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实录-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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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主持。
１９４０年１月间，黄励因为个人问题没有处理好而突然自杀，这样一来，领导师政治部的担子又全部落在罗荣桓的肩上。６月，军委任命鲁西军区政治委员萧华任师政治部主任。萧华于９月间到任后，罗荣桓便不再兼政治部主任，而以全力领导全师的工作。１９３９年底，原来留在晋西南的１１５师独立支队，对挑衅的阎锡山进行反击后转移到晋西北，翌年５月在支队长陈士榘的率领下进入山东，１０月间，到达鲁南，陈士榘这时被任命为１１５师的参谋长。因此陈光的工作量也大大减轻。到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１５师的领导班子虽已配齐，但在山东进行抗日斗争的八路军（包括１１５师和山东纵队）却仍未形成统一的领导。
自从１１５师入鲁以来，在山东就存在着１１５师和山东纵队两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他们是当时平行的兄弟部队，这种情况不利于发挥共产党在山东的抗日力量的整体作用。１９３９年４月２４日，北方局向中央建议，派徐向前到山东工作，并成立八路军第１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１１５师和山东纵队。６月，徐向前和朱瑞到达鲁中地区，８月１日，发表通电，宣布就任第１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职务，并正式宣布成立八路军第１纵队。１９４０年６月，第１纵队司令员徐向前离开山东返回延安（从１９４１年起，山东第１纵队的番号就不再使用）。因为徐向前的离开，山东又缺乏统一的领导。
１９４０年７月１８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建议：山东暂由陈光和罗荣桓实施统一指挥。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于１９４１年８月８日又作出决定，加强山东八路军作战指挥的统一。指示的内容是：
“（甲）分局、１１５师师部及山纵指挥部靠拢，以便经常开会，以分局会议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山东分局暂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同志组成，朱瑞为书记。
（乙）山东纵队归１１５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丙）将山纵及１１５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罗荣桓、黎玉、陈光、萧华、陈士榘、罗舜初、江华七人为委员，罗荣桓为书记。”
山东分局随即开会研究贯彻中央这一决定，决定分局委员的分工：朱瑞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陈光主持财委会。１０月２日，罗荣桓和陈光率师部到达临沂青驼寺，主持召开了山东军政委员会的首次会议，研究了１１５师与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的问题，对秋季反“扫荡”也进行了部署。
１０月２８日，中央又给山东发电报，重申上述指示，并明确指出：山东今后应“巩固与扩大１１５师与山纵，使两部打成一片，坚持山东根据地，并在将来必要时，准备发展方向……”中央要求山东纵队和１１５师商量决定具体的集合地点。
在１１５师刚刚到达山东时，中共中央曾有让该部以山东作为跳板，然后继续南下的设想。这也是中央迟迟未统一山东抗日力量的一个原因。通过上述指示可以看出，中央已决定把山东作为１１５师的基本根据地。这样一来，１１５师的基本任务和预设战场就已经很明确，但山东八路军的统一和指挥仍存在问题。
山东纵队虽然“归１１５师首长指挥”，但只是“配合作战”。既然是配合，那就是说山东纵队还不属于１１５师。
统一指挥问题有所突破，但还不是干净利落，对某些问题并未明确。这样一来，矛盾就产生了。
对于同山东纵队并肩作战，１１５师的领导陈光和罗荣桓一直都比较重视。特别是罗荣桓，他身为政委，更为关心。他强调要维护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他经常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如果主力和地方关系搞不好，要由主力负责。这一点，中央要求也很严格。为了增进了解，交流经验，在１１５师和山东纵队之间进行了干部交流，并互相派人到对方部队观摩学习。
因此，１１５师与山东纵队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比较融洽。
为了打通抱犊崮山区与山东纵队机关驻地沂水蒙阴地区的联系，必须控制费县东部的天宝山区。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交通闭塞，相传从光绪以来，就没有向官府交纳过钱粮，真可谓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三打白彦之后，陈光和罗荣桓即争取当地的廉德山地方武装，并于７月间进驻这一地区，开辟了天宝山根据地，随后将师部北移到天宝山区的桃峪，缩短了与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机关驻地之间的距离。
在中央提出由山东纵队和１１５师商量决定如何靠拢后，两个部队之间的矛盾就随之产生。因为由１１５师领导整个山东的抗日武装力量，那么从形式上讲，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就有被１１５师“兼并”的可能，这样就造成了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中一些人心理上的不平衡，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于是，山东分局的个别领导就向中央打起了“小报告”，对１１５师司政后机关提出多项指责，同时还向中央建议：“统一山东党政军民领导之具体事项，待会后再定。”这里所说的会，就是１９４０年秋季召开的１１５师高级干部会议。
桃峪不平
１９４０年９月，１１５师高级干部会议在桃峪召开。这地方有很多桃树，一到春天，漫山遍野都是桃花，非常迷人，因此当地的一些文人就将桃峪与陶渊明的桃花源相比。但当时的百姓并未过上幸福生活，桃峪并不是真正的桃花源。１１５师的桃峪会议也偶起风波。
陈光和罗荣桓主持了这次会议，出席者有各支队和师直机关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鲁南区党委的负责人，山东分局的负责人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罗荣桓在大会上作了关于１１５师在山东的总结报告，他说，１１５师进入冀鲁边、苏鲁豫、鲁西、鲁南等地区后，开辟了根据地，给这些地区输送了３００多名党政干部，帮助建立了一批县级政权，扩大了八路军的力量，建立了２个军区，６个军分区。在统一战线中，执行了党的政策，增进了与友军的团结，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各个击破顽固势力，为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还用“争、插、挤、打、统、反”６个字生动地概括了已经在各根据地采用的工作方法。
同时，罗荣桓也指出了１１５师存在的缺点。
一是军事发展与党的群众工作配合不好。由于不善于团结地方干部，求得地方党的配合，造成主力的极不充实，同时地方武装工作薄弱，还没有建立起一块巩固的根据地作为基点。
二是由于部队分散，没有进行必要的整顿，因而纪律松懈，破坏党的政策、损害党的传统的现象已很严重。由当时的形势所决定，八路军只能进行相对分散，并进行游击战，这样一来，上级就无法对下级进行十分有效的控制，有些部队自以为是，并且自觉不自觉地沾染上国民党部队的一些习气。
这种违反纪律和政策的事件，最严重的一次就发生在桃峪会议召开前不久。８月间，已编入八路军的天宝山大队长廉德山叛变投敌，将八路军的一个侦察班和师政治部的几位民运干部扣押在山寨内。９月２日，八路军向叛匪发起攻击。廉德山的部队裹胁了一些群众固守天宝山险峰南大顶，使进攻南大顶的八路军遭到很大伤亡，这激起了攻击部队指战员的极大愤慨。罗荣桓担心部队攻占山顶以后会违犯政策，立即派政治部的两位科长到前线去。然而，直工科长刘四喜又被叛军打死。而另一位同去的科长急红了眼，在攻下南大顶以后，不但没有制止违犯政策的现象，而且自己也枪杀了俘虏。罗荣桓得知后，立即将他撤职，同时批评了有关人员，并派组织部长梁必业去处理。随后，罗荣桓又向上级报告了此事，并作了自我批评。在桃峪会议上，罗荣桓主要是通过这一件事，并联系以前发生的一些问题，再一次强调执行政策、严格纪律的重要性，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在这次会议上，罗荣桓还提出了“治军要严”的口号。
与会者对１１５师进入山东以来的工作进行了热烈讨论。在讨论中也反映出一些不同的认识，主要是集中在对山东形势的估计，以及如何贯彻以游击战为主的方针等问题上。有的领导认为，共产党在山东的武装力量已能同日伪军相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初步取得了优势。八路军控制的地区已占全山东省的６０％，人口也占５０％。基于对形势的这种乐观估计，他们便倾向于强调建设正规化的主力兵团，认为打游击战已经不过瘾，要打大仗，打运动战（或称运动游击战），而对于坚持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却不够重视，也缺乏更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罗荣桓和一些人不赞成这种对形势过于乐观的估计。他们从山东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八路军对敌伪军还是劣势，在当时组建正规兵团、打运动战的条件尚不成熟，应坚持以游击战为主的作战方针。
会议期间，八路军总部来电，对桃峪高干会议作出指示，批评了１１５师军队纪律和干部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１１５师已经作了严肃的处理，罗荣桓也在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但是，尽管如此，山东分局个别领导人还是以南大顶事件作为把柄，对１１５师进行严厉的指责。
山东分局个别领导人对１１５师的不断指责，有些是针对罗荣桓个人的，罗荣桓觉得山东的工作很难作。他认为，如果自己不在这一位置上可能会好些。于是，１０月４日，罗荣桓以个人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总部并转中央，表示完全接受八路军总部对１１５师工作的批评，并请求将他调离山东去学习。１０月１７日，毛泽东起草并签发了以他和朱德、王稼祥名义的复电，在肯定八路军总部批评的同时，指出：
“１１５师有极大的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你们均应继续安心工作，目前没有可能提出学习问题。”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接到这一电报后，罗荣桓就放弃了个人的要求，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中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
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在桃峪会议上暴露出的各种分歧，在会议期间没有得出统一认识。
桃峪会议结束后，为了便于实行山东军事上的统一指挥，１１５师决定按照山东分局的意见，将师部转移到沂蒙山区。但考虑到鲁南地区是通向华中的枢纽，又是沂蒙山区的屏障，这个地方也不能放弃，于是，又把教导２旅一部，转移到沂水县青驼寺以西的聂家庄。
解决“家庭困难”
１１５师师部同山东分局、山东纵队机关靠拢之后，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多粮少，部队和机关的日子都非常艰苦。
１１５师驻地抱犊崮山区和天宝山区田少石头多，是山东有名的穷地方。由于山东八路军和共产党机关都挤在这一地区，吃饭成了问题。部队日常吃的都是煎饼，是用高粱面或其他面糊糊在平底锅上摊成的。高粱煎饼又黑又硬，咬起来十分费劲。一些煎饼中的糠很多，吃下去容易便秘。为了便于下咽，在天宝山区烙煎饼时，还在面糊糊里掺一些山梨或柿子。当地蔬菜十分罕见，战士们时常将柳树叶子腌一腌，卷在煎饼里吃。如果是北方人，习惯于吃面食，不管面的质量如何。可是，师部有一些知识分子是南方人，习惯于吃米饭，又不会卷煎饼，双手拿着煎饼吃很像看报。于是，开饭吃煎饼时，他们便开玩笑说：“读报了，读报了。”
１１５师的领导也同大家一样。当时罗荣桓虽有很厉害的痔疮，但也是每天“读报”不已。
穿的是羊毛棉袄。这乍一听，穿羊毛棉袄，还以为满不错，然而，却是名实不符。
１９３９年，１１５师从晋西出发时带了６万元，到鲁南后不久便花光了。于是南下郯城码头，才筹款解决了当年的棉衣问题。桃峪会议以后，又到深秋，因搞不到棉花，棉衣仍无着落。后来发现，当地养的羊不少，便决定就地取材，搜集老乡未经漂洗的羊毛，指战员每人发几斤，发动大家自己动手，用羊毛做絮，缝制棉衣。
正在大家忙于洗晒羊毛，制作棉衣的时候，陈士榘到任了。一天，罗荣桓同陈士榘沿着河边散步，见到许多战士在岸边石头上用柳条抽打羊毛。陈士榘就问罗荣桓：
“这羊毛能不能像弹棉花那样弹呢？”
罗荣桓摇摇头说：“如果有一台破毛机就解决问题了。”停了一会，他又说：“这只有等到胜利以后，现在只能是望梅止渴。”
这一年冬天，１１５师的领导与其他人一样，也是穿着这种羊毛棉衣。穿这种棉衣，羊毛一根一根地往外钻，弄得到处是羊毛，而且一它一它地向下坠，往往是棉衣的下部厚厚的，而上部却成了单衣。就是这样的衣服，帮助１１５师的指战员度过了鲁南的严冬。
在那种十分艰苦的战争年代，部队有困难只能靠自己想办法解决。
１１５师到山东后，本想就地获取一些给养。但山东的国民党政府却百般阻挠，说１１５师的防区不在山东。从根据地里搞吧，当地的老百姓本身也苦得很。没办法，一开始八路军主要是靠打仗来维持生计，但打仗也需要一定的条件，不但要有好的作战目标，而且也应有足够的实力。
后来，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山东境内的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发动全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先是开荒种地，帮助群众耕种和收藏。但是，不久很多地方又出现军民争荒地的矛盾。罗荣桓得知此事后，就找山东军区司令部管理科长何敬之商量。何敬之提议到海边去开盐田，罗荣桓当即表示同意，并亲自参加了盐场的规划、建设和后来的晒盐劳动。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军区直属队组织了一支运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