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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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是安徽六安县金家寨（今属金寨县）人，生于一九○四年，比米夫小三岁。一九二五年由上海大学去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为这所大学开张后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个，改名“波波维奇”，又叫“马马维奇”。很巧，给王明那个班教列宁主义课程的，便是米夫。王明聪颖，也很用功，迅速掌握了俄语，钻研列宁主义理论，得到了米夫的赞赏。这样，不到一年，王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学生公社”相当于学生会。这是王明政治生涯的起点。米夫访华，王明成了他的翻译，那八个来月的朝夕相处，使王明跟米夫变得亲密无间。于是，王明成了米夫的心腹。
就在米夫离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八个多月中，那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斯大林的批评，校长拉狄克下了台，教务长阿古尔被任命为代理校长。他和学校联共（布）党支部书记谢德尼可夫相对抗，各拉一批教师、学生，形成“教务派”和“支部派”。不过，大部分中国学生不愿参与两派之争，便形成了校内的第三势力。米夫和王明回来之后，把第三势力拉在自己身边。随着米夫联合“支部派”压垮“教务派”，米夫也就成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王明出任支部局宣传干事。这样，米夫掌握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大权，王明也成了中国学生中的领导人物。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米夫和他的得意门生王明 2
恰恰在这个时候，联共（布）开展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本来，这纯属联共（布）内部事务，跟中国学生关系不大。可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一下子使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了“反托运动”的重点：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时，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学生队伍参加盛大的游行。队伍经过红场检阅台时，学生们高呼“十月革命万岁”、“斯大林万岁”，可是忽然有中国学生高呼“托洛茨基万岁”。斯大林勃然大怒，指令米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展“反托”、“肃托”运动。王明借助这场运动，“肃”掉了自己的敌手（很多人并非是托派）。王明以原有的第三势力为基础，日渐形成自己的小宗派。这小宗派自命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共二十八个，后来被人们称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一个松散的集体，内中有不少人后来对中国革命作出有益的贡献。他们通常是指：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王稼祥、朱阿根、朱子纯（女）、孙济民、宋潘民、杜作祥（陈昌浩之妻）、陈绍禹（王明）、陈昌浩、陈原道、何克全（凯丰）、何子述、李竹声、李元杰、沈泽民、汪盛荻、萧特甫、张琴秋（沈泽民之妻）、张闻天（洛甫）、孟庆树（王明之妻）、夏曦、秦邦宪（博古）、殷鉴、袁家庸、盛忠亮等。据说，还有一个小同学也支持王明，可是观点常动摇，算是“半个”，故又被人戏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不过，那时的王明，还只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小打小闹而已。
他头一回在中共高层“露脸”，那是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的时候。米夫成为中共“六大”的幕后操纵者。王明作为米夫的翻译，广泛接触了中共高层人物。就连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时，翻译也由王明担任。米夫参与了扶植向忠发，让他担任中共总书记。不过，当米夫提议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时，受到了代表们的抵制——因为王明连代表都不是，况且又未曾在国内做过实际工作，怎么可以选他作为中央委员呢？
王明终于下决心回国了。那是一九二九年三月，他回到了上海。怀着雄心壮志的他，最初被分配到上海沪西区，为中央秘密党报做送报员兼采访员，使他大有怀才不遇之感。四个月后，他担任中共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又过三个月，调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任编辑。地下工作毕竟不像在莫斯科高谈阔论，被捕的危险时时在头顶盘旋着。他于一九三○年一月十二日上午在上海英租界被捕。王明十分紧张，当天下午托巡捕送信给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潘问友，请求营救。此事完全违反了地下工作的纪律。为此，中共中央立即通知所有被王明知道住址的人员迅速转移。此事很快传到共产国际，米夫委托“赤色救难会”驻沪代表、瑞士人牛兰出面营救。牛兰花了一笔钱，总算使王明在二月二十八日获释。
出狱后，王明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他被调往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当《劳动》报编辑。惊魂甫定之后，王明又开始钻营。一九三○年六月，他得以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使他有机会接近中央。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由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兼任。他在李立三身边工作，变得消息灵通起来。
这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不断被派回国内，其中包括“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人物。王明常在他们之中走动，私下议论。王明根本瞧不起向忠发，骂他是傀儡。王明也看不起李立三，说李立三不懂多少马克思主义。他大有取而代之的口气，虽说当时他还只是李立三手下的秘书。但他会伺机而动。
机会终于来了。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那个《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之后，王明很快获知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罗伯特对决议有意见，反对下发这一决议。李立三大骂罗伯特右倾，以总书记向忠发的名义于六月二十日向共产国际远东局发出抗议信。信中说：“我们觉得罗伯特同志有一贯的右倾路线，他在远东局的工作，的确妨害中国党领导革命的工作，妨害中国党与远东局的关系，我们要求远东局停止罗伯特的工作。”
王明风闻此事，便找“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随便聊聊”。王明渐渐把话题引到李立三和罗伯特产生矛盾之事。他们四人原本就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一拍即合，都认为应当趁机发动对李立三的批判。不过，王明并不以为李立三“左”，却是以为李立三是“用‘左’倾的空谈掩盖着右倾的消极”。那时，斯大林作了《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长篇演说，批判布哈林，并要求各国共产党都开展反右倾。正因为这样，右倾成了很可怕的罪名，李立三指责罗伯特右倾，王明又说李立三右倾。几天之后的七月九日，中共中央机关举行政治讨论会。博古第一个站出来批评李立三，接着是何子述、王稼祥发言支持博古，嗣后王明作了长篇发言批判李立三，声称李立三犯了“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茨基主义的混合错误”。这一突然袭击，使李立三十分震惊，当场气呼呼地说道：“我知道你们几个莫斯科回来的要搞什么名堂！”
大权毕竟握在李立三手中。没几天，总书记向忠发便出面找王明等四人谈话，宣布他们四人的发言是反对中央决议和中央领导人的，因而是违反党纪的。向忠发还宣布，中央决定给四人以纪律处分：给为首的王明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给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以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四人同时调离中央机关，王明调往中共江苏省委另行分配工作，博古调往工会组织，何子述调往天津，王稼祥调往香港当党报记者。
何子述、王稼祥不得不离开上海。但王明仗着有米夫做后台，不服气……
六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十月底，“二十八个布尔塞维克”中的沈泽民、凯丰、陈昌浩、夏曦从莫斯科回来，向王明透露了来自米夫的重要信息：共产国际要对李立三的错误升级为“路线斗争”，同时要批判瞿秋白的调和主义。
王明顿时活跃起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正是他夺取中共领导权的大好时机！这时，中共中央尚未收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还不知道一股北方寒流即将突然袭来……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王明成为中共新领袖 1
历史经过时间的沉淀，才慢慢变得透明起来。
共产国际在“十月来信”中突然提高了批判李立三的调子，那是因为他们得知，李立三在八月一日、三日，说了一些对共产国际甚为不逊的话：“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对共产国际的忠实不等于对中国革命的忠实”，“等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了”……那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是上下级关系，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岂容李立三如此“目无领导”。所以一下子把李立三的话说成是那些反对共产国际的“‘左’、右叛徒所爱用的”，一下子升高了对李立三批判的调门。
至于此事一下子涉及瞿秋白，也“事出有因”：那是因为瞿秋白在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时，曾与米夫产生矛盾，在一九三○年春被撤掉团长之职，并决定派他回国。不料，瞿秋白回国之后，由于周恩来的谦让，反而使他成为中共领袖，这完全违反了共产国际和米夫本来的意愿。用当时共产国际领导库西宁的话来说，瞿秋白在中国反而得到了“奖赏”！米夫绝对不允许瞿秋白成为中共负责人，他指责瞿秋白“包庇”李立三，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看来，瞿秋白的地位已岌岌可危，谁将取而代之？
二十六岁的王明，显得异常忙碌。他几度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坚决为他平反——须知，他如今已成了反对立三路线的“英雄”！他以未来的中共领袖自命，正在忙着起草他上台后的政治纲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就个人私事而言，王明也忙得够呛。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苦苦追求的女同学孟庆树，总算回国，总算也分配在上海工作。不料，她在一九三○年七月三十日突然被捕，关押在龙华。王明以惆怅之情，写下一首七绝：
天上当然织女好，
星间难怪牛郎痴。
真情岂受银河隔，
有限长空无限思。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第一百一十九页，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好不容易，孟庆树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狱。“刚出班房进洞房。”翌日，她便与王明结婚了。当然，最使王明兴奋的是来自莫斯科的消息，他的“后台老板”米夫动身来沪，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对中共的领导班子进行大调整。
王明“不失时机”地抛出了他赶写的那本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初名《两条路线》），内中以近三万字的篇幅批判“维它”，即批判瞿秋白。王明说，是到了“根本改造党的领导”的时候了。他明确地要瞿秋白下台：
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没有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可能。现有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日日盼，夜夜盼，王明盼望着“主子”米夫早日来到上海。米夫却姗姗来迟，原来他公私兼顾，顺道到欧洲整容，使他那鹰钩鼻得以美化，不那么讨人嫌了。十二月十日，米夫容光焕发，出现在上海。这是他第二次来到上海。如今，他的身份是共产国际代表。虽然中共“六大”之后，共产国际曾决定，共产国际来华代表只起联系人和传达者的作用，可是米夫却不然。他仗着自己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俨然以上级自居，他要对中共指挥一切！米夫一到上海，便采取了一系列更新的措施：十二月十四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提出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十二月十六日，根据他的指令，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处分问题的决议》，为王明平反；
十二月二十六日，又根据他的指令，任命王明为中共江南省委书记。这是王明头一回在中共党内担任重要职务。江南省委是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之后设立的，管辖浙江、安徽、江苏三省，是中共地方组织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王明的前任是李维汉——中共“六大”之后，李维汉不再是政治局常委，调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后来，中共江南省委成立，李维汉被撤职。就在任命王明新职的同时，博古被任命为团中央宣传部长。
米夫简直成了中共的“太上皇”，他的包办代替超过了他的任何一位前任：会议还没有召开，他越俎代庖，已事先起草好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并以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名义，拟好了新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候补中央委员名单！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会议的出席者三十七人中，有十四人不是中央委员（包括王明）据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报告四中全会经过》记载，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二十二人，非中央委员十五人”。，所以会议改称“扩大的四中全会”。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上午八点半，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六号，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米夫深知有许多人反对王明。为了使反对者措手不及，没有准备，米夫来了个突然袭击。罗章龙说：“我和一些中委是在会前二十分钟才接到开会通知的”据一九九八年一月十八日罗章龙之孙女罗星元寄给笔者的罗章龙生前回忆笔录。！有的人来到会场，还不知道要开什么会！这次会议的基调，是否定三个多月前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这是一次非常短暂的中共中央全会，只开了一天——准确地讲，是十五个小时，即从上午八点半至晚上十一点半。因为“在四中全会之前，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共同致信国际，保证扩大的四中全会安全的举行。因此今晚十点半钟必须结束”《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卷，第二十八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但是，由于发言的人很多，会议不得不比预计的结束时间延迟了一小时。会议依然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报告——六届三中全会的政治局报告也是此人作的。就连半年多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也是此人主持通过的。反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