欣欣向荣的自治公国，这同1918年的任何一个新国家都是不相同的，可能芬兰是例外。在1918年纷纷成立的国家中与此最相近似的是神圣罗马帝国于1806年被取消后德意志诸国所取得的合法独立。但这也只是在法律上认可其独立，其实自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和约以来它们早已拥有此种独立了。此外，通过莱茵邦联的创建和扩大，这也无非是驱使这些国家同法国进入新的更严密的依附关系的部分进程而已。这些小国才摆脱了一个保守的大国，却又立刻被卷进了一个革命的大国更严厉的保护之下。二十世纪的东欧所经历的进程也是一样的，不过历时三十年。因为这时清理场地的工作要比十九世纪初的西欧进行得更彻底。东欧的继承国家之所以尚能生存，都是由于一种独特的情况，即所有邻近的大国都已消灭或已大为削弱，而且也只有在德国和俄国尚未能恢复其不可避免的优势时，它们才得以维持独立。
如果这就是建立继承国家的条件的话，其原因就在于极端的民族主义理论，即认为共同的语言就能表明是一个单独的民族，而每一个民族又有权组成一个单独的独立国家。1918年东欧的重组是民族自决原则的最大胜利，它也为其限度提供了典型的例子。当西欧以语言为原则的民族主义信条传播到东欧时，在东欧这一地区的民族主义党派尚未经受在西欧业已产生民族主义信条的那种历史发展和训练。坚定的民族性是成长缓慢和条件优越的产物。可是任何民族都有一个哪怕是很小的边缘部分，它是由部分被同化了的分子组成的，在不同的情况下，这些人可能归附其他民族；与此相反，以西欧的瑞士和比利时的历史为证，语言各不相同的分子可以组成一个在政治上清一色的民族。但在另外的历史条件下，语言原则的民族主义有可能将国家分裂为各个组合成分，它们或者分立，或者再进行不同的组合。
就西欧历史有利于形成稳定的民族的种种原因而言，东欧历史对形成稳定的民族恰恰是不利的。西欧地处欧洲半岛的边缘，有东欧为其屏障和绝缘体，而东欧在历史上则不断遭受来自东方的入侵以及来自西方的对此种入侵的反击。因为东欧横亘于欧洲半岛的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地峡上，波罗的海的海岸是从莱茵河三角洲延伸至西伯利亚的大平原的一部分，乌拉尔山脉也并未怎样阻隔其间；多瑙河流域尽管部分由喀尔巴阡山为其屏藩，却是穿过中亚细亚和准噶尔门一直延伸到蒙古的大平原的终点。移民接连沿着这些道路进入，打乱而又丰富了地中海和欧洲的文明。在基督教世界存在之日，西欧没有受到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的冲击，因为有着东欧在首当其冲，而鞑靼人的入侵却左右了俄罗斯的历史发展，正如土耳其人的入侵左右了巴尔干各国和多瑙河流域的历史发展一样。在此时期内，东欧也承受了来自西方较强大的社会的持续不断的压力，这种侵入比来自亚洲游牧民族的入侵要缓慢一些，但渗透得更深。波兰向东方的扩张决定了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德国向东方的扩张又决定了波兰人自己，波罗的海各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马扎尔人、南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历史，斯堪的纳维亚人向东方的扩张决定了芬兰人、波罗的海民族和早期俄罗斯国家的历史。
喀尔巴阡山把东欧分为两个地区：北面是波罗的海盆地，南面是多瑙河流域及其巴尔干延伸部分。两个地区之内各有其分支地区，但两个地区之间还是有一个总区别的，在喀尔巴阡山以南，有天然边界，可以为民族社区提供模式，在波罗的海地区却没有天然边界。在这无甚差别的平原上成长的国家——条顿骑士团、立陶宛、波兰、瑞典帝国、普鲁士——其版图的变动性极大，除其殖民者可以扎根或其军队可以驻扎的地方这条界线外，别无边界可按。1920年波兰…苏俄之战反复多变，开始时毕苏斯基的军队深入到基辅，然后红军反击，一直打到华沙城下，接着波兰军队又反攻，最后停留在里加线上，这道线后来就成为波兰的东部边界。在1939年，这一史实只不过是上述原则的最近例证而已，它最引人注目地反驳了1939年的新解决方案据以为基础的民族原则。
在喀尔巴阡山以南则有天然边界和地区性单位。波希米亚在其四面环山的地形下是自成一体的，不过摩拉维亚通过下奥地利在东南方留下了一个缺口。背靠喀尔巴阡山的弯曲部分而南向萨瓦河的大匈牙利是一个地区性单位，和背靠大西洋而面向莱茵河的法国相类似。特兰西瓦尼亚由于自然条件，可以成为比瑞士更为美好的胜地，它在十七世纪就是作为这样的胜地的，罗马尼亚的各个公国象位于多瑙河口的另外一些低地国家一样，希腊这个地中海半岛是第二个意大利。但是所有这些地区性单位都没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民族集团。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人口中，三分之二是捷克人，三分之一是德意志人；大匈牙利的人口中，只有一半是马扎尔人；特兰西瓦尼亚的一半人口是罗马尼亚人，三分之一是马扎尔人，其余是德意志人；罗马尼亚诸公国所容纳的罗马尼亚族人口，还不到三分之一。
不但有少数民族，而且还有分支民族，这是潜在的民族，1919年把这些分支民族包括在较大的民族国家内，或分别成立为各别的国家，这都是产生政治麻烦的根源：奥地利人对德意志人的关系是如此，斯洛伐克人对捷克人的关系也是如此。按照许多波兰人的看法，立陶宛人对波兰人的关系也是如此。分布在多瑙河以南一带（从黑海海岸一直到朱利安阿尔卑斯山）的南方斯拉夫人，也是一系列相互合并的分支民族，他们是：保加利亚人、马其顿人、门的内哥罗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在1919年以后才确立的两个国家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就是把剩余的南方斯拉夫人包括在内而扩大的，这两个国家表明了主要的语言分界线。然而同非斯拉夫的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混合在一起的南方斯拉夫人所定居的马其顿，却仍然是一块精神上的“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所以它成为南斯拉夫、希腊、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之间有争议的地区。这是因为这块土地的大部分分别由南斯拉夫和希腊占有，保加利亚又根据历史对它提出主权要求，阿尔巴尼亚的理由则是因为阿尔巴尼亚民族的三分之一居住在那里，其他国家对马其顿这个省也经常感兴趣，要把它升级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南方斯拉夫人重新组合的可能性遂成为经常提出巴尔干联邦计划的主要起因。然而在马其顿，较之在巴尔干半岛的任何地方可以看得更清楚，民族的分类与人民生活无关，“马其顿农民根据政治形势的变化，有时说自已是土耳其人，有时又说是希腊人、保加利亚人或塞尔维亚人，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民族，连农民们自己也说不清楚”。
最大的一个分支民族的范例是由涉及大俄罗斯人的乌克兰人或卢西尼亚人提供的。位于喀尔巴阡山以北的乌克兰在政治上与马其顿极为相似，但是它更大、更具有危险性。它是一个被淹没的民族，在政冶上可见的部分是构成苏联的第二个大共和国，但是它的范围一直向西延伸到凡尔赛和约所建立的各国的边界以外，包括寇松线以东的波兰的三分之二，包括波兰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越过喀尔巴阡山的分水岭一直延伸到斯洛伐克本身北部边沿和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它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尾肢部分）的多瑙河。与罗马尼亚的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省相互贯穿。可是，乌克兰的民族意识几乎也和南方斯拉夫人的一样，分为许多不同层次。东加里西亚接受西方影响最深，是反俄罗斯的乌克兰民族运动的中心，过去奥匈帝国为增加俄罗斯的困难曾鼓动这个运动。沃尔海尼亚和罗马尼亚的乌克兰农民则是亲俄罗斯的。“即便如此，在波兰和俄国的边境上仍有不少农民的民族性是不十分明确的，他们称自己为‘本地人’。”至于喀尔巴阡…卢西尼亚的那些人，他们是非民族主义的，而且部分地为马扎尔人所同化，他们对卢西尼亚人是否被认同为乌克兰人是满不在意的，而不象东加里西亚的民族主义者对乌克兰人被认同为大俄罗斯人要感到愤慨那样。卢西尼亚人和白俄罗斯人是唯一听任巴黎和会支配的东欧民族，所以被认为在政冶上太落后，不能建立自己的国家，因而必须置于他国监护之下。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因此就被分配绐捷克斯洛伐克。各大国又同意波兰攫取东加里西亚并默许它牺牲苏俄。波兰没有履行它对东加里西亚给予自治的义务；捷克斯洛伐克也以某种理由而推迟履行它给喀尔巴阡…卢西尼亚的自治地位的义务。
从八世纪到十四世纪，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向东扩张在东欧造成了一个按语言划分民族的社会阶层结构。它们之中有分布颇广的德意志资产阶级，有些地方有着波兰贵族或马扎尔贵族，他们在语言和文化上都与当地的农民不同。因而就有许多大城市在民族构成方面与它们所在地的四周农村全然不同。但泽是一个腹地由波兰人居住的德国港口，美美尔是一个内地由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居住的德国港口。维尔纳是立陶宛和波兰争夺的地方，因为在郊区是立陶宛人占多数，在市区是波兰人占优势；但是真正的争论是在两个非西方的（所以在西方人看来也是在两个劣等的）民族之间展开的，因为立陶宛人和波兰人加在一起在市区还没有犹太人多，在郊区则没有白俄罗斯人多。东加里西亚的首府利沃夫，一度称为伦贝格，给波兰以最充分的理由对这个省提出要求，因为它是位于乌克兰大海中的一个波兰岛屿。另一方面，在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区内，城市居民基本上是德意志人，农村则基本上是波兰人。的里雅斯特是一个意大利港口，腹地则住着斯洛文尼亚人，阜姆也是一个意大利港口，其内地居民则是克罗地亚人，这两个港口是亚得里亚海的但泽和美美尔。同样的原则也可以据以说明多瑙河上的大都会维也纳。维也纳从未在当地产生一个奥地利资产阶级，可是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半个世纪却形成了一个以犹太人占优势的资产阶级。以上这些城市如果不根本改变其社会结构就无法纳入民族国家的体制。正如古希腊时代的城市一样，它们唯一合适的政治环境便是一个世界范围的帝国。由于争议双方各有相等的说服力或说服力都不足的民族理由据以提出要求，这就成了它们处于国际最尖锐冲突中的原因。在东欧城市中，维也纳具有突出的国际性，它的国际性由于几百年来作为一个伟大帝国的首都而得到保证。在这个城市中产生了一种比国际战争更有腐蚀性和更有毒害的社会冲突——反犹太主义。希特勒在这里从舍纳雷尔和卢埃格尔那里学到了反犹太主义，他把它带到柏林而使反犹太主义终于成为德国政府政策的主要特征。
一个民族的乡区可以同另一民族的首府结成多民族的混合体，还能产生与其所支持的民族血统不相同的民族领袖。有些大人物出身于他们所主宰的社会以外的地方，例如拿破仑是科西嘉人，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这种社会不正常现象在东欧是有很多例子的。基马尔·阿塔图克属于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血统，而毕苏斯基则属于立陶宛血统。匈牙利的总理贡伯士“是属于德意志血统，他曾想证明自己出身于匈牙利贵族门第而未成功，以致引起了人们的讪笑”。他的继承人伊姆雷迪把反犹太主义作为匈牙利的一个立法纲领，但不得不在1939年2月提出辞职，因为有证据证明，他的曾祖父就是犹太人。斯洛伐克的领袖图卡多年来在斯洛伐克人民党中是仅次于党的创建者赫林卡的最有影响的人物，但他却是一个变节的匈牙利人，在快到中年时才学会说斯洛伐克语。铁卫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