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2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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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大岛“是个军人，对这类事一窍不通”（象白鸟向德国驻罗马大使馆参赞普勒森抱怨的那样），他不相信里宾特洛甫的话是当真的。他认为德国外交部长仅仅是虚声恫吓，目的在把东京吓唬得不敢再反对，转而按照柏林希望的方式同轴心国缔结公约。据白鸟说，大岛一再地讲，德苏协定是不可能缔结的。
　　在东京方面，日本外相有田持同样的看法，因此他只听大岛而不听白鸟的话，对于白鸟的动机，他可能有所怀疑。有田的自信心也不为其他方面的警告所动摇。英国驻东京大使罗伯特·克莱琪爵士说，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几个月，他就警告过有田，有理由认为德国已在认真地考虑采取这样一个步骤。6月7日，波兰驻东京大使在与有田会谈时，告诉他波兰政府从德国和苏联两方面都得到确凿的证据，说明德国和苏联正在积极地详细讨论怎样言归于好。有田在这两个场合都表示不能轻信，不过英国大使后来听说，有田曾发电报向日本驻柏林大使和驻莫斯科大使了解情况，大岛答复说，德苏不可能达成谅解，克莱琪的警告纯粹是英国的宣传。
　　显然，大岛和有田都不相信，德国会蓄意违背反共产国际公约附属秘密议定书，按照该议定书规定，德国负有义务不得做任何事来改善俄国在远东的军事形势，不得背着日本和不经日本同意便与苏联在政治上达成协议。可是纳粹政府偏偏这样做了。它小心翼翼地把1939年6月至7月在柏林和莫斯科举行的谈判瞒过了日本人，而且这样做是很有理由的，因为它告诉俄国人说，1926年的柏林条约仍然有效，德国后来并未缔结过任何条约将其废除，德日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针对苏联的。
　　到7月份较晚的时候，日本政府对于甚嚣尘上的德苏即将修好的谣言显然感到了不安。7月19日，日本驻柏林大使馆参赞宇佐美拜会了德国外交部中职位与之相当的韦尔曼，“十分执拗”地询问了德国同苏联的关系。宇佐美特别提到《新闻纪事报》上的一篇报道，说德苏互不侵犯协定正在谈判中，德国将派遣重要官员去莫斯科。韦尔曼回答说，这个消息“纯属捏造”，他说，柏林和莫斯科之间的会谈只不过是为了促进经济关系罢了。宇佐美表示有点担心，唯恐德国会把它已公开声称无法供应日本的某些类型的机器转而供应苏联。但是宇佐美显然相信对方所说的并未举行任何政治谈判，并且建议，应由德国驻东京大使馆作出否认，以支持日本驻柏林大使馆已经发出的报告。
　　直到初步谈判已告结束，里宾特洛甫即将赴莫斯科时，这层帷幕方才揭开。大岛说，“在8月20日或20日前后”，里宾特洛甫打电话通知他，德苏协定即将缔结。大岛讲，他回答说，这样做是违背反共产国际公约的，是极端背信弃义的行为。但据当时担任里宾特洛甫的机要代表与大岛打交道的海因里希·施塔默尔说，是他“在事情谈妥后”奉里宾特洛甫的命令将消息透露给大岛的，并说，大岛显得极为恼火。
　　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这个消息宛加晴天霹雳，东京方面没有作出什么努力来掩饰其惊慌和痛苦。德苏协定缔结之日，正是日苏两国军队在诺门坎激烈战斗之时，这个协定看来能使苏联在这个关键时刻腾出手来倾其全力对付日本。这个令人惊恐的可能发生的事虽然没有真正发生，但是这个协定无疑是使日本人忍气吞声并承认在争议的地区战败的一个因素。日本人认识到，德国使他们丢了脸，把他们出卖了。木户侯爵（当时担任日本内相）在8月23日听到了这个协定，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对这桩他认为是极端背叛的行为所感到的惊讶。
　　在德苏互不侵犯协定公布以后，日本外务省人士说，这件事并不特别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当日本先前表示不愿同轴心国结成军事同盟时，德国就已扬言要采取这样一个行动。但这只不过是企图保全面子罢了。因为，日本的公众固然不知道德国已经违反了特定的条约义务，可是在他们看来，反共产国际公约意味着德日进行合作反对共产国际的老家苏联。然而这时德国甚至不屑于费点口舌同日本商量一下——象日本首相承认的那样——就同苏联缔结了协定。因此十分明显，德国已抛弃了日本，使日本在世人的眼中显得滑稽可笑。德国曾反复谈论要“加强反共产国际公约”，而这时那个公约实质上却变成了毫无价值的一纸具文。
　　因此，日本报刊的评论是非常激烈的。它谴责德国背信弃义，破坏了“反共产国际公约的基本精神”。《都新闻》（8月27日）说，“根本不必再讨论与德国结成军事同盟是否可取了。”对日本来说，假如它能一直坚持这种主张，那倒未始不是好事。
　　与此同时，德国人一直在试图抚慰日本人被伤害的感情。8月25日，德国驻东京大使奥特拜会了有田，向他解说德国同苏联缔结这个协定的理由。奥特根据指示，着重表明了德国想同日本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并强调德苏和解对日本的好处，因为这将使德国在帮助稳定俄日关系时发挥有力的影响。有田不愿讨论这件事，他把当天发给大岛的一项指示的复本给了奥特。这项指示命令大岛“通知德国政府，日本政府认为德苏互不侵犯协定的缔结，最终中止了日德之间目前就与意大利缔结三国公约而举行的谈判”。大岛还进一步宣称，德国的行为严重地违背了德日反共产国际公约附属秘密协定，日本政府对此提出严重抗议。
　　日本的抗议有一段奇怪的经过。白鸟听到这件事后，打电话给日本驻柏林大使馆，劝大岛不要交出这份抗议照会，同时却要求有田通过奥特去提出抗议，“因为我觉得要大岛君这样喝下滚烫的开水，未免太残忍了。”但是大岛在8月26日已经拜会了德国的国务秘书魏茨泽克，后者拒绝接受这份抗议照会，劝大岛暂时把它收回。9月初，里宾特洛甫就德日关系的前途问题同大岛作了一次长谈，声称德国准备为日本和苏联调停，并说，此举如获成功，将能导致德日苏三国之间全面和解，这对日本将十分有利，使日本能腾出手来进一步向南扩张。据里宾特洛甫说，大岛表示完全同意这种观点。
　　但是，这位倒霉的日本使节未能说服其政府撤销抗议，9月18日，他再次将抗议照会递交给魏茨泽克，说明他是被迫奉命行事，并且说他一直等到波兰危机结束，这一步骤不再使德国政府那样为难时才这样做的。同时，他还把东京抗议的“语气缓和了一些”。魏茨泽克说，他只能以个人名义接下来作为参考之用，而不能以官方的身分接受，但是他愿意帮助大岛了结这件事。据魏茨泽克说，大岛暗示他并不要德国政府作正式答复，日本政府似乎也从未接到过答复。
　　在大岛和白鸟似乎都准备接受德国方面的解释和建议时，日本的舆论却不是那样。8月27日，日本军部发表了正式声明，宣称日本人民对于德国这个反共产国际公约的签字国和“直至昨天还是日本的友邦”的国家，居然同俄国修好，感到失望。不管欧洲的局势怎样变化，日本反对共产国际的根本原则仍然不变。军部预料日本将成为各方施展“诱惑和阴谋”的对象；但是它将不予理会，坚决执行其对华政策。
　　军部的声明，用意显然在表明军事当局反对德国的建议，要日本效法德国，也同苏联缔结一个类似的协定。日本的报刊也驳斥了任何这样的想法。反对英国的宣传鼓动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摆摆样子，但苏联却被普遍认为是日本最最危险的敌人，日本这时事实上正在同苏联交战。日本的报刊甚至发表了汪精卫（蒋介石在中国的亲日的政敌）的一篇文章，文章建议，既然德国已失信于日本，而英法两国也为苏联所出卖，因此这受害的三方可以达成协议，并可以共同向蒋介石呼吁与日本媾和。住在天津的长期受苦的英国侨民，看到德国侨民被日本哨兵打耳光，看到先前一直飘扬在德国汽车上的“万”字旗顿时被拔掉，莫不称快。
　　德苏协定对日本国内政治的影响，是使平沼内阁倒台。这是由于平沼曾劝说天皇赞成同德国结成军事同盟以对抗苏联。德苏协定使这项政策变得毫无意义，平沼政府不得不承担责任。因此，平沼内阁于8月28日辞职，组织新政府的任务委托给阿部信行大将。阿部是一个退役的将领，以前服役时间不长，在政界的经历就更短了。实际上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他之所以被选为首相，是因为别人弄不清他究竟属于日本寡头统治集团中的亲轴心派还是反轴心派。阿部大将暂时还兼任外相，并以畑大将任陆相，吉田海军大将任海相。
　　阿部政府是一个军阀官僚政府，其中没有各主要政党的代表。正如《泰晤士报》记者所说（1939年8月30日），它是“一个看守内阁”。日本人对之并不热情，事实也证明，在1937…1941年间所有那些短命的日本政府中，它是最最软弱无能的。然而，这个政府的被任命，却是日本外交政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8月28日，阿部告诉木户侯爵，天皇已训示他竭力执行与英美合作的政策；从下述篇幅中可以看出，他也试图这样做。奥特亲身体验到，德苏协定缔结以后，德日关系明显地冷谈下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0年初夏。东京方面的亲轴心派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奥特在1939年10月报告说，日本政府一直在把外务省和陆军省中一些知名的同情德国的官员调往国外任职，以削弱他们的势力。在欧洲，白鸟于9月初被从罗马召回，大岛在下一个月也被召回，尽管德国曾作出努力，想要他留任驻柏林的使节。
　　8月31日，阿部大将发表了一篇广播声明，声称他的内阁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执行日本对华“始终不渝的政策”。政府同外国交往时，将奉行独立的方针。日本将同那些愿意同它合作的人合作，也将“坚定不移地反抗那些阻挠它完成使命的人”。政府将集中力量提高工业生产能力和加强国防。
　　日本决定奉行“独立”的政策，是出于别无选择的余地。它实际上完全陷于孤立，既被它的反共产国际的伙伴所抛弃，同苏联的关系又濒于战争的边缘，而在天津问题上则同英法两国发生了争执。这时爆发了欧洲战争。9月4日，在内阁会议后，阿部大将发表了下述声明：“面临刚爆发的欧洲战争，日本无意卷入。它将集中力量处理中国事件。”我们将可看到，他之所以小心地避而不用“中立”一词，是暗示日本的“不卷入”态度是以日本的对华政策不受干涉为条件的。政府的这一决定受到了日本人民的普遍欢迎，他们不想再打一场新的战争，而且他们因受到德国的侮辱，这时仍然痛心疾首。
　　从政治观点来看，欧洲战事的爆发，起初被认为是对日本的一大宽慰。日本希望，无论英国还是法国，这时都不能再对日本的对华政策进行任何有效的干涉。此外，事态不久就变得很明显，苏联一心想把它在东欧的一份战利品捞到手，无心在远东恋战，因此在9月16日商定了诺门坎的停战。但是随后并没有达成里宾特洛甫所希望的全面的俄日协定。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东乡，对德国提出的为此进行调停的建议很冷淡。大岛和白鸟却渴望这件事能成功，但是他们在日本的影响已经明显地下降了。继任大岛驻节柏林的是来栖三郎，据说他是一个沉默寡言而小心谨慎的人。1940年2月，当那个在“里宾特洛甫官署”中负责远东事务的海因里希·施塔默尔即将同德国红十字会会长科堡公爵担负着友好亲善的使命前往日本时，来栖警告德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克诺尔说，施塔默尔和公爵还是不要同大岛和白鸟过分接近为妙，否则效果将适得其反。他也劝德国不要侵犯荷兰和比利时，而是应当尽快把欧洲的战事结束。他暗示，日本也许愿意调停，以便实行停战，届时德国也可为中日冲突进行调停。来栖声称，他和有田是介于大岛…白鸟集团与亲英派之间的中间人物。来栖暗示，想要日本同苏联和解，眼前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这一番话使里宾特洛甫听了很伤脑筋。使他更为恼火的是，两个轴心国在对日政策上一时不能协调起来。墨索里尼对苏联进军波兰，对波兰的彼瓜分以及接着发生的芬兰战事，感到心烦意乱。他派往东京的大使奥里蒂一直劝日本人避免与苏联缔结任何同盟，而谋求与美国修好。德国向罗马提出了抗议，结果奥里蒂被召回。
　　可是，俄国人虽然准备和平解决满洲国与外蒙古之间的边界问题以及同日本之间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没有迹象要放弃对重庆的中国合法政府在外交上的支持，从而使日本人大失所望。因此，直到1940年夏天，希特勒同苏联的真真假假的同盟，继续受到东京的敌视，而走“中间道路”的阿部和米内两届内阁，则在全神贯注企图解决一直没完没了的“中国事件”时，逐渐把欧洲的战事看作一种障碍，因为它束缚了德国对付苏联的手脚，又使日本在抵制美国时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在经济上，欧洲的战事为日本制造了新的伤脑筋的问题。1936年时，日本军事首领曾制定了一个扩充军备的六年计划和一个为作战目的而提高工业生产能力的五年计划。这两个计划于1937年起执行，日本的膨胀的预算开支大部分都用在这上面；用于中国事件的只是一小部分。在同一年，即1937年，满洲国开始执行工业发展五年计划，以把这个傀儡国家建成一个“大陆上的战争基地”。这个十分艰巨的三管齐下的规划，正在大量地消耗掉日本的资源，使它不能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夺取其对手不得已而放弃的市场，尤其是纺织品市场。此外，为日本和满洲国的发展计划而大量进口原料和建筑材料，正在造成日本对外贸易的严重逆差，耗尽它的外汇储备。为了缓和这些危险的倾向，日本政府曾努力加强德国、日本和满洲国三方的贸易关系，由德国用其对日贸易的顺差，来支付它进口的满洲大豆。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