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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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直至1939年7月为止，美国对日政策一直没有什么新的重大发展。当时奉行的政策就是根据1938年12月31日致日本政府的照会中所列举的那些原则。在该照会中，美国政府不承认日本有建立一个“东亚新秩序”的权利，那只不过是日本统治东亚的另一个名词罢了；并且声明不准备接受日本的这样一个论点，即如要享受不受歧视的待遇，美国政府就必须承认日本新秩序的合法性。不过，美国愿意在“公平合理”地通过自由磋商来解决问题的基础上讨论建议。日本尽可把它的建议提出来。
美国政策的目的是，阻止日本巩固它在中国的地位和迫使中国屈膝求和，从而使它得以放手在亚洲进行新的征服；破坏它同德国的同盟关系，使这种关系不至于变得更加密切。同时，美国政府也试图避免能引起日本国内反美情绪的种种行动，以致鼓励了好战分子而打击了更加自由主义的开明人士，这些人仍然十分想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3月间，当希特勒正在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时，日本利用欧洲的自顾不暇，提出了它对南太平洋上大片领土的要求，其中包括法国已提出要求的南沙群岛，正如一个月前日本占领的海南岛那样。美国海军部所作的测量表明，这个地区靠近菲律宾由珊瑚形成的泻湖部分，是可以作为停靠小型海军舰艇和飞机之用的。5月17日，赫尔交给日本大使一份照会，声明美国政府不能承认日本对这一地区提出的领土要求是有效的。
与此同时，美英两国政府都认为应采取一些步骤来阻止日本在太平洋的进一步冒险行动。不过，英国的有限资源需要用来对付轴心国家对欧洲的威胁。美国政府在3、4月间通过驻伦敦和巴黎的大使得到通知说，考虑到当时的危机和法国的反对，英国政府已不能按照原来的打算派遣地中海舰队去新加坡了。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建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也许愿意考虑将1月份以来已在大西洋上的美国舰队调往太平洋。4月15日，罗斯福命令舰队主力部分立即返回太平洋上的原来基地。
春季和初夏期间，由于日本人在中国的占领区对外贸易上所强加的种种限制经常侵犯美国的权利和利益，以及日本空军的狂轰滥炸给美国的财产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美国曾一再地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同时还特别着重指出，这些行动对美国舆论产生的严重影响。美国驻日大使格鲁5月18日返美休假前向日本外相有田辞行时强调指出，“不排除这些（对美国在华合法权益的）干扰，两国之间的关系就不要想能得到改善”。在交谈中，他们还讨论了日本的东亚新秩序、对华战争、日本向南方扩张、同轴心国家商议签订一项军事条约等问题。有田向格鲁保证说，日本政府与德、意两国签订的承担政治和军事义务的协定，将不会超出与共产党活动进行斗争的范围之外。不过他又说，如英法与苏联结成同盟，则日本政府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日本与极权国家的相互关系。有田交给格鲁一封致赫尔的信，在信中日本首相平沼建议美日双方应共同合作来阻止战争在欧洲爆发。（几天以后，在23日同美国临时代办杜曼的一次谈后中平沼又重提此事，建议由美日双方安排一次各有关国家的会议。）在给赫尔的信中平沼还说，“日本真诚希望每个国家在世界中都有其适当的地位。这样才能建立和保持真正的世界和平。”从这封信的口气和对杜曼讲的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平沼所谓的各个国家应有其适当的地位，含有法英应向轴心国家让步的意思。而日本的行动也表明，它并不准备通过放弃对华战争和建立它的损害西方国家现有地位的新秩序的努力，来重新考虑它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想法。
3月和5月里，日本人在上海公共租界和厦门的鼓浪屿不断加紧制造紧张局势，对此，美国政府进行了抵制。它采取了与英国政府相同的行动，最后达到了派遣军舰和在5月17日有少数海军陆战队登陆保护的地步。由于有关国家的这种集体抵制，日本人对上海和鼓浪屿提出的要求没有能得到实现。于是，他们反过来又“迁怒”到天津的英国人身上，而美国因在天津没有租界，也就更难和更不大愿意去抗拒日本的侵略了。英国人和中国的蒋介石委员长曾试图使美国作出在天津同英国人一致行动的表示，但美国政府避不表态。它认为不应再进一步冒险卷入远东的漩涡中去，而只希望能够独立地行动。而且，它仍希望一项不太过分的政策可能会加强日本温和派人士的势力。6月16日，赫尔、韦尔斯和三军参谋长们研究了这个问题，一致认为，由于欧洲和远东的局势都岌岌可危，美国又缺乏应付两条战线威胁的充分军事力量，美国应该避免任何可能使其卷入对日作战的行动。因为英国需要把它的舰队留在欧洲水域，所以对日作战的负担将几乎完全落在美国海军的肩上。因此，美国政府就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抗议强加于美国商业和美国人员的种种限制，和表明美国政府的关切和不赞成的态度。6月19日，赫尔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宣称“本政府所关切的并不是起初的那个事件，……而是后来的、更广泛的发展的性质和意义，以及过去和现在在中国其他地区的种种言论和行动”。
7月6日至7日，重庆遭到日本飞机特别严重的狂轰滥炸，美国外交人员的住宅和长江中的一艘美国炮艇险遭波及。遵照罗斯福的指示，赫尔召见了日本大使，就轰炸重庆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同时，赫尔还就美国政府所反对的日本政策的许多方面讲了许多话。其中包括日本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计划，并举出日本最近占领海南岛、在天津的所作所为和对美国在华利益的损害作为例证。话题转到了欧洲方面，赫尔对日本政府同轴心国家纠缠在一起表示了遗憾。他说美国政府准备与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共同努力来维护和促进和平；但也指出，只要日本还在为征服而从事军事活动，平沼提出的与美国合作以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和平”的建议就难以接受。
7月24日宣布的英日两国关于解决天津事件的协议的条款，受到美国各界的严厉批评。英国政府承认日本在它所控制的中国地区有其“特殊的需要”，这种让步被认为是给予日本以一个交战国的权利，因此这是一件英国人屈服于日本人的事例。可是有一位《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却乘机向他的孤立主义者同胞们指出，他们也必须对此负责：
对于这样出卖白种人的权利的事……人们将会抱怨不止。……然而，这种抱怨出自这个国家却很不光彩，因为它根本没有给过英国以任何鼓励，要它捍卫那些同我们自己也交织在一起的条约权利；也没有使英国有任何理由去相信，一旦欧洲局势突然要求我国把所有一切力量都集中于国门之外的时候，我们会起而维护我们共同的权利。
美国政府担心英日协定将对美国在中国的地位和对中国人民的士气产生不利的影响。显然，仅仅告诫是无济于事的，必须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于是，罗斯福和赫尔决定必须对经济报复的可能性加以考虑。他们决定采取一个已经考虑多时的步骤：通知废除美日两国之间的现行商业条约。这将使政府在六个月后废除条约开始生效时，能够采取特殊的商业和经济措施来制裁日本，如果那时认为有此必要的话。
一年来，舆论已经变得日益不利于日本，到了1939年7月，采取这样一个步骤的时机已经成熟。大多数美国人很久以来就已不安地注意到他们自己的国家正以提供战争物资的方式援助日本进行反华战争。1939年期间，许多团体为了表达这种感情曾一再努力，要求国会通过立法禁止对日本输出这类物资。1939年1月成立的、以亨利·史汀生为名誉主席的“美国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于5月间组织了十七个州向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请愿。随后在6、7月间，又有教会人士和参加史汀生委员会的各社会团体（共有成员四百万人）发起的许多次请愿。6、7月份的民意测验表明，大部分人赞同政府采取行动，制止向日本输出军火和战争物资。布卢姆和毕德曼修改中立法议案中的“现购自运”条款之所以受到抵制，不愿继续提供援助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反对这两个议案的人争辩说，这项条款虽然对于作为一个海上强国的英国有利，但对于日本也同样有利，因为它也是一个海上强国。
针对这一反对意见，在国会中又提出了这样的决议案，即如果决议案成立，将授权总统下令禁止向日本输出战争物资。7月17日，毕德曼提出了一项含有这一目的的修正决议案，它立即被转送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加以考虑。虽然一次非官方的参议员意见测验表明，大部分参议员赞成禁运，但这项决议案仍遭到孤立主义者们的反对。他们刚刚打了一个胜仗，把修改中立法问题埋葬起来，因此害怕如考虑毕德曼的提议可能又会导致这整个问题的复活。另一个反对这一提议的言之成理的理由是，按照美日两国之间现有的航海和通商条约的有关规定，美国在法律上无权对日本片面实行禁运。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首先废止这项条约。7月21日，赫尔考虑了这件事的法律地位的问题后，建议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延期到下届国会再讨论这提案。赫尔相信，毕德曼决议案已没有希望在本届国会所剩无多的日子中获得通过；而它的被否决反倒会鼓励日本人更加公然无视美国的权利和利益。反过来，对美国的意图捉摸不定，就有可能使他们行动和缓一些，以希望在条约废止后仍然能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在这期间，曾经是毕德曼禁运决议案的一位主要反对者——参议员范登堡于7月18日提出一项他自己的决议案，宣称“参议院的意见是，政府应通知中止与日本签订的这项条约”。由于两党彼此的猜忌，这个决议案同样也没有被通过。民主党人不愿看到他们的主张反倒被一个可能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人接了过去抢先利用；不过这项决议案能够由当时的孤立主义者共和党人范登堡提出，也表明了一项更加强硬的对日政策已得到真正的两党一致的支持。7月26日，赫尔代表政府向日本大使递交了一份照会，通知他美国政府决定废止这项条约，“以便在新的形势发展可能需要的情况下，更好地保障和促进美国的利益”。
第五章 重整军备计划和西半球的防务
每当轴心国向前推进新的一步，国会对任何削弱中立法的企图的抵制也就明显地变得更加强硬起来，但是对于促进防务立法的影响却恰恰相反。孤立主义者争辩说，任何对中立法的削弱都会增加美国卷入战争的危险。这种说法被认为对于重整军备计划是不恰当的，因为一般都把这计划看成是一项美洲大陆的防务措施。
为国内大多数人愿意接受的那样一种政策，在众议员斯克鲁哈姆5月4日提出海军拨款法时所发表的演说中曾有过概括的说明。讲到提出的预算数字时，斯克鲁哈姆说，只有建立在一项健全的、始终一贯的国防政策的基础上，这个开支的庞大规模才能说是合理的。这样的政策应包含三项主要原则：第一，不把美国人送到欧洲大陆去打仗；第二，美国实行门罗主义；第三，太平洋前沿防线以一百八十度子午线为界，即应该保卫夏威夷和阿拉斯加。众议院于2月间曾否决海军航空基地议案中有关加强关岛港口设施的开支部分，就是同这些原则中的第三项一致的。虽然参议院比众议院更加对国防需要积极关心，但也同样怕激怒日本，而不愿对海军多作承诺。参议院海军委员会在3、4月间审查这项提案时，政府和海军部曾对它施加压力，但完全不发生作用，委员会始终拒绝把关岛部分重新列入议案之中。
当国会议员们还不准备接受关岛也处在美国合法的防卫圈内这种战略概念时，轴心国家3、4月间对捷克斯洛伐克、美美尔和阿尔巴尼亚的侵略行动，却使他们认识到了加强美国这方面的防务的必要性。只有冥顽不化的瞎子才会仍然无视总统在1939年1月4日对国会发表的一年一度的演说中关于重整军备的号召。结果是，虽然辩论为批评政府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机会，但实施重整军备计划所必需的各项议案也以极少数的反对票获得通过。
总统在1939年1月5日把1939…1940年财政年度的预算送交国会，预算中包括有国会已经通过的十一亿二千六百万美元当年重整军备计划所需开支。此外，罗斯福在一星期后为这项新计划提出的二亿一千万美元额外拨款，也获得了国会的通过。1月12日，罗斯福在致国会的一篇特别咨文中列举了一系列新的建议措施，要求国会追加所需额外开支，三年中总共为五亿二千五百万美元。这项额外支出的大部分规定用于扩充空军，但也规定以一部分用于增添陆军装备，使工厂熟悉军工生产过程的“教育性质定货”，建造和改进海军基地，以及加强美国大陆、夏威夷和巴拿马的海岸防务。罗斯福把他的建议描写成为一项“很周密的”计划，是国防方面最低限度的需要。
准许这项附加支出的国防法，在两院以巨大多数通过后于4月3日得到了批准。执行国防法的规定和以前各项措施所需资金，在军事拨款法项下拨付五亿零八百七十八万九千八百二十四美元（4月26日），在海军拨款法项下拨付七亿七千三百零四万九千一百五十一美元（5月25日），和在补充军事拨款法项下拨付二亿二千三百三十九万八千零四十七美元（7月1日）。到了这一届国会闭会时，全年国防费用的拨款已达到十六亿一千四百万美元，构成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的最高数字。此外，国会又通过了一些别的国防计划，总共需要开支六亿四千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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