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9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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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国王与大臣们在维南达埃尔堡最后一次会见。大臣们于凌晨3时30分就到达军队大本营，视察了情况以后，他们显然意识到，再过一两天军队就将无法继续抵抗了。他们于清晨5时到达维南达埃尔，要求觐见见国王。在这次戏剧性的、情绪激动的会晤中，终于到了必须作出抉择的重要关头。大臣们说，他们打算立刻离开本国，并说，国王有责任和他们一同走，到国外去继续斗争。利奥波德回答说，他已决定留下来和军队在一起。大臣们说，如果利奥波德留下来，作为国家元首，他的地位将使投降不但具有军事而且具有政治的色彩。他们说，他如果不听政府的劝告而留在比利时，那他要对国内即将发生的纷争负责，他将来不可能起任何重要的作用，因为他将落到哈恰那样的地位，或被当作战俘押往德国。国王此举将被盟国看作是背叛了他们的事业，这个事业是从比利时向其保证者呼吁时起，就在道义上对之负有责任的。但是如果国王离开比利时，就可以利用在法国集结的战争力量，和盟国政府一同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继续行使他作为国家元首的职能。
利奥波德却坚信法国不久就要投降，坚信即使英国继续单独作战，也将限于海上战争和殖民地的战争。他说，在这样一场战争中，比利时是没有地位的。他给大臣们看了他写给英王乔治六世的一封信，信中说明了他作出的决定和无法在国外继续战斗的理由。他还说，比利时的抵抗能力已经消耗殆尽，比利时的军队已经无法再朝后退。他认为，他能为人民和国家服务的最好方法，就是和他们一起留在比利时。
大臣们尽了一切努力都未能说服利奥波德和他们一同去国外，在国外担任比利时政府的首脑，于是大臣们重申，他们决心要走，对于国王不听他们一致的劝告而采取的决定，他们将被迫违不执行。他们在离开前，再度询问，军队的投降是否不可避免。国王说，是的。他们又问，那未能拖延多久呢？国王回答说，至多二十四小时。
大臣们离去后，利奥波德于当天，即于5月25日向军队发布一道命令，要求军队继续保持坚韧不拔的精神，并宣布他决心与军队共存亡。上一天，德国人在比利时的各条战线上散发传单，告诉士兵们继续抵抗是无用的，因为他们的领袖们正打算抛弃他们。
利奥波德所断言的不可避免和即将出现的投降推迟了两天。5月26日，比利时人再度要求英国司令官攻击德军侧翼。戈特正在准备向敦刻尔克总撤退，因而无法给予这种支援，他建议比军马上撤迟到伊塞河。利奥波德回答说，军队已无法再撤退。沿着整条战线都在激战，后备力量已经耗尽，如果企图脱离接触，结果将使那些仍然相互接应的部队完全瓦解。同一天中午，利奥波德发了一份照会给法国使团团长，通知魏刚局势严重，几乎已经无法再抵抗下去了。
到5月27日，比利时的防线已被突破了几处，在德国的猛烈空袭之下，比军的抵抗正在瓦解，因为比利时人对此是无法招架的。在比利时尚未沦陷的小块土地上，挤满了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那天早上，国王告诉凯斯，他将被迫投降。凯斯发了一封大意如此的信给戈特，可是未能送到。刚过中午，国王和参谋长同意派遣密使到德军司令部要求停战，并且立刻把此事通知了法、英使团团长。法国使团团长尚蓬将军认为，由于北方各集团军组成了一个共同的集团，因此只有经过一致同意才能开始进行谈判。英、法使团能够同英国陆军部和魏刚将军接触，但是无法同战场上的法、英指挥官（布兰查德和戈特）联系，因为不知道他们当时在何处。比利时的密使在下午5时离开比军总司令部，至夜间11时返回，带回德国的答复，要求比军无条件地放下武器。利奥波德决定接受德国的条件，并建议在凌晨4时停火。
28日凌晨3时，接到魏刚的信，信中把盟国与比军的投降分割开来。下午，德军来到，控制了国王的大本营布鲁日宫，这时最后的一些军旗正被匆忙地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第二天，德国的将领赖歇瑙来到，寒喧了一番，并答应宽待比利时军队，夜间利奥波德被德国人带到他在拉埃康的王宫，在那里一直呆到1944年夏天盟军在法国登陆后又被迁往德国。
随着国王和军队的投降以及比利时本土被占领，这出戏的第一幕演完了。可是，从国外却继续对德国进行抵抗。大臣们于5月25日在维南达埃尔与国王作了最后一次争论激烈的会晤以后，在敦刻尔克上船，到了伦敦，后来又前往巴黎。他们到达伦敦时见到哈利法克斯勋爵，告诉他比利时军队即将投降，国王已决定留在比利时。他们仍然希望在最后时刻国王也许会被说服，重新考虑他的决定。然而，英王乔治六世和丘吉尔通过凯斯给利奥波德国王的信以及比利时大臣们在27日给他的信所作的最后呼吁，都未能打动他。
26日，比利时的大臣们在巴黎重聚，第二天，他们和比利时众、参两院的议长一致决定继续与盟国并肩战斗，并呼吁全体比利时人对祖国的命运抱有信心和继续忠于共同的事业。会后，发表了一个大意如此的公报。
当天即27日晚间，雷诺（这时担任法国总理）告诉比利时的大臣们，他们的国王没有预先通知英、法方面，就向德国人派出了全权代表。第二天，雷诺在向法国人民的广播中猛烈地抨击了比利时国王和军队，把盟国遭受灾难的责任归咎于比利时。于是法国人民就迁怒于比利时人，这时在法国的比利时难民有二百万人。比利时的大臣们不知道投降的条件，他们急于保护难民，对于可能与法国盟友决裂的前景感到惊惶，觉得唯一可行的是说明他们自己和比利时人民与国王的行动无关。皮埃洛在当天晚些时候广播的演说中，把全部责任推在利奥波德身上。他指出，国王由于投降，这时已受到外国的控制，不再能进行统治。文武官员可不必再履行他们在效忠宣誓时所规定的义务。根据宪法的条款，权力将由现政府继续掌握。新的军队将从住在法、英两国的适龄比利时人中招募。
皮埃洛严厉的言词反映了比利时大臣们需要与其盟国和解，也反映了他们不能断定利奥波德打算执行怎样的政策来应付德国。他们于25日离开维南达埃尔时，确信国王打算另外任命一个政府以代替他们，来同德国议和。当时国王对大臣们提出的问题所作的答复，使这种推测显得可信。当时大臣们问他，如果他留在比利时，他认为自己能起什么作用，还问他是否要有一个政府。国王回答说：“当然罗，我又不是一个独裁者。”国王还认为，如果现在的政府在法国继续战斗下去，那就不再是国王的政府，而是和国王分庭抗礼了。大臣们离去后，利奥波德立刻就他在宪法上的权力问题向检察长埃瓦·德·泰米库尔征询意见。检察长告诉他，要同德国达成任何协定而其条件超过仅仅使军队投降时，国王必须得到一个大臣的副署。他还裁定，要任命新的大臣，需有一个现任大臣的签名。由于没有现任大臣留在比利时，国王要求驻在巴黎的皮埃洛政府给他一份正式副署好的空白委任状，好让他任命大臣。大臣们在4月26日讨论了国王的这个要求，一致加以拒绝。
国王后来否认他曾打算和德国人谈判或在德国占领下成立一个能在比利时行使职权的政府。可是证据说明，他在投降时确曾设想过这样一种可能。利奥波德坚信法国人不久就要投降，即使英国人继续斗争，德国也将统治大陆。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可能考虑到，只有接受不可避免的命运和同征服者达成某种协定，才能使比利时的利益和前途得到最好的保证。
5月31日，流落在法国的比利时议员在利摩日开会，并通过决议，表明他们与政府完全团结一致。决议的措词严厉地批评了利奥波德的投降，在通过这项决议以前进行的辩论中，许多议员甚至提议废除国王。5月28日，比属刚果总督发表广播讲话，申明这个殖民地和政府团结一致。
与在法国的比利时人的反应形成对照，比利时国内大多数居民的直接反应，是赞成国王而反对政府的。他们同情与他们留在一起的国王，而批评大臣们抛开了国家，并且似乎是在支持法国激烈攻击他们的国王和国家。在英国，对比利时投降的批评不象法国那么偏激。丘吉尔于5月28日在下院宣布比利时军队投降时，要求英国人民暂时不要对比利时国王的行为作出判断，尽管一个星期以后，出于同法国团结的需要，他的措词要严厉得多。
比利时政府希望并预期能与法国协力坚持同德国斗争，但是这种期望注定不久就要落空。在法国投降时弥漫于波尔多的瓦解和失望的气氛中，比利时政府只得承认，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以法国为榜样。这个决定受到了新任法国外交部长保罗·博杜安的影响，他在6月18日告诉皮埃洛，法国准备缔约停战，它无法在非洲继续斗争下去。他认为，英国很快就将效法法国，向德国人求和。大臣们试图同留在比利时的国王联系，目的是要派两个人回国，讨论采取何种步骤同德国展开和谈。利奥波德通过他的内阁长官弗雷德里克回答说，他身为战俘，无权过问政治。弗雷德里克还说，他个人认为，皮埃洛及其同僚们还是不回比利时为妙。比利时政府作了一切努力，要同德国政府接触，以商谈条件，都被置之不理。1940年7月20日，德国驻比利时当局颁布命令，禁止皮埃洛政府的成员回比利时。
7月，已被授与特权担任比属各殖民地行政大臣的德·弗勒肖韦尔和财政大臣居特由政府派往伦敦，就比利时的财政和殖民利益与英国政府磋商。与此同时，其余的大臣留在法国。他们既被德国政府置之不理，又受到利奥波德的冷遇，最后维希政府还在德国的压力下停止供给他们经费，他们的处境每况愈下。8月20日，在法国的比利时政府解散，皮埃洛和斯巴克离开法国前往西班牙。他们在10月得以到伦敦与德·弗勒肖韦尔和居特重聚，组成比利时流亡政府，继续与英国并肩战斗。
第五章（上篇） 法国的政治背景 1939年9月3日至1940年5月10日
向纳粹德国宣战的那届法国政府，是激进社会党领袖爱德华·达拉第于1938年4月10日作为一个“国防政府”向国家提出的，1939年9月3日，政府成员如下：
总理兼国防部长爱德华·达拉第
副总理兼协调部长卡米耶·肖当
外交乔治·博内
司法保罗·马尔尚多
内政亚尔培·萨罗
空军居伊·拉·尚布尔
财政保罗·雷诺
海军塞扎尔·康平希
商船路易·德·夏普德莱恩
教育让·泽
农业亨利·克耶
殖民乔治·芒代尔
抚恤奥古斯特·尚普蒂埃·德·里贝斯
商业费尔南·冈坦
交通朱尔·朱利安
卫生马克·吕卡尔
劳工夏尔·波马雷
市政工程阿纳托尔·德·蒙齐
政府成员主要来自激进社会党，该党被称为“最善于判断一般法国人将支持什么——如有必要，在壕沟里作战”。这个党代表小自耕农和城市中层社会的下层——如小自由职业者和政府雇员及大多数零售店主。在这些人中间，希望平等的心情胜过要求自由的本能，这一点经常表现为妒忌别人的地位或优点，以致安德烈·西格弗里德说，此党几乎总是自发地支持小的反对大的。
达拉第的政府必须应付这样一个国民议会，它是1936年5月在反对法西斯分子于该年2月发动巷战的怒潮中选举出来的，在全部六百十八个席位中，社会党占一百五十五席，激进社会党和激进共和党集团占一百十六席。参议院的情形恰恰相反，它是1938年在人民阵线瓦解后选出的，为达拉第提供了几乎绝对的多数。可是，不论国民议会还是参议院，都没有被要求对政府处理国事进行非常严格的监督，这是因为，当政府首脑在1938年4月提出他的国防内阁时，曾被授予特别“全权”，这种“全权”到战争爆发时已展期过两次；而1938年7月11日的“战时国家组织法”，在宣战的当天就生效，根据第三十六条规定，批准和扩大了政府首脑的管理权限。这些条文授权总理，只要他认为必要，就可单凭法令进行统治，而把议会批准的手续留到以后更方便的时候再办理。
爱德华·达拉第这个将要行使这些全权的人，他的性格并不使人担心这些权力会被滥用。这位“不得已而实行独裁的人”，其突出的品质是聪明正直，道德高尚，牢固地扎根于农民的淡泊寡欲，但受到了自我怀疑的戕害。他是普罗旺斯的一个面包师傅的儿子，当过学校校长，得过大学学位，这个学位兼有牛津大学的文学士和剑桥大学的荣誉历史学位的荣誉，他在巴黎政界混了二十年以后，仍然不脱农民本色，具有农民的质朴的性格和粗鲁的举止。他有直觉，但他只是对于辨别各种思想而不是对于如何识人有直觉；他也不乏议会中常见的那种机敏灵巧。可是，除了这些才干之外，他没有强烈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有些政论家在看到他那粗壮的脖子和强健有力的双肩时，说他是一头公牛，其实，能够恰当地象征他的，并不是公牛，而是一个把着犁在耕作，双脚沾满法国大地的泥土而步履沉重的庄稼汉。
担任副总理兼协调部长来辅佐达拉第的卡米耶·肖当，属于职业政客的类型，他的指导方针是时局需要什么政权，他就在这个政权下面混下去，并维护他在巴黎银行界和商界的许多朋友的利益。这位天生的“息事宁人者”和中庸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