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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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袁才任命赵秉钧代理总理。因为他自信这个警察头子够得上帝国主义主子们所要求的那种“不畏强暴，不避艰辛的人”。在赵秉钧代理总理期间，袁故意作出物色人选、改组内阁的种种虚伪姿态，来愚弄参议院和同盟会领导人。他时而表示要用赵秉钧组阁，时而又请刚刚来北京了的孙中山和黄兴推荐“人才”，然而他的本意却是想让赵秉钧转为正式总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同意赵秉钧填了一份加入同盟会的志愿书，挂名同盟会，又让赵秉钧负责招待孙中山和黄兴，以便取得这同盟会领袖的好感。
8月底，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参见本章第四节）。黄兴极力劝袁世凯以国民党为奥援，建设“强有力之政府”。袁假惺惺地表示，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在取得黄兴等人的同意后，袁于9月22日向参议院提出任命赵秉钧为总理，由于事先已疏通，得以顺利通过。赵秉钧兼内务总长，外交总长前已任命梁如浩，其余总长都留任不动。某日，在国务会议上提及国务员加入国民党的事，袁故作风趣地说：“此事不待大总统委任”。陈振先和梁浩先后加入。许世英本是国民共进会会员，该会既已并入国民党，他也就变为当然党员。刘揆一入阁前已宣布脱离同盟会，而今也说：如全体加入，他也愿意恢复党籍。段祺瑞和刘冠雄都借口自已是现役军人，不入党派。范源濂是共和党，他表示愿意脱党，但不肯加入国民党。只周学熙断然拒绝加入。这样，在国各员中除无党派者外，都算是国民党了。袁故意散播说：“国民党所主张的政党内阁已经实现了”。然而这个“现凑的政党，内阁，不驴不马，人多非笑之”，说“此非政党内阁，乃系内阁政党”。＇6＇
10月3日，赵秉钧到参议院宣布政见，大意是说“以维持现状为主义”。＇7＇可是，不久他就挽国务会议移至总统府召开，形式上国务院仍有会议，实权却完全操于总统府，一切政务均秉承袁世凯的意旨行事，所谓“责任内阁”名存实亡。
注释：
①《阮忠枢致张镇芳函》（原件），1912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存。
②风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1946年版上册，页121。
③《京津泰晤士报》（Peking＆TientsinTimes），1912年6月19日。
④《爱国报》，1912年6月15日。
⑤同④，1912年6月20日。
⑥《袁世凯覆陈其美电》，1912年6月22日，见《大自由报》，1912年6月25日。
⑦同④，1912年6月26日。
⑧《论唐绍仪出京》，《京津泰晤士报》（Peking＆TientinTimes）社论，1912年6月19日。
⑨据蔡元培说：之所以如此回答袁氏，为的是“表明我等对于大总统而辞职，非诉于大总统个人，而实诉于国民全体之代表也。”他接着说“而外间乃传为我亦代表四万万人，我虽不通，亦不至离奇乃尔。”见《答客问》，载《民立报》1912年7月27日。
⑩黄远庸：《远生遗著》，卷2，页66。
＇1＇同④，1912年6月25日。
＇2＇同⑩卷1，页71。
＇3＇徐有朋编：《袁大总统书牍汇编》，上海广益书局1912年版，卷5，页16。
＇4＇同⑩，卷2，页78、79。
＇5＇同④，1913年1月25日。
＇6＇同⑩，卷2，页153。
＇7＇同④，1912年10月5日。
裁减革命军队和“军民分治”
袁世凯在加强对中央政府控制的同时，十分注意南方各省革命形势的民展。当时，广东、江西、福建、安徽、江苏、湖南等省都在同盟会的掌握之下。湖北、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等省虽非同盟会所掌握，但也不是北洋军势力所能达到的。而且，上述各省共有五十多万受过革命洗礼或影响的军队，其中约有一半在同盟会军人的手里。①袁世凯以封建帝王的观点来看待南方的局面，认为这就是汉代的封建和唐代的藩镇，是一种地方割据势力，对于他的“大一统”事业，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当时帝国主义的在华报纸，也不时煽动说，南方军队“乃一切革命暴动之种子，苟欲谋治安，非裁减军队不可”。②
1912年4月下旬，袁世凯亲主持召开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专门研究和制定了一个“消纳各省军队”的规划：计划第一步先把全国九十万军队裁减一半，缩为五十个师。当月29日，袁世凯在参议院阐述施政纲领，讲话的中心内容就是向帝国主义借款和裁减军队。他说：“近日军队复杂，数逾常额几倍，消耗过巨，闾阎何以堪此？已饬财政陆军两部实行收束之方。”③袁嘴里讲关心人民疾苦，其实他心里想的是消灭革命军队。关于这一点，陆军总长段祺瑞说得最为露骨，他说：“武昌起义以来，各省相继召募，于是军队林立，较原有者增一倍不止，且率多仓猝成军，未受教育，既难保不为地方之祸，而值此国家经济万分困难之时，饷项亦必不能继。”因此，必须大力裁减“地方军队”，“以恢复地方秩序”。④而对那些“训练有素”的反革命北洋军，他不仅不裁减，反而用各种借口不断地扩充。如1912年4月段芝贵招募拱卫军十营三千人。稍后，雷震春在河南又召募豫军六营。奉天将旧巡防营改编为两个师，等等。
袁世凯深知裁减革命军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针对各省不同的情况，他采取了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策略，而集中全力瓦解同盟会的军事力量。
对于非同盟会系统的都督，袁世凯基本上允许保留原有的军队数额，以取他们的支持。如陆荣廷原有巡防营三十多营，本来人数约相当一个师一个旅，但他吸收了本省另外的一些军队扩编为两师一旅。云南蔡锷的军队一直保持民国元年两师一旅的名额，另有警卫队四十营。此外，民国元年2月采用近代师旅编制的军队贵州有一旅，浙江、山西各有两师，陕西有四师，到1913年3月都维持原来的名额。湖北军队的情况比较复杂，既有黎元洪的嫡系，又有同盟会军人直接统率的。袁世凯决定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他暗中支持黎元洪解散同盟会的军队，同盟会军人蒋诩武、张振武等则坚决抵制。张振武清末加入同盟会，为武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民国成立后，担任湖北军务司副司长，颇“得鄂军士心”。当黎下令解散张振武领导的将校团时，张振武“函阻将校团不得退伍”。（该团共六百多人，方维担任团长）。黎又企图遣散兵站总监兵六大队，张振武闻讯立即将它改编为护卫队；黎又下令解散护卫队；张振武“抗不遵命”。黎下决心要消灭同盟会的军队，鉴于张振武“留鄂鼓乱”，乃求助于袁世凯。袁诡称有重要军务商讨，电令张振武、方维入京。8月8日张、方抵京后，黎立刻密电袁，加张、方以“蛊惑军士”、“倡谋不轨”的罪名，要求施以军法，就地处决。这是黎借刀杀人的诡计。袁就将计就计，于15日下令逮捕方、张当日加以杀害，造成了民国成立后杀害“革命元勋”的第一桩大血案。第二天北京城里军政两界迅速传遍了张、方不经审判被害的消息。同盟会领袖和湖北籍贯的共和党人孙武、刘成禺等都严词问袁世凯，参议院也要求公布张、方谋乱证据。袁有恃无恐，他把黎元洪给他的密电公布了出来，借以推卸自己的罪责，并咨文参议院说：“贵院要求证据，当令黎都督查明答复。”从这件谋杀案中，袁得到了双重的政治利益：既恫吓了同盟会，又离间了同盟会和黎元洪的关系，迫使黎在政治上进一步向他靠拢。血案发生后，湖北裁减革命军队的速度便加快了。由于武昌起义时广大群众踊跃参军，清末湖北新军一镇一混成协，民国元年扩编为八个师又两个混成旅，经黎大量遣散，至1913年3月已减为六个师，稍后双缩编为三个师一个旅。后来，段祺瑞奉命到湖北代替黎元洪，又迫令鄂军裁减，至1914年底仅剩下一个师和一个旅，而且师旅长都是由袁世凯指定的。
对于其他各省同盟会军人所掌握的军队，袁世凯则严令遣散或裁减。为了减少阻力，他极力利用同盟会军人来推动这件事。派李燮和为长江水师总稽查，“以求达到改编长江水警的目的”。⑤派原山东督胡瑛前往烟台，派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赴湖南，目的都是为了遣散革命军队。这些措施，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由于辛亥革命时攻克南京，在南京附近集中了近十万革命军队。临时政府北迁后，袁世凯同意设立南京留守处，以黄兴为留守，统率这些军队，并规定留守处由袁世凯直辖。表面上，袁总是说倚重黄兴，骨子里却是要利用黄兴来遣散军队。当时，黄兴等同盟会领导人，大都被袁的裁军宣传所迷惑，天真地以为“铁血精神”已经过去，“建设时期”已经到来，以为用约法、议会、内阁即足以约束袁世凯，没有必要再保留大量的革命武装力量。再加上袁氏停发原来由南京临时政府供饷的部队军饷，只发少量的遣散费，从经济方面紧紧逼迫，使一些部队的伙食都无法维持。所以黄兴不得不“日日以演说革命大义”来动员军队解散。即使如此，袁仍不放心。5中旬，他一面鼓动北京御用报纸攻击黄兴“拥兵自固”；⑥一面密令陆军部次长蒋作宾和江苏都督程德全前往南京监督，以压迫黄兴加快遣散军队的速度。
程德全于5月22日致袁世凯密电报告说：“在宁亲见克强（黄兴字）办事情，实系处处力求收束，并无积极思想，即使三月不能完竣，大概五月为期总无不了之局……蒋次长到，实于各方面均有裨益，但虑蒋君一到，留守即将各事立即交出，失之太骤，非事势所宜。可否密谕蒋次长于抵宁之日宣布均意，以此番来宁专为抚慰赞助起见，并非交涉。闻克强与蒋君至好，必乐引为己助，似此一面可以促事实进行，一面可以释军心猜虑。”⑦在袁世凯的压迫下，至6月中旬，近十万革命军队已有三分之一遣散了，三分之一回原来各省，余下的三分之一江苏本省供饷编成三个师：分别以章梓（第一师）、冷（第三师）、陈之骥（第八师）为师长，6月14日，袁世凯下令撤销南京留守处，解除了黄兴的职务。
在辛亥革命高潮中，广东革命党人所组织的军队也是比较多的。1912年初有三个师，此还有三万多民军。在南京留守处遣军队的同时，袁世凯通过同盟会军人强令民军解散，又裁减了一个旅，到1913年3月只剩下一个旅，钟鼎基和苏慎初为师长，旅长有王肇基、叶举、罗炽扬等。湖南都督谭廷“虑兵多为患”，大力裁减湘军，到1913年3月已遣散五万余人，由1912年初的五个师减到一个师。同时，江西也裁减了一个师。山东烟台革命党人领导的军队则被全部解散。安徽都督柏文蔚将驻安庆的一个混成旅和驻芜湖、庐州的第十五师等队伍裁并为一个师，自己担任师长，以胡万泰、龚振鹏为旅长。四川民国元年2月有五个师，经过裁减遣散，到次年3月只剩下两个师。另外，“保路同志军”几乎全被遣散，有的甚至被加上“会匪”的罪名，遭到残酷镇压。据一些材料统计，在1912年2月至1913年3月间，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四川等五省共裁减军队十六个师，大大削弱了革命党人的武力，使他们在发动“二次革命”抵抗袁世凯北洋军时，军事上始终处于劣势。
当时，也有一些革命党人识破了袁氏裁军的阴谋。如1912年6月13日，参议院开秘密会议，讨论裁军方案，段祺瑞出席作报告，一位同盟会议员当场质问他：“北方日日添兵，南方何得独裁？”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所以不主裁兵者，恐怕大总统要做皇帝。”⑧有些同盟会军人对袁世凯也表示不信任。如辛亥革命时上海都督陈其美招募军队在三师以上，南北“统一”后陆续裁减一师。当北洋政府命令他继续裁减，并指责他“拥兵自卫”时，他据理反驳说：辛亥革命时借垫军饷四百万元，无法偿还。此事一日不料理，一日不能遣散。后来，由于欠饷日增，又被解散一部分。福建第14师师长许崇智“屡次秘密开会运动军官”，反对裁军。袁世凯即电调许崇智入京，企图“俟其到京当羁留不遣”。⑨许崇智回电谢绝“内调”，袁的诡计未能得逞。1913年3月中旬，梁士诒以省亲祝寿为名回到广州，要求广东都督胡汉民继续裁减军队。胡表示为维持本省秩序，目前军队必不可少，“总统解散地方军队的政策是不可行的”。袁闻讯很不高兴。⑩江西省民国元年2月有军队三师一旅。江西都督李烈钧在裁减了一部分“无战斗力”的部队后，便以维持地方治安为理由，保留了赣军两师一旅，以欧阳武、刘世均为师长；并控制着江西境内长江沿岸各炮台，拒绝北洋府陆军部接管。而且。为了装备赣军，他领取南京留守处护照，通过上海外商洋行购买步枪七千枝和子弹三百万发。当这批军火于1912年底运抵九江时，袁世凯以“擅买军火”为口实，命令九江关予以扣留，并派海军监管。李烈钧以“袁世凯防赣省如寇仇”，实难容忍，立即指令蔡锐霆和陈庭训率领赣军把军火夺回。这件事使袁世凯大为震惊。他立即派海军次长汤芗铭率领军舰六艘到九江示威；并有意制造了汪瑞事件，妄图压服李烈钧。
原来，袁世凯一边裁减革命军队，一边推行“军民分治”，昔以削弱南方各省都督的权力，打击革命势力。1912年6月中旬，袁世凯派袁乃宽到武汉，要求黎元洪发起实行“军民分治”。当时，黎在和同盟会的斗争中正迫切需要袁的支持，自然不敢违命，遂于7月1日通电各省，倡议实行“军民分治”，即都督专管军事，另由“中央”派民政长治理民政。黎还表示湖北愿意首先实行。袁世凯立即回电说：“疚疾曰急，今得良剂，天存吾华，必由于此。十害三无，怵心刿目，西儒所谭暴民专制，不图今日乃亲见之……今有我公，以身作则，祸机之息，新邦之固，共可决矣。”＇1＇北洋系统的各省都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