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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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3月6日，军事委员会恢复，蒋被推举为委员长。蒋介石以退为进之计再度得以实现。
通观蒋介石的两次下台又上台，可以看出他每次下台都是外界逼迫所致，但他耍尽权术，总是以自动引退的姿态出现，变被动为主动，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蒋的下台，每次都是权宜之计，下台的同时预为上台铺路，还拆别人的台。
那么他的第三次下野是否也是如此呢？今天的退却能换回当年的荣耀吗？
回到溪口的当夜，蒋介石草草用过晚餐，便虎着脸一言不发回到房间。陪侍于侧的蒋经国忙闪身跟了进去。
“经国，”蒋介石爱怜地唤道，“不用管我，你慢慢吃，我已老迈，食少事烦。”
“父亲，”蒋经国躬身垂立于一旁，毕恭毕敬道，“孩儿见父亲胃口不佳，值此党国危难之际，亦不能分忧于万一，实在是问心有愧。”
“坐下吧，”蒋介石朝旁边的竹椅呶了呶嘴，欣慰中却不无愤懑，“这次我之下野，固不能说全无国际环境之影响，但其重要因素还是由于我们内在矛盾关系所致。”
“孩儿明白。”
“你明白就好。”蒋介石砸着满嘴的假牙，叹息道，“元旦时，我征求党内同志有关我下野的意见时，我就说过，我这次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孩儿以为除了父亲，党内还无人能收拾眼前残局。”蒋经国满脸虔诚地望着父亲。
“那你的看法呢？”蒋介石瞟一眼儿子，饶有兴趣地问道。
“孩儿对父亲引退后可能发生的情况，有一些肤浅的分析与判断。”蒋经国将有些冷僵的手往火炉前一伸，呼出一口热气道：“第一，匪军南下渡江攻京沪。其次，如果李宗仁一味妄求和平，则正中共匪下怀。目前，共军陈兵江北，迫李宗仁等组织联合政府，受匪操纵，并派兵进驻南京。共产党一旦用政治方法瓦解南京，必然各个宰割，不战而据全国。”
“有道理。”蒋介石脸上蓦然秋霜集结，点着头道，“李德邻（宗仁）一味妄求和平，实则丧权辱国。”
“父亲总揽全局，高瞻远瞩！”受到鼓励的蒋经国收回已烤热的双手，继续说道：“如果李宗仁当政，必然撤换大批军政要员，或由共匪加以收买，使彼等屈膝投降。”
溪口受命（4）
“我就是不放心这个。”蒋介石伸出食指往前点了点，“因此，下野之前，我都作了妥善安排。”
“正因为如此，我担心……”蒋经国偷望一眼父亲，嗫嚅道：“李宗仁挟私愤而报恨于公，他会对父亲个人极端诬蔑、诋毁、诽谤、侮辱，使我们无立足余地，不复能为反共救国的革命领导中心。”
蒋介石却一言不发，面若止水。
已跟随父亲多年的蒋经国明白，这是在鼓励继续说下去的意思。于是，他又愤然作色道：“不独于此，李宗仁为共匪所逼，会放弃南京，以迁都广州为名，割据两广，希图自保。美国人这时也会暂取静观态度，停止援助。到时，俄帝积极援共，补充其军费，建立其空军，使我南方各省军政俱在威胁之下，完全崩溃，无法抵抗。”
“这是我至为担心的。”蒋介石显然对最后一点及共产党拥有海空军而深为忧虑，“就过去一年失败的情形看来，以军队纲纪的败坏是最为严重。”
“可是目前的局势……”蒋经国的话明显透出了自己的心余力绌。
“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一般军长、师长，不经过请假的手续，可以随便离开自己的职守，自由行动。即此一点，就足以看到我们军队的纪律扫地。”蒋介石沉痛地说。
“父亲所言极是。”蒋经国点点头，道：“军队纪纲败坏是首要因素。但那只是军事上的。党内派系林立，一些人妄自尊大，各行其是，以致军令、政令不畅。父亲这次下野，便是党内派别倾轧相逼的结果。”
“德薄能鲜，领导无方。”蒋介石陡地站起身，倒剪着手踱起步来，“我蒋中正固然应对时局负有责任，然先总理毕生开创经营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还没有实施完毕，作为总理信徒，我是有信心完成总理遗愿的。”
“父亲的意思是……”
“通知俞济时，加紧沟通和南京的通信联络。”
显然蒋介石隐而不退，想继续成为左右政局的一个魔术师。
溪口的冬日寒彻肌骨。
蒋介石回乡伊始，除拜祭母庐，与雪窦寺长老长谈外，一般是足不出户，如同老僧打坐一样终日闷坐于屋内。
1949年1月25日早晨。蒋介石起了个大早。他双眉紧锁，两眼微闭，斜靠在美式真皮沙发上。墙上是他早年在上海充当交易所经纪人时，和母亲王采玉的合影。照片上的蒋母满面含笑，慈眉善目，未等到儿子出人头地，她便早已作古。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蒋介石将母亲的早逝引为毕生憾事，深感内疚。
“父亲！”一阵轻风带过，身着藏青色中山装的蒋经国已悄然走近室内，他弯下身征询道：“据南京方面的消息，李代总统昨日深夜发布了第一号总统令。”
“唔！”蒋介石陡地睁开眼，惊疑地问道：“深夜发布？什么内容？”
“据说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和一切在押的政治犯。”蒋经国不安地答道，“听说中央社今天要播告全国。”
“有这等事体？”蒋介石眉梢一扬，从沙发中霍地起身，伸出手往前面的桌上一点，“经国，你把收音机打开，听听中央社的新闻。”
蒋经国点点头，忙趋步走上前，一把拧开收音机。一个软软的声音立时飘散在室内，那是中央播音员正矫揉造作地播放消息。
稍顷，收音机内便播报出李宗仁的“第一号命令”。
“中央社消息，李代总统发布第一号命令，即日起着手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和一切在押的政治犯……李代总统声称，为了响应国共两党和谈的诚意，他将派专机前往张、杨二人的囚禁地，迎接二人共商国是……”
“一派胡言！”蒋介石勃然变色，大步走上前一把关掉收音机，几乎是朝蒋经国怒吼道：“叫毛局长毛人凤来。”
“总裁！”毛人凤佝偻着腰，诚惶诚恐走进来，怯生生地叫道。
“李代总统的第一号命令，你知道吗？”蒋介石剪着手，目光犀利地剜一眼毛人凤。
“这……”毛人凤情知不妙，忙小心答道：“卑职也是刚刚知晓。”
“刚刚知晓？”蒋介石脸已有些扭曲，一双手已夸张地向空中一舞，“你早干什么的？回溪口前，我都给你布置了，为什么又会生出如此事端？”
“校长吩咐的事，学生不敢怠慢，我一回去就召集同志们开会紧急研究，已作了妥善布置。”
“我的好学生都死光啦！”蒋介石孩童般地将手一挥，“你说说看，你们军统为什么如此不中用。”
“总裁！”毛人凤鼓足勇气，眼巴巴地望着蒋介石，自责着，“卑职无能，愿受具结。但是，他李宗仁想放张学良、杨虎城也没有那么容易。”
“喔？”蒋介石已然染霜的眉毛往上一扬，急不可耐地问道，“你安排好了吗？”
毛人凤将肥硕的脑袋点得鸡啄米似的，脸上堆满了得意而谄媚的笑容，“他李宗仁连这二人关在什么地方都不清楚，怎么放人？学生按照总裁的部署，已将军统的重要机构、人员、经费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他李宗仁那里根本就不能掌握什么。”
凭心而论，李宗仁发布的第一号命令与毛人凤无多大关系。明眼人一看，便知是蒋、李斗法，张学良、杨虎城自西安事变后，已被囚禁达10余年之久，早已为世所瞩目。蒋介石明白，李宗仁故作姿态，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政治犯，一则讨好全国民众，启动他的和谈方略；二则借机打压自己。这一箭双雕之举，蒋介石怎能不明白个中道理？他实在恶气难咽，劈头盖脸骂一顿毛人凤，是在寻找出气工具而已。
溪口受命（5）
人称“笑面虎”的毛人凤也是绝顶的聪明人，久居军统，刀口舔血，由一个小小的中校秘书击败众多竞争对手，坐上军统第一把交椅，已属不易。
为人部属，最讲忠心。但仅有忠心亦不够，还要领会揣摩主子的意旨，关键切忌聪明过头，要处处维护体现长官意志、长官水平。即使长官做错了，也要主动揽过责己，体现出长官的高人一筹和深谋远虑。
蒋介石在正式宣告隐退回到溪口前，毛人凤向蒋首先表示与“总裁共进退”，随即报告了自己为应付李宗仁的主张，已经将军统的全部财物、机要、档案、人事及指挥机构等，均移往台北。为应付李代总统，让徐志道出任空头局长。
当时，蒋介石大为高兴，连加赞赏说：“好！好！你走到我的前面！”
毛人凤遂跟从蒋介石回到了溪口。没想到，跟来没几天，李宗仁的第一号命令便让毛人凤替人受了蒋介石的责骂。
“毛局长，”蒋经国谨慎地望一眼父亲，便追问道，“当务之急是如何来补救？李代总统要放人，又是见报，又是广播，有那么简单吗？”
“总裁！”毛人凤冲蒋经国感激地点点头，心领神会，便大胆趋步上前委身在蒋介石旁边说道：“您但请放心，李代总统发布命令要释放的那些人都掌握在军统手中，如果军统不受命，那放人就无从谈起。”
蒋介石眨眼看了一下毛人凤，手指敲动着圆桌，一面骂，一面顺水推舟地再往前一逼，并露出自己的一点点意图，“张、杨二人误国误民，不思悔改。还有……那些在押的政治犯大多冥顽不化，危害民国，我们当然不能放虎归山。他李德邻（李宗仁）要讨好共产党，释放这些人，简直是岂有此理！”
“总裁放心。我已经给各地的军统同志明确了纪律，没有总裁手谕，凡李代总统的任何命令，概不受理。”
“好的，好的。”蒋介石语气平缓多了，“毛局长，你马上去办理；决不能掉以轻心。关于张学良、杨虎城二人，不能放在贵州了。你赶紧去办理，给他们另找一个可靠隐蔽的地方。”
“是。”毛人凤这才如释重负退了出去。
蒋介石瞅着毛人凤矮胖的身影滑落门外，嘴角不由得绽开一丝讥诮笑意，道：“我倒要看看李代总统怎样放人。中国有句老话讲得好，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949年1月24日，重庆的冬天，阴云密布，虽至中午，然天象气氛与黄昏别无二致。
李宗仁坐上“南京政府”头把交椅，发出第一号命令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和一切在押的政治犯”。并声称将派飞机迎接张、杨共商国是。消息传到囚禁进步爱国人士最多的重庆，各报进步记者都倚借李代总统命令进行营救活动。
这天，一群记者走访国民党重庆市政府询问执行情况，市长杨森避不露面，由秘书长李寰接待，称：“市长政躬违和，尚在休养。释放被囚人士尚未获命令，无可奉告。”
记者们又拥到国民党“空司”重庆区司令部访问司令晏玉琮，晏答：“所询派飞机接送杨虎城一事，本部未获总部命令。”
记者们不辞辛劳，回头又找杨森。杨毕竟是个军人，说话干脆些，在记者包围之中，他说：“我还没有接到命令，就是接到命令，我从何放人？”
记者们一起诘问：“张学良和杨虎城不是关在磁器口吗？”杨森扫视一眼喧闹的人群，没好气地答道：“你们比我清楚，我管不了这件事。”
记者们紧追不放：“谁管得了？”杨森恼羞成怒之下，脱口而出：“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他们管关人。”
记者们遂蜂拥至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可他们根本见不到人。原来，作全力营救活动的几位记者，听杨森市长道破了真情，遂商议如何拜访“第二处”。各报记者一般与“政工处”打交道，对“第二处”向来敬而远之。这一次要破例。然而要找到“第二处”，对这几位记者来说还是新课题。
西南长官公署即抗日时期“军委会”原址，范围很大，房屋众多，机关林立。从下半城金紫门进公署大门，过广场，上大台阶经过几幢大厅，又下石梯，从左侧又上坡，拐弯进小门，旁边不远处有一条为人不易发现的小巷，穿过小巷即“别有天地”——一幢讲究的三层西式洋楼，登楼就是大会议室，正房就是二处的处长办公室。如果从老街公署后门走就近多了，但门警森严，非此中人不得入内。1948年《挺进报》的一位外围发行员，因不知老街底细，只认为是连接大马路的僻巷，在散发报纸时，被“后门”的门卫拉了进去。
这几位进步记者分途寻访第二处，东询西访，处处碰壁。有位记者本领不小，从大门摸索到了后门内的一个外会客室，接近那条不易为人发现的小巷，正迟疑不前，恰好遇见一位曾在新闻界工作过的熟面孔匆匆路过，便问：“二处走哪边？”那熟面孔不经意地朝小巷一指。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记者们闯进了二楼，直叩处长办公室大门。
“笃！笃笃！”里面习惯地应声：“进来！”进来的不是他的部下，而是一位陌生人。
记者送上名片，说明来意，徐远举压住惊恐，故作镇静地说：“兄弟身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迄今没有接到毛人凤局长关于释放张、杨二人的确切通知。请诸位理解，我是军人，只知服从命令。”
溪口受命（6）
记者被打发走后，徐远举大发雷霆，要督察安国华追查怎么会让一个“共产党记者”跑进处长办公室。随即发电至台北保密局局本部，请示如何对付。
记者们哪里知道，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在行政上属公署领导，业务上却属南京国民党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