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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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的丧事，是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办理的。在当时条件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尽早尽快尽好地处理了这件具有政治影响和历史影响的事情。
总理的“第六办公室”，只是为了介绍得方便，我自己按叙述顺序这样叫一下罢了。此前没人这样叫过。
这是与前面介绍的五个“办公室”含义完全不同的“总理办公室”，是指一级组织机构，属国务院编制，就像现在人们常提到的“邓办”、“陈办”、“杨办”一样，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在“总理办公室”的编制内。
“总理办公室”也泛指总理身边的工作班子，因为办公地点就在西花厅，所以常被人简称为“西花厅”。比如“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了”，常被各部委说成“西花厅来电话了”。
总理办公室设有室主任、副主任；下面还曾设过综合、外事、军事、财经、行政等等组，有组长、副组长。不过，无论主任还是组长，工作职责主要是行政上的调度、协调，在业务上，主任、组长及每个秘书都是各管一个口或一个方面，都是直接同总理发生关系。总理不允许那种层层上报下达的体制。他曾经对我们大家说：“你们的工作如果先经过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组长、副组长那儿，那主任、组长不是变成二总理、三总理了吗？”
“总理办公室”的“兴衰史”大致是这样：建国后，陆续从全国各地调来一些有文化有实践经验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到总理身边工作，这套班子就叫“总理办公室”，是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不过，我们这些人都叫总理办公室秘书，那时还不叫总理秘书，因为我们还要负责陈云、陈毅和习仲勋三位副总理交办的事。当然，三位副总理自己也有秘书，一般不找我们。但总理讲过话：“你们要为我们4个人服务，不能光为我一个人服务。”
很快，“西花厅”就成了“总理办公室”的代称。我们又把西花厅称为“家”。比如“家里来电话了”或“叫你马上回家”，大家只会想到西花厅而不会想到其他什么“家”。总理外出，我们也是说：谁谁跟总理出去，谁谁留下看家。“看家”就是留在西花厅值班。
这个家里的成员真正是来自五湖四海。比如负责计委、经委的顾明来自鞍钢（王鹤寿推荐）；负责交通的王伏林来自军队的第四高级步校（校长是林彪）；负责农业的杨纯曾是松江地委书记，到1956年又调来国家计委的李岩；负责军事的雷英夫是毛主席推荐的“洛阳才子”，1956年1月调来的周家鼎原在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麾下工作；我是1940年从385旅由张才千团长和王唯洲旅长推荐到总理身边，建国后又由副官改为机要秘书；负责财经的秘书吴群敢来自上海工商局（局长许涤新推荐）；负责外事的陈浩和马列，一个是1945年由王炳南“考试”合格而进入中共南方局外事组的青年党员学生，一个是跟随旅大区党委书记欧阳钦作为周总理随员到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而后调来总理办公室……
大约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前后，我们就基本是只向总理负责了。从抗美援朝开始，虽然外交、军事两组的秘书不少，但毕竟建国后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主，所以还是财经组秘书最多，多达六七人。“西花厅”建有党支部，财经组人数最多，所以单独组成一个党小组，年轻的吴群敢任党小组长，总理就在这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
1956年，国家经济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总理办公室也达到鼎盛时期，秘书多达20余人。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以后，从1958年开始，总理办公室开始减人，西花厅渐渐冷清。不过，这第一次精简还不是因为“反右”，而是总理认为应该支援文教战线。陈浩去儿童医院任党委书记；刘昂到机械部当司长；李琦到山西任省委宣传部长；韦明到北京市委文化部任副部长……
总理办公室主任原来是由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兼任，到1958年开始精简人时，就把统战部秘书长童小鹏调回总理身边任总理办公室主任，而由许明任副主任。秘书的人数由20余人减至10余人，并且要继续减。
总理办公室的第二次精简发生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当时一位领导同志的两个秘书在外事工作上出现失误，耽误了大事。事情反映到主席那里，主席生气了，只说了一句话：“秘书太多会误事。”
毛泽东历来讲话言简意约，越是讲得含蓄，分量越重，总理就紧张了。他回来说：“秘书最多的当然是我这里了。”当即决定精简。
就在决定精简的期间，在一次见面时，毛泽东说周总理：“你搞那么多秘书干什么？让秘书牵着鼻子走。”
总理回来，便作出决定：撤销总理办公室。
1965年1月，童小鹏主任调中央办公厅；许明副主任调国务院任副秘长；顾明到国家计委当副主任。总理办公室撤销，改称总理值班室。秘书也调走一些，比如外事秘书马列调往国务院外办，李岩去了六机部办公厅，戚建南调到财贸办公室，总理值班室只剩了6个秘书。
西花厅门前清静多了，但总理的工作还是那么多；毛泽东只是宏观领导，具体事都交总理办。这样一来，事无巨细，总理都得自己去问，自己拨电话，自己去联系。秘书少了，一个人负责几个口，当然也更忙了。
凑合一段时间，实在忙不过来了，各部委就自己成立了一个小组或办公室，专门与总理联系，向总理负责。这些人加起来，比原来的总理办公室秘书多几倍；真是精简了一个机构，臃肿了整个国务院机关，实在得不偿失。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林彪、“四人帮”多次向总理发难，总理值班室也撤销了，秘书纷纷被下放，连老卫士长成元功也由于江青发难而被下放。最困难时，总理身边只剩了一名秘书。而卫士的工作也只剩我和高振普，由我负起卫士长的职责。总理病重后，才又调来乔金旺，算是增加了一名卫士，照顾住院的总理……
总理同秘书的关系非常亲密，对每个秘书的经历、品格、能力、思想及家庭状况都了如指掌；他可以用眼色指示我们行动，那一种默契就像用生物电磁波建立了一条热线。实际上也有“热线”，由我给每个秘书与总理之间安装了电铃，总理亲自约定“联络暗号”。比如外事组的办公室，总理约定：“我按一下就是叫马列，两下是找陈浩，三下呢，就是邓光来。”接着转向杨纯：“你们办公室呢，按一下是叫你来，按两下是找许明……”
总理办公室撤销时，总理对秘书们说：“既然解散了，咱们就一块吃顿饭，照个相吧。”
总理敬大家茅台酒，深藏心底的那种难言的复杂情感渐渐随着酒力溢于颜色。他那湿漉漉的目光逐一在我们的脸孔上注视，然后缓缓滑过。末了，深吸一口气，猛地把头转向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用情绪起伏的声音命令式地说：“从我这里离开的同志，你一定要给予很好的安排。没有安排好的不走，仍是我这里的人！”
然而，感情深与“让秘书牵着鼻子走”又怎么能成为一回事呢？滑稽。
无论那时还是现在，确实存在“让秘书牵着鼻子走”的干部，特别是有的懒干部，养尊处优的干部，缺少文化知识和工作能力的干部。总理是位“事必躬亲”，无比勤奋的人，我们全体秘书加起来也无法比他的聪明才智，怎么可能牵着他的鼻子走？
大凡当秘书的都不是傻瓜，知道有的首长好“哄”，有的首长好“唬”；有的事能“哄”，有的事不能“哄”。但是对周总理，何时何地，任何一件事都“哄”不得，“唬”不了。
有次总理同廖承志等讨论港澳问题，谈话中，周恩来随口问一句：“香港和九龙的总面积是多少？”
廖承志跟总理那么久，再了解不过。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理不生气；不知道装知道，总理准生气。
迎着周恩来的目光，廖承志老老实实摇头：“不知道。”
总理的目光转向负责港澳工作的秘书。也许是见到在场的人都不知道，而总理的询问只是随便问问，并不是要写到文件里？何况他脑子里似乎有点印象，便回答一句：“十几万方公里。”
“滑稽！”总理勃然变色了，“浙江省才有多大面积？啊！”
这位秘书立刻胀红了脸，流水也似低下头；过去只知道总理容不得“可能”、“大概”、“估计”一类词，所以从汇报和回答里抹去了这一类词。没想到这一次更糟……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样蒙哄是决不允许的！”周恩来声色俱厉。有这样一次，下次谁还敢蒙哄？
有的秘书说，当翻译的最好蒙哄首长，只要说流利点，翻译不够准确首长也不懂。
但是对周总理就不行。英、德、日、俄、法，这些语言总理都懂。外事秘书马列就曾说：“你要是什么地方漏译或错译，总理马上就能发现。这就是给他当翻译的不易之处——你甭想蒙混过关。”
有一次，马列把“美帝国主义”译成了“美国人”，总理立刻提醒：“错了，是美帝国主义，不要译成美国人，纠正过来。”
还有一次，总理讲到“无神论者”，马列一下子想不起来这个词儿，卡壳了。只好老实告诉周恩来：“总理，‘无神论者’这个词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您用英文提个醒吧。”
正因为总理懂外语。所以了解翻译的难处和苦衷，所以给他当翻译也有容易之处。比如毛泽东同外宾谈话，仍然保持一贯的语言风格，成语典故随手拈来，国人听来生动、感人、深刻，翻译可就苦了，常常无法用外语表达出来。总理同外宾讲话，尽量不用或少用难译的成语典故，句子造得平易、朴素、准确，甚至一些计量单位也换算成公顷、公斤、米来讲，而不用亩、市斤、尺：等国内市制，以免翻译作难。
总理有一次批评秘书韦明，讲过一句很严厉的话：“你知道尔是干什么的？你是我的秘书！”这句话是1954年讲的。那以后，这话像长鸣的警钟一样，伴着我们度过了跟随总理的全部时光。每个秘书都不忘自己的职责，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什么身分，应该站在什么位置，或说只能站在什么位置。
陈浩曾经对总理和秘书的关系有个总结，我认为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总理对秘书的态度是10个字：信任、尊重、民主、培养、关怀。
总理对秘书的要求是：认真负责、准确、及时、扼要、有日报、有建议、严格保密。
秘书的工作内容是：
1。传达总理的指示、批示；2。筛选电报。特别重要特别紧急的，随收随送；十分重要十分紧急的，送“第一办公室”（厕所）；重要的、紧急的，放“第三办公室”的办公桌上；一般的，晚上总理批阅文件时再交给他看。3。加工经办的案子。按总理要求，通顺文字，齐全附件，理清来龙去脉，检查是否合乎政策。4。划《参考消息》，将外电重要内容用红笔划出来，送“第一办公室”（厕所）。5。做文件摘要，为总理节省阅件时间。6。起草总理的口授电报；帮助查阅地图、经典著作、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等资料。7。将各地各部门打来的电话写成汇报条或当面向总理汇报请示。8。轮流值夜班。9。通知有关人员来开会；准备材料、作记录，必要时整理成文件，经总理改定印发。10。随总理出访。事前作准备工作，出国后理材料，拟电报、值夜班等等。
由此也不难看出，秘书是为总理服务，向总理负责，决不可能总理“让秘书牵着鼻子走”。
衣食住行
周恩来出访亚非欧14国时，有个很能眨巴眼的记者问：“周先生，你已是65岁的人了，为什么看上去还显得这么年轻？你都吃什么了？”
这个问题，不乏挑衅味道，但也不乏好奇。
尼克松对这种问题的看法是：权力使人年轻。
一首歌唱的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有位老干部回忆说：“只有爱心才能使总理老是那么年轻。”
不过，总理当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的。”
总理是按照怎样一种东方人的生活习惯去生活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探寻的兴趣越来越浓，甚至有些医生也开始研究，研究总理长寿的秘诀。
绝大多数人会说：你讲错了。总理不满78岁病逝，这不算长寿。现代人78岁实在是太普遍了。
但你不要忘了，如果人“醒”着才算活着，那么总理的寿命绝对超过120岁的寿星；一些很有研究的医生对我讲，像总理那样的劳心劳力，鞠躬尽瘁，换其他任何人也不会活得比诸葛亮长。“总理是累死的。如果作一项试验，选10万人在总理那样的重负下经受总理那样的劳作，不出一年会倒下1万，不出5年会倒下3万……”
这种试验虽然不可能进行，但我相信他讲的话。当我们20多个秘书对总理1个人，昼夜实行车轮大战时，我就曾想过：换我处于总理的位置，我一年肯定彻底躺倒，而且不大可能再爬起来。
回到原来的话题：总理是怎样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的？工作已经讲过不少，本章讲讲衣食住行，下章讲讲休息娱乐，然后还有“夫妻之间”……
衣
周思来信奉并遵循“人靠衣装马靠鞍”的东方文明。
人靠衣装，周恩来必然要有各种“讲究”。我替他总结了4条：讲究选料，讲究款式，讲究穿衣保密性，讲究作衣的时机和理由。
首先谈谈在作衣置装的选料上有什么讲究？
一进城，周恩来就跟我谈话：“进城了，以后你就不要叫副官了，当行政秘书吧。”
当时也没什么正式命令，总理谈了话，就从上到下都改称我何秘书，并负责总理的生活。
谈话后，总理交给我一项工作：“我参加活动多，仪容是否整洁，国内国外都注意；给你们提个要求，我的衣服一定要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