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1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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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试探性的而且必然是迂回曲折的打交道办法没有得到反应。加芬库19日谒见希特勒时代表波兰说了话，但只听到了最不妥协的答复。希特勒特别告诉加芬库说，波兰政府已经成了它自己国内斗争的牺牲品，“不得不对发狂的暴徒们作出让步”。如果它“不能使用刹车的工具，那它就不要感到意外，如果以后它再也不能管理事务的话”。希特勒的提议决不再重复提出，“即使波兰人就这问题来同他接近也罢”。三天后魏茨泽克通知在华沙的使馆人员，毛奇要等希特勒4月28日向国会发表演说之后才回去；同时他再一次指示他们要“保持完全沉默直到另有通知”，这不仅“是指一般政治局势和德波关系方面的任何谈话”而且“也是指其他的事情”。最后，希特勒于28日向国会宣布，他认为1934年同毕苏斯基商定的德波宣言，“由于已经受到波兰单方面的破坏，因此不再有效”。
一份日期为4月27日的废除上述宣言的备忘录，在希特勒的演说预定要开始时分别送交给华沙的波兰外交部和在柏林的波兰代办。不过，在秘密的和公开的声明之间，有着某些明显的着重点和次序方面的差别。在单独给波兰政府的秘密文件中，希特勒的最严重控告是关于英波协定。他宣称这项协定在两个方面违反了1934年的德波宣言：它使波兰介入了德英冲突，即使这种冲突并未影响波兰的利益；它还表明波兰已放弃用直接商谈以免受外来影响的办法来解决它和德国之间的一切问题。当1934年德国和波兰开始重新组织它们的关系时，法波联盟已是一项既成事实；因此它不能同波兰新近和英国结成的同盟相比。由于英波联盟，波兰已使自己服从于“一项由另一方提出的、目的在于包围德国的政策”。这就是波兰政府触怒德国的主要事项。它拒绝德国3月间的建议——这些建议在这里逐一列了出来，虽然丝毫没有提到斯洛伐克——同时又采取了部分动员的措施，这些也都受到了诋毁。备忘录说，德国政府被迫不得不宣布，由于承担了“同1934年1月的德波宣言的精神和文字全部不相符合的政治义务”，波兰政府“已经专断地和单方面地使这项宣言归于无效”。尽管如此，备忘录的最后一段仍指出，进一步洽商的一切可能性并未被排除。“如果波兰政府重视以签订条约的方式来重新解决德波关系，那么德国政府将乐于这样做，但是有一个条件，即这样的解决必须包含一项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明确的义务”。
在希特勒的对国会同时也是对全世界的演说中，英波协定对比之下并不显得特别重要，而德国对但泽提出的主权要求却处于显著地位。这个问题，希特勒说，最迟在那个“造成灾难的机构”国际联盟高级专员公署最终宣布结束时必须解决。希特勒所关心的显然是要消除人们以为他主张用武力解决的任何印象，因为他接下去坚持说他承认波兰需要有出海口，可是又补充说这种出海口以及“一条通过走廊的德国道路并不具有不管是什么样的军事重要性。它们的重要性完全是心理方面的和经济上的。”他于是列举了（这次却比较更详细些）3月间向波兰提出的建议，其中有保证德波边界，一项为期二十五年的不侵犯条约以及由德国、波兰和匈牙利共同保证斯洛伐克的独立。在痛惜这些建议被波兰人拒绝之后，他继续说：“但是单单这一点并不是决定性的事实；最坏的是现在波兰，象捷克斯洛伐克一年前一样，竟相信，在一个不诚实的国际运动的压力下，它必须征召军队，虽然德国自己连一个兵也没有征召，并且也绝没有想到要进行反对波兰。”只是到了这时他才把话题转到英波协定和他自己的随之而来的决定。在结束时他还提到，如果波兰政府愿意的话，德国准备进行“新的契约性安排”。这样，看来备忘录的主要目的虽然是警告波兰不要同西方国家牵连过深，国会演说的主要目的则似乎是要煽动德国人反波兰的情绪，同时也想使西方国家相信，在最后不可避免的解决但泽问题方面，希特勒的意图是合理的，和平的。
希特勒真的希望或盼望，波兰人会被他最近的一击所吓倒，以致被迫宣布接受他们在3月间已经拒绝了的条件吗？这倒底有多大的真实性，似乎是很难判断的。他甚至想要他们这样做这一点也许都不能满有把握地断言。他肯定是十分担心要防止他们再提出那种只能走让妥协道路的任何反建议。对于阿托利科4月29日提出的意大利可以向波兰施加影响的建议，魏茨泽克回答说，他认为鼓励它“向德国提出一些也许是不充分的因而也就不可能改善德国处境的建议”是不合时宜的。不仅如此，外交部在5月4日或那天之前准备的一份备忘录（大概是向里宾特洛甫提供6…7日他要在米兰同齐亚诺会谈时所需的情况介绍）中出现了这样的预示性提法：“意大利应尽其所能来参与一项使波兰同一切方面隔绝的政策”。这看来几乎象是德国人已决心采取一项使用武力的办法来解决——即使目前还只是部分地——他们同波兰人的关系，而绝不是通过谈判来全面解决，不管这对德国多么有利。但是这个问题，不管对于历史学家是多么的有兴趣，对于大事记编者来说仍是学术性的问题，因为就事实而论，波兰政府对废除1934年宣言的反应，虽然语气是和解的，但实质上是十分坚强不屈的。5月3日波兰下议院副议长已向但泽地方的一批听众保证，虽然波兰国家承认在但泽的德国人有权组织他们自己的生活，波兰对它在自由市的古老权利的最小要求决不能受任何其他国家的控制：“没有波兰的自由意志和同意，在自由市就不能发生任何事情。”5日，一份表达波兰政府正式的和直接的答复的备忘录由驻柏林的波兰代办递交给了魏茨泽克。
备忘录首先提到德国对波兰的“建议”，说波兰政府并未拒绝过进行谈判，但考虑到1939年3月德国提出的要求不能接受，因此在3月26日以书面提出了一些反建议。对此它有一个月没有得到答复，只是在4月28日才从总理的演说以及从德国政府的备忘录获悉，“只因提了反建议而不是无更改或无保留地接受德国的口头建议，就被德国认为是拒绝讨论”。至于总理4月28日提到的由波、德、匈三国共同保证斯洛伐克的独立，波兰政府以前从未收到过这种内容和这种形式的建议。备忘录的其余部分声明，波兰有权同第三国家签订政治协定，并且否认英波的相互保证同1934年的德波宣言有抵触。最后，波兰政府宣称，虽然它并不同意波兰已违背1934年的条约的意见，它还是准备接受用签订一项条约的办法来重新调整德波关系的建议。
5月5日在国民议会的一次演说中，贝克进一步公开确认和详细阐述了波兰政府的立场。他只是简略地谈了一下德波宣言的废除：“如果另一方的政策和行为同条约的原则背道而驰，我们没有理由要为它的削弱或解体悲哀。”至于1939年3月的德国建议，贝克问道，在它们的背后实际上又是什么呢：
是但泽的操德语居民的自由吗（他们并没有受到威胁），是一个关系到威望的问题吗，还是一个阻挡波兰通向波罗的海的问题（波兰决不允许它自己被人阻挡）？同样的考虑也适用于穿过我们波莫瑞省的交通路线。……我们已经给予德国一切铁路交通上的方便，我们已经准许它的公民在旅行时不必办理海关或护照手续。……我们已经建议将同样的方便扩大到公路运输。……我们对阻碍德国公民同他们的东部省的交通并不感兴趣。但在另一方面我们无论如何没有理由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限制我们的主权。
他继续说，这仍然是一个德国政府看来正在向波兰要求的单方面让步的问题。三国共管斯洛伐克的可能性以及不侵犯条约延长二十五年的提议都没有“在最近的任何一次会谈中用具体的方式提出过”，仅仅是间接提到和非官方的暗示而已。也作过“其他各种暗示”（贝克在这里显然是指波兰对俄国的态度的问题），对这些暗示他保留必要时予以答复的权利。至于希特勒所提议的承认和明确接受现有的波德边界，“这其实只不过是一个承认根据法律和根据事实都是我们的无可争论的财产的问题”。最后提到德国备忘录的末了一节时，贝克宣称，如果德国政府真的以和平的意愿及和平的做法为指导方针，“那么一切商谈将是可能的，当然，这要以它尊重我已列举的那些原则为条件。如果这种会谈举行的话，由于注意到了最近一时期的经验，波兰政府将……客观地对待问题，但不会不拿出它最大的善意。”
发生争执的双方就这样都表示了乐意恢复谈判，不管是多么的不礼貌和还有着多大的保留。但是，事实上并未举行进一步的谈判。5月6日回到华沙后的毛奇也没有采取主动朝那个方向努力。他在10日发出的一件电报中评论波兰人的士气说，虽然“上星期的好战情绪”已由一种更加宿命论的心情所取代，它的抵抗决心却没有丧失：贝克现在完全是在军队的意见的影响之下，虽然对于英国的援助是否会有效或能否及时到达是有一些疑问的。“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孤立的人敢于发表意见承认接受德国的建议是比较明智的。”不仅如此，莫斯科最近发生的事情，特别是李维诺夫的被免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波兰担心莫斯科会完全退出包围国家行列的忧虑心情，仍证明要比反对同它加强合作的思想更为强烈。”可是，两周之后毛奇报告说，波兰人“对于现在要依赖英国的庇护愈来愈感到不安”。他们已作出“明显的努力，要同德国进行直接谈判或由第三国进行调停”。他接着又谈到了一次午宴的事，这是由“一位友好的外交家”安排的，是由于阿尔齐泽斯基最近曾表示想亲自会见他，并得到了贝克的明确同意，尽管毛奇心中有保留，认为他不可能“预见到目前从这样一次谈话中会得到任何结果”。阿尔齐泽斯基在这次会晤中用了很大力气来使贝克在德国人的眼中显得无辜，并特别强调他仍然多么希望同德国达成协议——他在国民议会的演说是在军方和舆论的压力下做的，它并不代表他自己的政策，而且第二天“在盛怒之下”他已“把一大叠贺电丢进角落里”。阿尔齐泽斯基最后表示了他自己的信念：“一定要找到某种妥协办法，以免产生一个投降的印象。”对于这一切，毛奇只是回答说，“贝克的声明一点也不能有助于缓和局势。在目前时刻，在我们的宽大建议被拒绝了之后，我觉得再进行谈判是不合时宜的。还要说的话，都已包括在元首的演说中了。”毛奇报告这次谈话的电报，发报日期是5月23日——这一天在总理府召开了秘密会议，会上希特勒宣布，他已决定一有合适的机会就立刻进攻波兰。
但是除了这种持续的外交上的冷淡之外，还有其他证据表明，在贝克答复了希特勒之后的那个时期中，德国对波兰的政策迅速地变得强硬起来。例如，关于波兰的德意志少数民族问题，虽然在3月3日突然停顿的德波混合委员会一直没有恢复，在整个4月和5月初期，关于袭击、经济抵制甚至“集体迫害”的事件记录报告却不断地由驻在波兰西部的德国领事们送往本国当局。不过，在5月9日，外交部向各有关部门和当局发了一份通函，表示对居住在德国的波兰人和波兰血统德国人施行报复的事还在考虑之中；13日里宾特洛甫下令在15日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此事；几天以后由于官方意见一致认为采取报复手段“最后将使我们比波兰人受害更大”，因而又放弃了这一计划。15日驻罗兹的德国领事报告说，13日至14日托马休夫城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暴行；这给了德国驻华沙大使馆参赞以在17日提出一次抗议的机会。从这时起为了在伦敦和巴黎进行宣传而系统地利用这一类材料的情况。下面还要叙述。
但泽当地局势的某些发展也似乎表明，到了5月的第二周，德国的政策已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整个4月份，自由市一直处在紧张状态之中，可以认为这是由于执行魏茨泽克于3月29日向格赖泽尔建议的“摩擦”政策所造成的。但是关于突然行动即将来临的谣传每次总是以自行消失而告终，而不可避免的、连续不断发生的波兰…但泽“事件”也难得超过琐碎轻微的水平。不仅如此，但泽的军事化的过程——开始于1938年秋季，当时错误地认为波兰政府可能会默许一个既成事实——自从3月底的大失败后就已中止；在5月初那时的谣言是，但泽的未来即将由一次公民投票来解决。可是，5月15日驻但泽的英国总领事E·H·G·（后为杰拉尔德爵士）谢泼德报告说，谣传德国步兵和海军陆战队已经渗透进来；17日当他又调查了事情的真实性后，他陈述他的结论是，不仅武器和军火供应而且潜在军力的数量都确实有很大的增加。也是在这个时候，德国对于伯克哈特回到但泽去的态度也改变了。因为在3月间魏茨泽克曾坚决主张这位国际联盟高级专员不要再继续前往自由市，而是，仍返回日内瓦；现在却对他明白表示，他的光临但泽将受到欢迎。这件事5月8日已经在格赖泽尔和魏茨泽克之间讨论过，当时国务秘书曾说，虽然他认为德国不会提出异议，如果国际联盟决定让高级专员留任并叫他回但泽去的话；但是“他并不认为现在就伯克哈特的回去问题对他施加影响是合适的”。尽管如此，德国驻日内瓦总领事克罗厄尔博士15日在去了柏林一趟回来后立即向伯克哈特本人提到这一问题。他说，在那里他们对于高级专员为什么不回到但泽去有些迷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