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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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总督弗朗克说，总督辖区“不再是占领区，因此与德国无关，它是大德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也“不单纯是一个殖民地”或是“一个自治领或保护国”，而是大德国的一个“附属地区”（Nebenland）。
弗朗克和德国报刊都费尽心机想把总督辖区的地位和保护国的地位严格地区分开来，同时指出，虽然这两类地区同样有可能成为大德国的一部分，它们的地位却不必相仿。这种区分在一定程度上是正当的，因为就组成方式来说，保护国不仅同总督辖区有某些相同的特点，而且同所有占领区也有某些相同的地方。象总督辖区乌克兰和奥斯兰那样，它被剥夺了作为“国际法上一个实体”的全部地位，并被指定为一片专供掠夺的、可能加以德意志化的地区。象合并区那样，它成了“德国关税区”的一部分，并受到德国许多法律的管辖。另一方面，它象丹麦那样，保有在柏林派驻外交代表的权利，自身有着一个名义上“自治的”行政机构，其首脑享有“主权政府的首脑所享有的全部荣誉”。
奥斯兰和乌克兰的地位也一直不很明确。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德国人象对待总督辖区和保护国的问题那样，不愿把它们的地位固定下来，以免不利于将来把这些地区并入德国。罗森贝格（象上文已经提到的那样）原来曾经设想使奥斯兰成为一个广阔的殖民地式的“保护国”，由来自各日耳曼民族国家的合适的移民移居到那里，并使其德意志化，不过他曾主张，乌克兰应成为一个与德国紧密地结盟的自治国。然而结果，情况恰巧相反，当奥斯兰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获得某种程度的自治时，乌克兰却基本上仍然是一个遭到掠夺的殖民地区，由一个几乎完全是德国人的行政机构加以统治。
这一类是指德国人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很感兴趣、但大抵又认为不适宜于立即并入德国的地区（可是，就连对丹麦，也没有排除掉最后加以并吞的可能性）。只要战争继续下去，这些国家在军事上和战略上就对德国有着不同程度的重要性，而它们的行政机构的性质往往也就视其重要性而决定。例如，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法国被占领区、希腊和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的“残余”地区等，由于在战略方面极其重要，都被置于军管之下，由德国武装部队通过军事司令官直接控制，可是，由于政策上的一大改变，比利时和法国北部于1944年7月突然改由一个文职的德国专员前去主管，军事司令官的职位最后同高级党卫队和警察头子的职位合而为一。另一方面，由于挪威和荷兰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都同等重要，因此这两个国家几乎从一开始就置于德国专员主持的民政机构的管理之下。
在一个突出的实例中——即所谓丹麦“模范保护国”这一实例——德国人起初力图把军事占领同有限地干涉当地事务结合起来。在这一点上，原来的计划是，通过外交途径——即通过德国驻哥本哈根的公使——实行控制。因此，在入侵的那天，德国政府就宣称，它无意破坏丹麦的领土完整或干涉丹麦的政治独立。结果，不仅丹麦议会制度继续发挥作用，甚至连丹麦军队也完整无损，尽管他们被限制于一些特殊地区。其次，德国人也没有象在其他占领区那样，试图利用丹麦境内的少数民族德意志人。这一点使《北石勒苏益格日报》感到很恼火。然而德国人要求丹麦在外交政策方面作了重大的改变，尤其在1941年对俄国发动进攻以后。那时，丹麦被迫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并且参加了防共协定。丹麦还被迫同意建立丹麦自由团，并宣布丹麦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后来，它同德国的整个宪政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943年9月意大利的崩溃，带来了德国占领下的另一类地区——即所谓“作战区”（Operationszonen）。这类地区以前属于意大利，或者在意大利管辖之下，但是这时为了军事安全的原因，德国人确实认为不得不予以接管。这类“作战区”有“亚得利亚海沿海地区”（AdriatischesKüstenland）和“阿尔卑斯地区”（Alpenvorland）。亚得利亚海沿海地区包括意大利的乌迪南、戈里齐亚、的里雅斯特、普拉和阜姆等省，以及由意大利占领的卢布尔雅那省、苏沙克与巴卡尔地区、克尔克岛、路辛岛和刻索岛。这一地区归卡恩滕行政区长官兼德国总督弗里德里希·赖纳博士管辖。阿尔卑斯地区包括意大利的波尔萨诺、特兰托和贝卢诺省，由蒂罗尔…福拉尔贝格行政区长官兼德国总督弗朗茨·霍费尔管辖。赖纳和霍费尔在他们负责的“作战区”内都享有“最高专员”（ObersterKommissar）这一头衔。
在亚得利亚海沿海地区，赖纳声称，他的“首要任务”是不让敌人入侵和不使该地区内出现“政治真空”，而在阿尔卑斯地区，霍费尔说，他的职责是“在勃伦纳山口以内地区促成正确的态度、安定和秩序”。这两项声明在一定程度上都符合于1944年4月德国成立“作战区”时希特勒就这项行动向墨索里尼所作的解释：即如果德国人继续在意大利作战的话，他们就不得不使后方“畅通无阻”，而且还“不得不确保阿尔卑斯各山口，从而使游击队无法威胁这些狭隘的补给线”。
尽管德国人起初不承认有把这些地区并入德国的意图，他们不久便很清楚地表明，亚得里亚海沿海地区和阿尔卑斯地区在政治上最终将并入邻近的德国行政区。在南蒂罗尔，他们尤其鼓励那场同德国“重新联合起来”的运动。意大利语逐渐被禁止使用，意大利机构也被有系统地消灭掉。在德国本上，纳粹报刊提到南蒂罗尔时，同提到奥地利、苏台德区、东方合并区和阿尔萨斯…洛林一样，开始把它说成是德国居民已经重返德国的地区之一。
虽然德国人在上述各类占领区内建立的行政管理制度各各不同，但就它们同德国的关系而论，这些地区至少在最初阶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同德国之间由“内部疆界”分隔开来，德国平民除非持有德国内政部颁发的特别许可证，否则不能进入这些占领区。就东方地区和保护国而言，这种特别许可证的颁发是根据德国内政部长弗里克1940年7月20日颁布的一项法令办理的。这项法令载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东方合并区（不包括但泽、以前属于普鲁士的上西里西亚和以前属于奥地利的弗赖施塔特、切欣与拜利茨地区，以及比亚瓦城），总督辖区和“德国内政部长规定的任何其他地区”，都是需要特别许可证的地区。后来，乌克兰和奥斯兰也列入了单子。这就使德国占领下的东方地区几乎全部需要入境许可证了，尽管希姆莱于1942年5月撤销了所谓“东方地区的警察界限”，从而使德国平民无须办理其他手续便能赴但泽…西普鲁士行政区和瓦尔塔兰行政区的其余地方旅行。据称，赴东方地区其他地方的通行证“原则上只在申请的理由就作战努力而言是关系重大时，才予以颁发”，而接受这类申请的行政区警察当局都奉命“对每一份申请书进行严格的审查”。未经批准而偷越“内部疆界”的人，一经捕获就严加惩办，这一点自不待言。
至于西方的某些被占领国家——特别是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及法国被占领区——希姆莱于1942年4月实施了一种特殊的签证办法（Sichtvermerksverfahren），以代替先前发给来往于这些地区的平民的军事通行证。可是，据指出，只有下列几类旅行可以获准：（1）为国家和纳粹党因公出差，（2）商业性的旅行，（3）由比利时和法国来的外籍工人的旅行。其他各种旅行一概都被禁止。为党务出差不在这项旅行禁令的范围之内，这一点虽然并不令人惊奇，却十分有趣，因为党内工作人员赴其他地区旅行是受到禁止的。在其他那些地区，甚至通常在社会上享有特权的那些人，没有特殊的许可也不能越过一道“内部疆界”。例如，1941年4月29日，纳粹党办公厅发布了一项命令，禁止“纳粹党各办事处和附属组织与有关团体的所有人员”越界进入下斯蒂里亚、上卡尔尼奥拉、西兰和米埃斯塔尔等置于民政长官管辖下的地区。“为紧急公务”出差，首先须经纳粹党办公厅批准，尽管民政长官也可以批准这类出差。
德国最高代表（即行政长官兼总督、民政长官、德国保护长官、德国专员、军事司令官等）的地位，往往在这一类地区和在另一类地区互不相同，尽管委派这些官员的根本目的——即为了维护德国的利益——在整个希特勒的欧洲却完全是一样的。拿合并区来说，最高权力在当地是由行政长官兼总督行使，如果它们隶属的行政区是普鲁士的一部分，则由行政长官兼省长来行使。象所有其他行政长官兼总督那样，他是“德国政府的常设官员”，在德国内政部长的全面监督（Dienstaufsicht）下进行工作，负责督促人们遵守希特勒制定的政策方针。在但泽…西普鲁士和瓦尔塔兰，由于官方规定“所有行政部门”都归行政长官兼总督管辖，他又成了诸如司法、财政、铁道和邮电等“特殊行政机构”（Sonderverwaltungen）的首长。因此，正象德国报刊指出的那样，他的“地位”较之其他各省的德国总督“无可比拟地强大”。不象德国国内官职和他相当的官员们，他也不受任何传统类型的德国省一级行政机构的妨碍——事实上，在他管辖的地区内，“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可以彻底予以贯彻”，“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可以百分之一百地付诸实行”。
在比亚威斯托克、下斯蒂里亚、上卡尔尼奥拉、西兰、米埃斯塔尔、阿尔萨斯、洛林和卢森堡，民政长官就是德国最高代表，其职责同挪威和荷兰的德国专员的职责相仿。不过他同时又是这个地区所隶属的附近那个行政区的长官兼总督（科赫是一个例外，他是东普鲁士行政长官兼省长）。但是，光是这片地区这样隶属于一个行政区，不足以使它的行政机构就成为国家行政机构。“只有在特殊的领域里——即邮电、铁道和海关——国家才直接接管”。在所有其他领域里，最高权威就是民政长官，他通过若干相当于柏林中央政府各部的行政部门来进行管理。甚至当中央政府的一个机构，例如粮食管理局，在这些地区设立分局时，它们也不归柏林而归民政长官管辖。除了那些明确地获准可以为全部占领区制订法律的政府当局所发布的命令外，民政长官只接受经由德国总理府主任（即拉默斯）传达下来的希特勒的指示。但是，在颁布新法律之前，他们有必要同有关的中央部门进行磋商，而在有些地区（例如，阿尔萨斯、洛林和卢森堡），德国内政部内设立的所谓“总办事处”有权来调解民政长官和中央部门之间发生的任何争执。可是柏林当局并不行使任何“财政权力”，因为希特勒本人坚决认为，民政长官“决不应”在财务方面受到任何严格管理的“妨碍”。因此，他们“获准编制范围极其广泛的独立的预算”。
在总督辖区，总督汉斯·弗朗克象上述地区的民政长官一样，也是直接对希特勒负责，尽管在其他方面，他的地位多少比他们还要高些。在许多方面，弗朗克是所有德国代表中最志得意满的，因为他领导的行政机构不仅几乎全部是由德国人组成的，而且实际上还享有“政府”的地位——所谓总督辖区政府。在总督下面，有一个国务秘书领导着这个“政府”，国务秘书下面设有一整套完善的行政机构，上面由十二个“中央部门”的首长组成一种内阁。在地区一级上，有五个地区长官，每一个管理着相当于德国行政专区那样的一片地区。鉴于有一项决定，要求除次要职位外使所有职位都由德国人担任，这一雄心勃勃地规划的行政机构有一部分无疑是必要的，但是，也有不少显然是弗朗克本人想在行政方面享有自治的那一众所周知的愿望的结果——这个愿望终于使他被控企图把总督辖区变为一个独立国家。弗朗克不仅在柏林保持着一个规模很大的机构（包括一个特设的宣传处）来维护他的利益，而且在克拉科夫的办公厅下面还驻有军事司令官和空军总司令委派的“联络官”，以及外交部、总理府、军备与军火部（施佩尔部）、纳粹党办公厅和德国青年领袖等机构的常驻“代表”（Beauftragte）。此外，弗朗克也不反对外国政府向他派遣代表的这个主意，他把法西斯代表福索姆布龙伯爵“当作意大利的某种外交代表”来接待，便是一个明白的表示。
虽然驻乌克兰的德国专员科赫和驻奥斯兰的德国专员洛泽具有同挪威和荷兰的德国最高民政首脑一样的官衔，但是严格地说来，他们的地位却比不上那两个德国代表。因为根据1941年7月17日希特勒发布的命令，他们隶属于德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罗森贝格和他的常务次长阿尔弗雷德·迈尔。按照这道命令的规定，在这些地区内行使最高立法权的是这个德国部长，而不是这些专员。可是，当所谓“特别行政机构”（Sonderverwaltungen）侵入这个德国部长的职责范围时，他的权力便逐渐受到限制。例如，德国运输部长接管了东部交通管理处的铁道系统，而德国邮电部长又对邮电事业承担起了责任。戈林、施佩尔和希姆莱在他们各自负责的领域里也代表最高当局，虽然有明文规定，“所有这些权力机构”应与该部长保持密切联系，并应相互保持联系，以保证“对各项事务有统一的指挥”。罗森贝格的权力所受到的这种限制，使名义上隶属于他的德国专员比较易于摆脱他的控制。实际上，科赫在同东方事务部的关系方面至少取得了相当的独立。由于这两个专员象占领区的所有其他德国行政首长那样，是由希特勒亲自委派的，不是由罗森贝格委派的，这个德国部长的地位在他们眼里无论如何是相当软弱的。
至于挪威和荷兰，两地德国专员的地位是相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