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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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近卫所作的日本不强要中国割地赔款的诺言实现了，那么日本的流血牺牲和财富损失将得到什么报偿。他说，在欧洲，“建设新秩序”一词实际上意味着征服和破坏，他问，近卫的几项原则是否真正表达了政府对华的全部意图。他发言的用意是指军方事实上正在试图使中国屈服，而不善于认真玩味近卫声明中那些中听的话。
　　日本政界和外交界有相当多的人与斋藤有同样的看法。其中有些人在同英国大使及其美国同僚约瑟夫·C·格鲁私下会晤时曾表达了他们的看法。克莱琪和格鲁都希望，这种情绪能增强到足以使日本政府结束对外国在华权益所作的军事干涉，并向中国提出媾和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是放弃以建立东亚新秩序而体现出来的全部政策，放弃组织一个经济集团的观念。这样一种发展，将结束西方民主国家与日本的对抗，从而可能使日本不致渐渐投入德国阵营。
　　美英两国的使节竭尽所能促进日本方面在政策上作出这样的改变，自然是一种稳妥明智的做法，但是，阻力非常大，或许竟是无法克服的。日本参谋本部认为，在内蒙和华北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占有统治地位，是同苏联作斗争的一个必要的预备措施，因此，一项解决办法如果连这一点都不给日本，是不会为日本军界中任何一个部分的意见所容忍的。日本在1937年之所以同中国开战，正是为了取得这个统治地位，如果得不到这种统治地位，军方在国内就将威信扫地。另一方面，自由中国政府不会默许这些地区被永远分离出去而成为日本的保护国。于是，在华北开始的这场斗争，就扩大到了全中国，因而从日本的立场来看，那些鼓吹日本通过一个卑躬屈膝的中国政权来实行对全中国控制的人们，不无一定的道理。如果日本只占有华北，而把中国其余的地方留给一个独立的中国政府，一旦日本与第三国之间发生冲突，这个政府将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呢？
　　此外，尽管日本的某些金融和政治集团在私下可能表示如何不满，它们却不敢公然站在反对军方的立场。这种情况已屡见不鲜，而在斋藤事件的结局中再度得到证实。斋藤只不过是在国会中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军方却非要他受到惩罚不可；同往常一样，军方得到了胜利。斋藤被迫退出改进党，3月7日，又被逐出国会。陆相畑大将重申了在华建立新秩序的意向，他说，为此目的，已经有十万名日军献出了生命。3月9日，日本众议院通过决议，宣称日本已经坚决而明确地制定了处理中国事件的政策，并保证众议院将坚定不移地支持“圣战”的目标。
　　与此同时，在青岛正举行着冗长的会议，处理拟议中的“国民政府”与中国沦陷区已由日本扶植起来的政权之间的关系。结果是，汪的政府虽然把所谓的南京维新政府的班底并了进来，但是他对华北的傀儡政府却只取得了完全是有名无实的管辖权，尽管后者的名称从华北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他同蒙疆（内蒙）政权的关系甚至更加微妙，“满洲帝国”则仍然完全独立，不受他的管辖。而且，青岛会议作出的决定并没有缓和华北的傀儡及操纵他们的日本人正在显示的对汪所怀的敌意。
　　在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汪精卫正式宣布他打算建立一个新政权，日本首相在第二天就保证日本给予支持。3月16日，选任前任首相阿部大将为驻汪政府的大使和特使。汪政府于3月30日在南京举行就职典礼。当天日本政府再次发表声明，重申对汪精卫和对建立新秩序的支持，但否认要排斥“第三国从事那种符合东亚新形势的和平经济活动”，并提出这些国家应当承认新政权。
　　中国的合法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作为答复，痛斥汪及其党羽是卖国贼和日本人的奴才。中国政府预先发出通知，不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承认南京政府，都将被视作不友好的行为，是违反国际法和违反已经缔结的条约的。合法的政府重申它将继续抗战，直至把日本人全部赶出中国领土。
　　然而，蒋介石实际上却大为惊恐，他这时一再要求美国对日本进行制裁，对重庆给予财政援助。但是，制裁在当时根本不可能，而财政上的援助也只能很有限。3月7日，美国进出口银行给予中国政府二千万美元的信用贷款，规定以中国出口的锡偿还。日本外务省发言人称此为“不友好和不受欢迎的行动”。3月30日，科德尔·赫尔发表一项声明，指出汪政权的成立是日本在中国建立政治和经济霸权计划中的另一个阶段，并宣布美国将继续承认重庆政府是合法的政府。但是，在这个阶段，美国除了口头抗议以外，不能再有什么举动。
　　1940年上半年，英日关系有明显的改善，这在英国和自由中国引起某些忧虑，担心英国政府对其在华政策要作某些变更。英国驻东京大使3月28日在日英协会发表的演说中，有几段话使人更为担心，他谈到了英日相互疏远的不幸后果，然后表明，两国最终都致力于持久的和平，而使两国的政策目标达到完全一致，肯定是那些有建设性的政治家们力所能及的。可是，4月3日哈利法克斯勋爵在答复议会的质询时，却保证英国的政策不会改变，保证罗伯特·克莱琪爵士也不曾想暗示有这样的改变。这位外交大臣又说，英国继续承认重庆，并不妨碍它同日本交好。从这些话和从克莱琪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来看，似乎英国政府仍在希望日本的政策有所改变。东京的报刊评论表明，日本人并不把英国大使的话理解为英国打算承认汪精卫政权。
　　事实上，日本自己也缩了回去，直至11月30日，才把它一手包办的事确定下来，公布了同汪精卫政权缔结的正式协定，尽管有迹象表明，该协定及其附属议定书在几个月前就已起草。南京政府的成立决没有结束日本两派意见的争论，一派赞成直接同重庆谈判，另一派却认为，到一定的时候，汪会在中国人中间得到足够的支持，而使他的政权真正起作用。在1940年的夏天和秋天，日本继续提出建议，倘若重庆方面在其间任何时候作出响应的话，要结束掉分散的汪政权是不会有多少困难的。
　　的确，1940年春天和夏天，德国在欧洲的胜利所造成的新形势，增强了日本想迅速同中国媾和的希望，并指望通过与重庆直接打交道来达到这一目的。可是，这样做的动机，却与当年早些时候显示出来的那些动机大不相同。过激派是想甩掉日本“脚上的镣铐”，以便“对欧洲的战局采取更积极的政策”。主战派的愿望固然是要加紧支援德国征服者，但在这之外，也还存在一种潜伏的忧虑，不知道德国如果大获全胜之后，会在远东采取怎样的政策。德国至今依旧承认重庆政府，对东印度和太平洋也可能有野心。另外，这些人还指望，如果从预期日本能在东南亚征服的成果中分出一份给蒋介石作为钓饵，也许能诱使他听从东京方面的建议。
　　1939年9月23日，阿部大将辞去外相后，由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继任，谷正之任外务次官。新任外相对外交缺乏经验，他喜欢自称是一个单纯的水手。他以前当过驻华盛顿的日本海军武官，在美国海军界很受欢迎。任命他的用意，是向美国作出友好姿态，表示日本新政府渴望两国弃嫌修好。1911年签订的商务协定即将满期，美国主张禁止对日贸易的情绪日益增强，使日本政治家中那些比较谨慎和头脑冷静的人以及企业界和商界人士大为惊慌。因此，他们急于要在新的协定谈成之前，达成一个暂时的通商办法，以维持已有的贸易关系。
　　至于美国政府，它也不愿使事情走向极端。美国驻东京大使于1939年夏天和秋天正在国内休假，他同总统和国务卿经过深入磋商，认为经济制裁不能迫使日本从中国撤军，并担心这样做会导致战争。他和他的英国同僚都希望，日本既然未能使中国屈服，最终将被迫重新制定政策，并放弃在新秩序中所包藏的垄断野心。同时他认为，美国如果坚决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企图，并使日本的舆论界认识到美国决不会同意日本统治远东，这样就有可能加速促使日本改变主意。
　　因此，格鲁返回东京后不久，就于1939年10月19日在日美协会发表了一篇经过仔细推敲的演说，目的是要使尽可能多的有权势的日本人了解，美国对日本的舆论变得强硬到什么程度，以及所以会这样强硬的原因。他告诉听众说，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都对新秩序有清楚的了解，知道这意味着“一种闭塞排外的经济体系”，美国决心维护通商机会平等的原则，对于日本军事当局侵犯美国根据条约在中国享有的权益越来越恼火。这篇坦率的讲话用意是要向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如想在商务协定满期之后继续维持正常的贸易关系，明智的做法就是取消对在华美侨的活动所设的障碍和限制。美国政府一面这样向日本表明它仍然坚定不移地反对日本的对华政策，一面仍不采取任何公开反对日本的措施。在欧洲战事爆发前不久，蒋介石在致罗斯福总统的信中曾建议，召开一次会议来解决远东的冲突，假如日本拒不同意，就开始对它进行经济制裁。这个建议于1939年11月2日正式提出，但彼对方拒绝了，理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一冲突，就只得承认日本在其军队已经征服的东西中，有合法的权利占有其一部分，同时鉴于当时的世界形势，要召开会议来考虑对日本采取经济制裁，也行不通。
　　格鲁希望首先解决由于日本轰炸和其他军事行动而使美侨受到伤害和美国在华财产遭损失的三百多起赔偿问题。此外，他还想使长江重新向各国贸易开放。当时，除了从上海到江阴这短短的一段航道以外，这条大江仍然不向第三国的航运和商业开放，尽管日本在这个地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早已停止了。日本的商船表面上出租作为军用，实际上垄断了长江的航运业务，这已是公开的秘密。由于日本商船不够用，中国人又不愿意用日本船运货，长江以往的巨大贸易额减少得可怜，结果不利于日本的商业利益，正象不利于其他国家的商业利益一样。但是，日本军方那些主张垄断的人及其随军人员却不愿意放松对长江航运的控制；英美两国政府虽一再抗议，迄今仍未收到明显的效果。
　　1939年10月2日，野村海军大将声明，新秩序并不要消灭外国在华权益，他还说，他认为日本必须举出具体的事例，来说明它无意于这样排外。格鲁对日美协会发表演说以后，取得的间接结果是美国大使和日本外相举行了一系列会谈。11月4日，在第一次会谈中，格鲁提交野村“一份详细清单”，列举了从1937年以来美国在华利益受到侵犯的情况，还附了一份日本曾答应赔偿的清单。他提出警告，日本当局必须表明，他们将停止轰炸美国产业，不侮辱美国侨民，不侵犯美国在华商业利益。他指出，若不如此，也许就不能顶住美国公众要求禁止同日本贸易的压力，他还提议，重新把长江向美国商业开放。野村在答复时表明，日本无意把美国的利益排济出中国，但是他指出，美国如继续支持重庆，将为解决美国的要求造成障碍。
　　第二次会谈隔了一个月才举行，在这期间，谣传苏日即将达成政治协议，东京方面还暗示，将同莫斯科在商业上达成协议。12月4日，在第二次会谈中，野村重弹老调，保证从未存心使美国财产遭受损失，他说，日本采取的各种限制和垄断办法，纯然属于战时措施，一俟和平恢复就可取消。他举例说，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促进日军占领下的一些地方对美国的出口，并说，美国提出的赔偿要求，其中有三十九项具体要求已经解决或即将得到解决。其他要求也将尽快地处理。
　　直到此时，会谈进行得很顺利，但是，正如美国国务院所说，这还仅仅接触到问题的边缘。在华盛顿，赫尔于11月24日告诉日本大使，美国政府认为自己没有义务要提出改善两国关系的措施。这清楚地表明了，如果日本想在同美国的商务关系上采用它所希望的暂行办法，那就得作出某些实质性的让步。
　　12月18日，举行了第三次会谈，这一次，野村宣布日本政府打算再过大约两个月将长江向各国航运开放。但是他又说，由于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暂时很可能不得不强加某些限制。在经济垄断和日本在华发行通货的问题上，野村含糊其词；显然，在这些问题上，军方将不会让步。与此同时，野村提出一个暂行办法，以指导1940年1月26日以后的日美商务关系，他极力主张，为此而举行的谈判应毫不迟延地立即开始。日本已经作出了让步，这时想要美国投桃报李。日本报刊评论说，日本已经送了美国“一份圣诞厚礼”，美国这时总该将商务条约展期作为报答吧。日本有些民族主义色彩较浓的报刊对于日本作出让步感到不快，宣称外国在内河的航行权乃是旧秩序的残余，同日本要建立的新秩序是根本不相容的。这些报刊还预兆不祥地说，假如美国的反应不象预期的那样，野村将招致严重后果。在上海，日本军方发言人宣称，外国人的“挖苦、怀疑态度”，将激怒日本的公众舆论，妨碍日本作出更多的让步。
　　但是，当日本人在大谈特谈他们的“慷慨大度”时，有关的外国商界却倾向于认为这份“圣诞礼品”是过分菲薄了。长江将只开放到南京为止，这意味着富有价值的中游一段，包括芜湖、汉口这些重要的销售中心，将仍然被日本人垄断。而且，这种受到约束的外国航运业务，甚至也要受到日本军方的限制，外国商界有长期令人痛心的经验，知道这可能会要承受多么大的负担。因此，外国航运界对日本的声明显然缺乏热情。
　　美国国务院在12月11日决定，等1911年的条约满期以后，暂时不对日本的货物或商船征收差别进口税或吨位税。国务院提出要利用格兰特总统原先在1872年发表而后来一直没有废除的一项声明，来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