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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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这样，他带头在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签名。他在生前，也从未考虑过死后葬在哪里。不过，毛泽东一死，便“身不由己”了。他的接班人，下令为他赶制水晶棺。在世界上，只有列宁、孙中山是睡水晶棺的。海南岛水晶矿奉命赶制，用十吨一级水晶冶炼，以四天的时间，为毛泽东特制水晶棺。
毛泽东的遗体，安葬在天安门广场南面的“毛主席纪念堂”内。华国锋题写了横额。
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一生，言论、电文、文告均极多。蒋介石比毛泽东多日记，毛泽东比蒋介石多诗词。
蒋介石生前，台湾于一九五六年出版了二十四卷《蒋总统言论汇编》。蒋介石死后，一九八四年台湾出版了《先总统蒋公全集》三册。一九八五年出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四十卷。
毛泽东生前，只出版《毛泽东选集》四卷。第五卷虽在毛泽东生前已经编定，但毛泽东无意马上印行。毛泽东死后，于一九七七年四月出版。虽然第五卷的《出版说明》中说，第五卷“以后各卷也将陆续出版”，但此后再也未见印行。内中的原因是由于从第五卷起，所收是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之后的著作，很多著作已不适合中国大陆现行政策。只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了多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少量印行，供内部参考之用。毛泽东和蒋介石的离世，撒下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双方的接班人和继承人，接着下这盘未完的棋。
在蒋介石死后，蒋经国先是出任国民党中央主席，接着在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就任国民党“总统”，成了蒋介石名副其实的继承人。
蒋经国在就任“总统”的当天，宣布三项指示：
一、今后不要有“蒋经国时代”之类名词出现在报刊上。“今天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
二、今后不要称他为领袖。“国民党只有两位领袖，一是孙中山先生，一是已故的蒋介石总裁。除了他们两人之外，没有人可以再称为领袖。”
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只有国家民族的万岁，只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
在毛泽东逝世后不到一个月，在十月六日晚，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一举擒获“四人帮”，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束了“文革”浩劫。
华国锋只是过渡性的人物。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成了中共的实际领袖——虽说此时华国锋仍担任着中共中央主席。
邓小平和蒋经国早在一九二五年便结识于莫斯科中山大学。这年年底，蒋经国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小组长为邓希贤，即后来的邓小平。他俩是同班同学。由于他俩个子都不高，站队时，总是站在一起，肩并着肩。想不到，半个多世纪之后，他俩分别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二代领袖。从此，开始了邓小平和蒋经国的对弈，邓小平执红棋，蒋经国执蓝棋，继续着毛泽东和蒋介石那盘没有下完的棋……
第十二部分：未完的棋后记
终于写完了这部五十五万字的长篇《毛泽东与蒋介石》。
我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不由得想起写作《毛泽东与蒋介石》那些日子里，我曾应《上海画报》之约，在该刊一九九三年第二期发表一篇文章，现摘录若干内容于下：
从千里之外飞回上海，坐进书房“沉思斋”，我的身上似乎还散发着重庆的雾气。我正在写五十多万字的长篇《毛泽东与蒋介石》，重庆谈判是全书的高潮。我实地踏勘了当年毛泽东下榻的红岩村、国共谈判所在地张治中公馆“桂园”以及蒋介石的官邸，采访了许多当事人，使我下笔之际，充满了现场感。
这几年，我正致力于系列长篇“红色三部曲”的创作，第一部《红色的起点》和第二部《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的第一版已于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二年印行。《毛泽东与蒋介石》是第三部。
我用文学笔调，写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二十八年间的红色历程。
为了写“红色三部曲”，我奔走于“白发世界”，寻访众多年已耄耋的历史当事人并沿着中国革命的红色之路实地采访：从上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到嘉兴南湖，入“八一起义”的南昌，上井冈山，进瑞金，步入遵义会议会址，走访延安窑洞……此外，还细细观察了西安事变发生地和重庆谈判的场所。至于北京，则去了一回又一回。
《红色的起点》和《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在中国均进入了畅销书排行榜，印数各达十万册。一九九二年十月，我前往成都第五届全国书市签名售书。一天之内便售出一千二百本《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签名本。
我正面对历史而沉思着，我的书斋也因此取名“沉思斋”。写作《毛泽东与蒋介石》，早在一九九三年元旦所载我答记者问《叶永烈笑谈〈毛泽东与蒋介石〉》一文中，便已谈及：“全书共十二章，约四十万字。”如今，按原计划写了十二章，而总字数却大大超过了。确实，《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内容非常丰富，即使写成一百万字，也还“紧巴巴”的。《毛泽东与蒋介石》与“红色三部曲”的前两部不同。前两部写的是断代史：《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虽说也写及中共“一大”代表们后来的命运；《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虽说也写及遵义会议前后的一些事件。然而，《毛泽东与蒋介石》却囊括了半个世纪的中国现代史及当代史。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时间跨度那么大，给写作带来的困难，比前两部长篇要大得多。我不能不作更为广泛的采访，包括国共双方的人物——而前两部书的采访，是在中共人物的一方。我在写作时，绘制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历史曲线”，描出他们之间关系的“波峰”和“波谷”。这起伏的曲线，既是中国现代、当代史的艰难发展历程，也是全书情节起伏的波澜。由于内容实在太丰富，我不能不采取详略结合的方法。西安事变、皖南事变是毛泽东和蒋介介石关系史上一起一伏的重大事件，而重庆谈判则是两人关系史上的高潮，我均予以详写。尤其是重庆谈判，是毛泽东和蒋介石面对面交往的四十三天，写了五万字。而一九四九年十月后至他俩去世，漫长的二十六七年，也只写了两章而已。
关于毛泽东和蒋介石在二十年代的交往，是历史研究的一个空白点。我徜徉于历史的文献之中，从雪泥鸿爪中加以细细考证，终于写成本书的第一章《最初岁月》。
世上有“比较文学”，我不知道有没有“比较政治学”，以至有没有“比较领袖学”。本书着眼于比较，即处处、时时把毛泽东和蒋介石加以比较，比较他们的策略，比较他们的品格，比较他们的思想，比较他们的功过……毛泽东和蒋介石一辈子都是政治对手，无处、无时不在处心积虑思索着如何战胜对方。正因为这样，我以为只有用比较的目光、比较的手法，才能写好他们，才能写好这本《毛泽东与蒋介石》。也正因为从未有人这样写过，从未有过这样的“比较领袖学”，我感到艰难，也感到只有用人所未用的观点和手法，才能创新。
内中，我设计了三场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书面对话”，即如何看待西安事变，如何看待皖南事变，以及一九四九年元旦的“新年对话”。这样的“书面对话”，除了所用手法是作者虚拟之外，“书面对话”中所用的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每一句话，以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准确的，都是出自历史文献，都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原话。这三场“书面对话”，正值历史的关键时刻。设计这样的“书面对话”，也正是出自“比较政治学”。
在中国大陆，历来对于毛泽东仰视，对蒋介石俯视；而在台湾，正好相反，历来俯视毛泽东，仰视蒋介石。我写这本《毛泽东与蒋介石》，对他们两人都以平视的角度看待。两人之中，相对而言，写蒋介石难于写毛泽东。我采访过毛泽东多位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对他的情况比较了解，对他的评价也有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依据。对于蒋介石则不然。我只能以自己的分析，来对他作出评价。我对他的一生进行了仔细查考。我认为，蒋介石一生，虽始终反共，但也做过三件好事：一是领导北伐，二是领导抗战，三是退往台湾之后，坚持“一个中国”，并着力于发展台湾经济（虽然台湾的经济起飞是在蒋经国时代）。至于毛泽东，既写他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赫赫功绩，也写他晚年“左”的严重错误和他的经济失误。
值得提到的是，诚如大陆称“汪辜会谈”而台湾称“辜汪会谈”那样，国共双方对于同一历史事件的提法常常不同。例如，毛泽东称“皖南事变”，蒋介石则称“新四军事件”；毛泽东称“淮海战役”，蒋介石称“徐蚌会战”……也有双方相同的，如西安事变、重庆谈判。细细分析，内中颇有文章。在蒋介石看来，张学良把他抓起来，当然是“事变”；而“皖南事变”在毛泽东看来，国民党突袭新四军，当然是“事变”，蒋介石则只称“事件”。同样，“战役”与“会战”之间，也存在词义的差异。只有“国共”一词，在国民党强大、中共弱小的年月叫惯了，总把“国”放在“共”之前，以致后来“共”远远强大于“国”时，仍沿用“国共合作”、“国共会谈”、“国共两党”、“国共关系”之类名词，没有改为“共国”。
在写作这本《毛泽东与蒋介石》时，由于还要完成电影剧本及其他作品，以致本书的写作时停时续。本书前三章是手写的，自第四章起改用电脑写作。最初，用电脑每天只能打一千字，而且一边构思，一边要顾及键盘，还要不时地去想那个“码”，甚为吃力。到本书完成时，我用电脑的写作速度已远远超过了手写。从这本书开始，我便一直用电脑写作了。
叶永烈
一九九三年七月三十日，初稿
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改定
二○○二年五月三日，补充
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再改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