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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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推迟对这问题作出决定，但冯·巴本仍试图说服柏林继续向土耳其供应物资。8月13日他报告说，他注意到“由于西方国家无力运送军用物资，对于英土联盟的怀疑在日益增加”；如果德国在一场可能发生的战争中一开始就取得胜利的话，土耳其还是可能修改它的政策的。可是，16日魏茨泽克发来指示说，所有尚未履行的军需物资合同应一律取消。
土耳其人并不甘于接受德国的限制。外交部秘书长梅内门吉奥卢8月20日对德国代办说，如果从德国运来军需物资是不道德的话，那么这也可以适用于土耳其的铬；但是他被告知，除非继续运送铬，否则德国人不想再维持同土耳其的任何经济安排。到23日，冯·巴本被通知同土耳其可签订一项新的武器合同，但其中不得列入那些可用来打德国的武器。第二天，德国大使向土耳其外交部长萨拉若卢表示，他对“土耳其站到错误的一方”感到遗憾；对此，得到的回答是，“土耳其可能比德国弱一百倍”，但是它必须拒绝德国8月21日提出的经济建议。土耳其宁愿付给补贴来把它的产品输出到其他国家去。不过，冯·巴本和萨拉若卢最后还是约定暂缓作出决定。28日土耳其人被告知，德国已同意暂时将它们之间的外汇和商务协定再延长期限一个月。可是，结果土耳其人拒绝了这一提议。此后土耳其就为它的宝贵的出口货物，既同德国又同西方盟国进行了艰苦的讨价还价。
上面对东南欧各国的回顾，表明德国在1939年亟需原料，特别是石油；而巴尔干半岛各国则热烈希望得到武器。由于德国获得了捷克的军火工业，包括斯科达工厂在内，而这些国家早先就是从这里取得它们的军火的，所以只有德国可以供应备件和完成已经签订的合同。它也准备给予大量的信贷，特别是如果运送军火后能带来它所需要的原料的出口。在这同一时期，西方国家则正在贷款多少的问题上争论不休，而且显然是没有力量把军火运送给这些遥远的国家，因为它们自己也需要这些物资来加强本国的防务。最后，虽然经过反复的商谈，从德国（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确实运到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军火仍只是很少一部分，还不到定单中的四分之一。因为，除了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之外，希持勒认为所有这些国家都是不可靠的。
8月22日的一份没有签名的备忘录中可以看到，德国外交部已预先准备好战争爆发时在各不同国家使用的宣传材料。对法国和英国不进行攻击；必须强调小国的中立将受到尊重；应该告诉梵蒂冈，教会的财产将得到尊重。对立陶宛可以暗示，德国了解它想要取得维尔纽斯的愿望；告诉斯洛伐克，它可以收回已割让给波兰的部分领土。要以友好的态度对待匈牙利，但要给以警告；至于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则要给予远不是那么友好的警告，告诫它们必须保持中立。
前面已经指出，在1939年夏季，德国政策的大方向有了改变，那时同俄国的和好变成了方案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甚至当它已开始同俄国进行谈判时，德国仍希望象南斯拉夫这样的一个国家也可以参加反共产国际公约。它假设的根据是，这项公约实际上不是针对俄国而是针对英国的。对公约的这种新见解也必须显得对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有说服力，而事实上，俄国的领导人们在相信里宾特洛甫的议论方面似乎也没有什么困难。1939年夏季在准备同波兰作战中，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可以说除了一个方面外，其他都是成功的。他没有能使同波兰的战争地方化；虽然按照他的计划波兰很快就被摧毁了，但这种错误估计使他陷入了一场长时期的战争，并导致最后的失败。
第五编 苏联
第一章 1939年初苏联的经济计划及其军事上的意义
1938年已经结束，1939年业已开始，但俄国的内部形势却没有任何戏剧性的变化。尽管经过清洗，1938年的生产还是有令人满意的增长。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1942年）的草案是在1939年1月30日公布的。它公开宣布的目标是使国家在经济上、技术上独立自主和使国家的防务坚不可摧。因此，重点是摆在生产资料方面而不是消费品方面。在老的工业中心（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哈尔科夫等地），不再发展新的工业；新的工业将向东面，在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和更遥远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发展。那里要发展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工业区。具有早期计划特色的大型工厂的建设将要停下来；中等规模的和小型的工厂将得到发展；整个工业生产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规定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七点六；其中重工业生产将以百分之十五点二的速度增长。机器制造和化学、电气工业产量的增加将超过一倍；重金属冶炼、造船、载重汽车、采煤和石油的产量都将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以便形成紧急储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规定到1942年时应为百分之六十五，生产成本与1937年相比要降低百分之十一（这两项是共产党国家工业利润的指标）。1938…1942年期间的投资，工业方面是一千零三十三亿卢布（生产资料为八百六十八亿卢布，消费资料为一百六十五亿卢布）；交通运输方面为三百五十八亿卢布；农业方面为一百零五亿卢布。
相形之下，普通人的个人福利强调得很不够。在整个期间，消费按人口计算每人可望增长百分之一点七。不过，在此期间普及中等教育可望实现。
在上述计划中有两点是十分清楚的。一，计划优先考虑的是国防和重整军备；二，为了完成这项计划，苏联应争取做到在1942年前不被卷入战争。
1939年初，为了加快实现现代化和重整军备，将国防工业委员会分成四个委员会：（1）M·卡冈诺维奇（前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领导下的航空工业委员会；（2）造船工业委员会；（3）军火工业委员会；（4）武器装备工业委员会。重工业委员会分成：（1）L·卡冈诺维奇（前重工业人民委员）领导下的燃料工业委员会；（2）电气工业委员会；（3）黑色冶金工业委员会；（4）化学工业委员会；（5）建筑材料工业委员会。
2月23日，苏联武装力量全体成员（包括内务人民委员会所属各单位的成员）向“人民、苏维埃祖国和工农政府”宣誓效忠，并且每人都在新效忠书上签名。红军采取这种性质的宣誓还是第一次。同一天，海军委员会人民委员在《真理报》上一篇文章中宣布苏联政府决定建立一支庞大的远洋舰队。
显然，苏联此刻已经在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事情了。
第二章 斯大林3月10日的演说
1939年俄国对外关系方面第一个重大事件——虽然人们当时尚未充分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是3月10日斯大林在联共第十八次党代会上就苏联国内外形势所作的演说。在回顾国内形势时，斯大林对苏联在经济上所取得的进展表示祝贺。他提到（在他的公开言论中这是第一次）对叛国罪的审判，并宣称由于清除了“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这一小撮间谍、杀人凶手和破坏分子——他们对外国奴颜婢膝，在每一个外国官老爷面前奴气十足，匍伏跪拜，甘愿为他充当间谍”——国家已经变得更加强大而不是更为削弱了。他就共产党的清洗（当时有一百六十万党员，这个数字比1934年上次代表大会时少了二十七万）和从党的队伍中清除“那些偶然混进来的、死气沉沉的、有野心的和公开敌对的分子”的情况，作了说明。他解释说，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的预言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国家机器，包括陆军、海军和政治警察，必须继续存在，以确保国家免受国外敌人的侵犯。
讲到国际关系时，他公开谴责了在西班牙和其他地方所采取的不干涉政策，因为其目的是诱使德国把侵略矛头转向苏联。他说最近关于苏维埃乌克兰的一片“喧嚣”便是明证：胡说什么德国人正向乌克兰进军，他们已经控制了喀尔巴阡乌克兰，他们马上就要侵入和并吞苏维埃乌克兰，等等。他说，这种挑拨的目的是要毒化气氛，引起苏联同德国之间毫无来由的冲突。他谴责了“侵略国”，特别是日本和德国，但是他甚至更加强烈地谴责了那些忍气吞声宁愿向侵略者的要求让步的“非侵略国”。他声称，苏联的政策必须是既谨慎而又和平的：
大多数非侵略国，尤其是英法两国，放弃了集体安全政策，放弃了共同抵抗侵略者的政策，转而采取了不干涉的立场，“中立”的立场。……这种不干涉政策反映出一种趋向、一种愿望，那就是不去妨碍侵略者干它们的黑暗勾当，譬如说，不会妨碍日本卷入一场对中国的战争，或甚至对苏联的战争；又譬如说，不去妨碍德国搅乱欧洲事务和对苏战争；让一切交战国都深陷到战争泥淖中去，并暗中鼓励它们这样干；让它们彼此削弱，互相消耗；然后，当双方打得焦头烂额时，它们自己便打着“为了和平”的幌子精力充沛地出现在现场。迫使那些精疲力竭的交战国接受它们所提出的条件。
他把苏联的对外政策归纳如下： 一、我们拥护和平，拥护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关系，……只要它们不试图破坏我国的利益……我们仍将始终坚持这一立场。 二、我们主张与所有同苏联交界的邻国保持和平、密切、友好的睦邻关系，……只要它们不试图直接或间接地破坏苏维埃国家边界的完整和不可侵犯性……我们将始终坚持这一立场。
三、我们主张对遭受侵略并为争取本国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提供援助。 四、我们不怕侵略者的恫吓，决计用双倍的打击来回答那些试图进犯苏联领土的战争贩子。…… 苏联在它的对外政策方面所依靠的是： 1 自己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 2 我们苏维埃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 3 我国各族人民相互之间的友谊； 4自己的红军和红海军， 5 自己的和平政策； 6 迫切需要维护和平的世界各国劳动人民在道义上的支持； 7 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不愿破坏和平的国家的明智态度……。 党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任务是： 1 继续奉行维护和平和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的政策； 2 保持谨慎，决不让那些战争贩子把我国拖进冲突……； 3尽一切力量加强我国红军和红海军的战斗力； 4 加强我国同珍视和平友好的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的友谊。 美联社的代表报道说，斯大林的强烈谴责那种想使苏联卷进一场同德国的战争的勾当，已经在莫斯科的外交界中引起了关于德俄两国和解可能性的议论。英国大使威廉·西兹爵士并没有以这种可能性来警告他的政府，不过他要它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德国大使冯·舒伦堡伯爵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即斯大林提到“法西斯侵略者”时的口气并不象他提到“所谓民主国家”时那样的强硬。西兹还引出这样一个教训：英国“国内那些天真的人们”过去以为斯大林只是在等待邀请他参加西方民主国家行列的请帖，现在应该好好地想一想斯大林对他的党的告诫了——那就是决不要让苏联“被战争贩子拉进冲突里去”。然而，至少有一位有远见的外交家——虽然他已不再驻在莫斯科——从斯大林的演说中看到他在一年前所表示的担心已得到证实，那时西方大国拒绝俄国的建议，不愿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讨论德国并吞奥地利对捷克斯洛伐克产生的影响。这位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戴维斯（那时他在布鲁塞尔）在其3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斯大林的演说意味着“明确警告英法政府说，苏联人对于‘不现实的’反对侵略者一事已感到厌倦。……这的确是我看到的最值得注意的危险信号。”戴维斯在3月21日给参议员基·皮特曼的一封信中写道：“希特勒正在破釜沉舟地力图使斯大林疏远法国和英国。除非英法醒悟过来，我担心他将会成功的。”
第三章 莫洛托夫取代李维诺夫
斯大林在联共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后五天，德国军队拿下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并进入了布拉格。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政府就捷克斯洛伐克被消灭掉一事提出了正式的抗议，也只是在这个范围内算是同西方国家采取了一致的行动。它还参预了最初几次外交方面的交换意见，这也就是英法两国为了反对德国进一步的侵略行动而试图组织一个安全体系的序幕。此事在前面的一章中已作了叙述，这里只需要再提一下的是，俄国为响应西方第一次提出的新的外交方针，在3月18日建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但遭到了英国的拒绝，这就不能不在俄国人的心中重新引起愤懑和怀疑（这原是1938年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西方对待苏联的态度所造成的，而且斯大林在3月10日也公开这么表示过）。在以后几个星期里，西方政府集中精力同当时看来正处在大难临头危险中的东欧各小国打交道，而在向波兰、罗马尼亚和希腊提供保证的谈判中又不把俄国人当作主角看待，这就进一步得罪了莫斯科。对于莫斯科被抛在一边一事，李维诺夫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过不满，而英国外交部却回答说，他埋怨是没有理由的，因为对他在伦敦的代表迈斯基“在每个阶段都打过招呼”。
英国打算在3月底派一位大臣到莫斯科去，这样就可望把由于上述原因而笼罩在英苏关系上的乌云驱散掉一些，特别是因为这位大臣在3月15日德国发动军事政变之后已取消了他在柏林停留的计划。派海外贸易大臣R·S·赫德森（后为赫德森子爵）率领一个贸易代表团在3月下半月访问柏林、华沙和莫斯科一事早已安排定了。虽然后来放弃了访问柏林的计划，但计划中的其他地方都去了。赫德森和他的同事们是在3月22日到莫斯科的；在这之前一天塔斯社发布的一份公报曾经用指责的口气报道说，俄国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的建议已经被英国认为是不成熟的。赫德森公开宣布的促进英国和苏联之间贸易的目标被某些方面认为是其某种政治使命的烟幕弹，这也许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如果李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