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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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呢？好在上两回反“围剿”都获大胜，在军内威信倍增，这一回依然用“诱敌深入”作战略方针，依然用的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办法。一开始，蒋介石好得意，雪花般的捷报纷至沓来：青天白日旗飘扬在广昌城头；宁都不战而克；瑞金落入国军之手；富田、水南、白沙、沙溪、中沙、大金竹、头陂……接连易主。面对十倍之敌，毛泽东连连放弃一座座城池。正在蒋介石兴高采烈之际，毛泽东秘密召见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面授机宜。
自从毛泽东一番吩咐之后，红十二军忽然改变了朝南退却的步子，却朝东北方向前进。往日行军，衔枚而进，偃旗息鼓，如今扬起了红旗，特别是在蒋介石的飞机前来侦察时，连花被面都被扎在竹竿上，迎风招展，颇为招摇。队伍特地拉开距离，行军时变成长长的队伍。他们偏爱泥尘多的道路，喜欢踏得尘土飞扬。每逢三岔路口，则必定用石灰水刷上某某军团朝此前进之类字眼，画上大箭头。到了村庄扎营，则在各处门板上写上某团某营驻地之类，那些部队的番号则随便“创作”……
正在寻觅红军主力决一雌雄的蒋介石，听信飞机的侦察报告，把红十二军当成红军主力。于是调兵遣将，尾追不舍。罗炳辉见蒋军主力尾随，知道蒋介石已经中计，于是十分“照顾”蒋军，放慢了前进速度，以使蒋军能够跟上。有时，还往后打几枪。蒋军以为红军布下伏击“口袋”，小心翼翼地派出侦察部队探路，直至查明没有设伏，这才继续前进。
罗炳辉走着走着，专拣高山行军，不断地翻山越岭，弄得尾追的蒋军叫苦不迭。蒋军士兵不由得长叹：“剿共简直是无期徒刑！”如此这般，红十二军把蒋军主力。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肥的拖瘦 瘦的拖死”
这时，红军主力在毛泽东率领下，悄然在江西兴国境内，休整了半个月！毛泽东在那时，从从容容地主持作战会议，细细研究着“雷公打豆腐”，如何“拣软而欺”。待蒋介石发觉上当受骗后，已经晚矣。八月六日，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在莲塘首战告捷：以红十二军为左翼，红三军为右翼，红三军团、红四军为正面主力，把蒋军第七十四师第一旅包围于莲塘村东北山谷内，一下子全部歼灭！翌日，红一方面军向良村急进，又吃掉敌五十四师两个团！蒋介石闻讯，恨恨地在南昌发表训词：
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无奈，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之下，三战三捷，歼蒋军十七个团三万余人。正在这时，胡汉民、汪精卫联络两广军阀，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对抗。九月四日，粤军入湘。蒋介石忙于对付国民党内讧，不得不下令结束第三次“围剿”。蒋介石在南昌对部下训话时，不得不叹道：“我们十个人不能当一个人用，我们三十万兵打不过他们三万兵！”这时，《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歌》在红军中一下子成了“流行歌曲”。歌中唱道：
三期战争获全胜，
胜利原因要记清：
第一莫忘共产党，
共产党主张样样灵。
第二红军团结紧，
十人团结胜千人。
第三群众力量大，
群众拥护一定胜。
学此经验与教训，
不愁百战不百胜。
彭德怀对毛泽东领导第三次反“围剿”，作了如下评述：
这次战役的特点是，充分发挥了毛泽东灵活机动之战略战术方针。三个月的艰苦战斗，战胜了十倍之敌。以相对劣势装备和绝对劣势兵力，无后方接济的作战，取得了伟大胜利，粉碎敌人的“围剿”，创造了古今中外没有过的一套崭新的战略战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中新的发展——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彭德怀自述》，第一百七十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红都瑞金盛大的“提灯游行”1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太阳西坠，暮霭很快就笼罩着赣东南的重镇瑞金。人们在盼望着夜幕早点降临。入夜，往日各家门户紧闭的黑漆漆的瑞金县城，今夜忽然冒出一团团耀眼的火光。人们手中举着用废旧竹竿和篾索做成的火把，也有很多人手中提着灯笼。灯笼有红色、黄色的，也有的在灯笼上贴着红五角星、斧头镰刀的图案。
人们涌上街头，汇成一条闪光的“河流”，朝着城东北“流”去，“流”到离县城六公里的小村叶坪，会聚在那儿的谢家祠堂。
谢家祠堂又高又大，始建于明朝，那木柱、木壁都已变成棕褐色，今日却热闹非凡。祠堂左侧的防空洞里，一台发电机在隆隆作响，使挂在祠堂里的一串串小灯泡射出明亮的光芒。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正中挂着一面红旗，旗上缝着一颗黄五角星和斧头镰刀图案，右侧是马克思像，左侧为列宁像。挂着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工农堡垒”、“民主专政”。大门口的横幅上则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主席台上站满了人。站在正中的是项英。项英的旁边是朱德、张鼎丞、周以栗、曾山、陈正人。稍远，站着个子瘦高的毛泽东。面对欢呼的人群，毛泽东虽然脸上挂着笑容，但是那笑容有点勉强。如此盛大的“提灯游行”，在瑞金是史无前例的。这一天，“十一月七日”即苏联“十月革命节”，被选定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日子。“提灯游行”，便是为了欢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生怕蒋介石部队的飞机会前来轰炸，欢庆活动特地改在夜里。游行的队伍从谢家祠堂里出来，集中在旁边的一块大草坪上，举行联欢晚会，一直到夜半，欢呼声才渐渐平息……
早在一九三○年八月，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出《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决议案》，就已经提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议。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马上响应这一建议，打算在攻下长沙之后，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正式政府”。只是因为两攻长沙未克，这一计划流产。
王明上台后，虽说对李立三实行否定，不过对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仍予赞成，并力催毛泽东、朱德早日实行。不过，面临着蒋介石的一次次“围剿”，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计划只得搁置一旁。直至粉碎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之后，赣南、闽西红区连成一片，内中包括二十一座县城、二百五十万人口，面积达五万平方公里。这时，蒋介石暂时还来不及再度对中央苏区发动新的“围剿”，使中央苏区有了一段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条件日臻成熟了。于是，择定了十一月七日作为大庆之日。
瑞金，成了这片红区的中心，成了“红都”。
瑞金有着悠久的历史，据云古代建县时掘地得金，遂称“瑞金”。瑞金位于武夷山西侧，那里是一片丘陵。一九二七年八月，朱德在南昌起义失利后，带着部队南下，曾占领瑞金。此后，红军又多次占领过瑞金，不过，占领的时间都不长。这一回，一九三一年九月下旬进入瑞金，却在那里站稳了脚跟。当红三军由西向东进军瑞金途中，九月十五日，在行军途中突然遇到蒋军飞机袭击。军长黄公略本已和先头部队隐蔽起来，听一参谋前来报告第七师正在路上前进，黄公略奔去指挥第七师疏散，被蒋军飞机射中数弹，流血过多，于当晚七时许死去，时年三十三岁。红军失去了一员名将。
毛泽东于九月二十八日到达瑞金叶坪村，在那儿住下。红军和中共首脑机关，也设在叶坪村。那是考虑到瑞金县城目标太大，容易遭到蒋军飞机轰炸，所以隐蔽在这小村里。陆定一的前妻唐义贞这年十二月三十日在叶坪产下一女，便取名“叶萍”作为纪念。毛泽东自从离开井冈山后，直到此时进入叶坪，才算过着相对稳定的生活。贺子珍跟他住在一起。毛泽东所住的，是一幢谢姓的两层民房。跟毛泽东住在同一幢楼里的是朱德和康克清。自从一九二九年春伍若兰牺牲之后，四十三岁的朱德在福建长汀，偶然遇见一位十九岁的红军女战士。他问她，参加红军怕不怕流血牺牲。她马上响亮地回答：“报告军长，怕死就不出来当红军了。”这位年轻的女战士，便是康克清。
康克清是江西万安县人。她本是童养媳。如她所忆：“我的养父是个地下党员，他带了一个戏班子演采茶戏，经常到罗源洞、棉津一带演出。一九二六年他是农协主席，红军来万安时，第一个就是找他接头的……”康克清：《万安农军上井冈山前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在养父的影响下，她小小年纪，就参加了乡农民协会、妇女协会。一九二八年九月间，陈毅率一营红军来到万安。她跟随陈毅部队上了井冈山，参加了红军。朱德跟康克清谈话时，被曾志（后来成为陶铸的夫人）看见。曾志悄声问朱德：“军长，你看刚才那姑娘怎么样？”朱德说：“很不错，像个红军战士的样子。”曾志见朱德这么说，便充当月下老人的角色。不久，朱德便与康克清结为伉俪。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红都瑞金盛大的“提灯游行”2
那幢两层民房，成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所在地。除了毛泽东、朱德，还住着任弼时、王稼
祥。小小的叶坪村，一时间成为红区的中心。在举行“提灯游行”的那天，“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全苏“一大”）在叶坪村谢氏祠堂里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六百余人。项英主持大会。大会推举项英、张鼎丞、陈正人、周以栗、朱德、曾山、邓广仁七人组成主席团。全苏“一大”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诞生。大会通过周恩来在上海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确定这个新型的国家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国家”，“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这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蒋介石的中华民国相抗衡。全苏“一大”也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定都瑞金，改瑞金为“瑞京”。这样，瑞金成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全苏“一大”由项英致开幕词，毛泽东作《政治问题报告》，项英作《劳动法报告》，张鼎丞作《土地法报告》，朱德作《红军问题报告》，周以栗作《经济政策报告》，王稼祥作《少数民族问题报告》，邓广仁作《工农检查处报告》。
十一月十九日，全苏“一大”选出六十三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那时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毛泽东当选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产生国家主席之后，接着选举总理、副总理（那时称“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依然是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这样，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兼总理，即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毛主席”之称，便始于此时。从此，人们对他的称呼，从“毛党代表”（红四军党代表）、“毛委员”（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改为了“毛主席”。此后，毛泽东一直被称为“毛主席”，但这“主席”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含义：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起，这“主席”指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书记处主席。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九日起，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此后直至他逝世，他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他从一九三七年八月洛川会议起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后来改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在毛泽东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时，张国焘不在江西，而在鄂豫皖苏区。选举张国焘为副主席，表明新政府不仅统辖江西中央苏区，而且统辖全国各红色区域。中央政府之下，设九部一局。那时的部长，称“人民委员”：
外交人民委员王稼祥
军事人民委员朱德
劳动人民委员项英
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
土地人民委员张鼎丞
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当时他在上海）
内务人民委员周以栗
司法人民委员张国焘
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
那座谢氏祠堂里，用木板隔成一个个小房间，每个小房间只有一张乒乓桌那么大，门口挂着一个“××人民委员会”的牌子。那一个小房间，便是一个部的办公室。虽说那一间间简陋的办公室，远不及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