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蒋介石-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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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死刑，坦然自若，口念五言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辛亥革命一声炮响，汪精卫得以死里逃生。从此，这位反清志士在国民党内享有很高声誉。加上他聪慧过人，擅长文笔和演讲，有生花之笔、如簧巧舌，又为人圆滑，深得孙中山器重，以至成为孙中山遗嘱的记录人。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大大小小的会议召开之际，必定要全体肃立，恭读一番总理遗嘱。自然，汪精卫的声望，高于蒋介石。在人们的心目中，汪精卫乃是孙中山的继承人。“二全”大会之后，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常由汪精卫主持，毛泽东作为列席者一般总是到会的，蒋介石作为常委则是会议当然出席者。汪、蒋、毛聚会于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此时，汪、蒋已是国民党的两大领袖，而毛泽东只是代理宣传部长。会上，他们彼此以“同志”相称。会议记录所载，“蒋中正同志”的发言大都关于党务、军务，而“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则大都关于宣传。
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六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常委第五次会议上，有这样一行记录：“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同志因病请假两星期，部务由沈雁冰同志代理。”毛泽东生什么病？其实，生病只是毛泽东的托词。毛泽东既是国民党党员，又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受中共派遣，秘密前往湘粤边界的韶关，调查、领导那里的农民运动。到了三月九日召开第十一次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时，毛泽东“病愈”了，出现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会场里。就在毛泽东“因病请假”之时，蒋介石也不在常委会上露面。二月十九日，蒋介石忽地向汪精卫正式提出“赴俄休养”！作为一颗“政治新星”，蒋介石正扶摇直上，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怎么会想离开广州，“赴俄休养”的呢？蒋介石跟毛泽东不同，有着写日记的习惯（毛泽东似乎不写日记。本书作者在一九八九年九月采访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的夫人董边时，她说曾见过毛泽东的日记，写在无格毛边纸上，并不逐日记，只是随手写下旅游或心境，并不涉及政治）。
蒋介石在当时的日记中，如此披露心迹：“余决意赴俄休养，研究革命政理，以近来环境恶劣，有加无已，而各方怀疑渐集，积怨丛生，部下思想不能一致，个人意向亦难确定，而安乐非可与……综此数因，不得不离粤远游也。”原本动不动回老家溪口，如今要“离粤远游”，其实都是因为处境不佳。这一回，蒋介石“环境恶劣”、“各方怀疑渐集，积怨丛生”，是因为他在国民党内毕竟根基尚浅，资格尚嫩，猛然擢升，不孚众望。牵动蒋介石根基最甚的，是中共！蒋介石能把黄埔军校办成“我党我军的中心”，中共出了大力；蒋介石东征大胜，中共亦是出了大力。一九二六年初，蒋介石手下的第一军三个师的党代表之中，中共党员占了两个；九个团的党代表之中，中共党员占七个！蒋介石暗中担心中共势力过盛，曾要求周恩来交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中共党员名单，遭到周恩来的拒绝。
苏联新派来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季山嘉原名尼古拉·弗拉基米洛维奇·古比雪夫，原任苏联红军喀琅斯塔得要塞司令兼政委。原首席军事顾问加伦因病离粤回国治疗。蒋介石跟季山嘉产生了矛盾：蒋介石主张立即北伐，要求“二全”大会对北伐作出决议，而季山嘉认为北伐时机尚未成熟，汪精卫支持季山嘉。因此“二全”大会没有就北伐作出任何决议，蒋介石气得连“二全”大会的闭幕式也不参加了……由此，蒋介石得出印象：苏联顾问支持的是汪精卫，不是他蒋介石。
不久，蒋介石跟季山嘉的矛盾又进一步加深：蒋介石独揽军权，给他所领导的第一军以及黄埔军校的经费特别优厚，而季山嘉则认为不该厚此薄彼，主张合理分配，削减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经费。为此，季山嘉找蒋介石谈话。蒋介石以为，季山嘉“语多讽规，而其疑我之心，亦昭然若揭”。蒋介石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苏联同志疑忌我，侮弄我……”蒋介石决心，“消极下去，减轻责任，以为下野地步”。他，掼纱帽了：先是提出辞去国民革命军总监之职，又提出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广州卫戍司令之职，接着则提出“赴俄休养”……不过，嘴里这么说，蒋介石心里却很明白：当年孙中山在世时，他可以动不动就回溪口老家去，孙中山一定会一次次打电报请他出来。如今全然不同，由汪精卫“当家”。汪精卫巴不得他一走了之。倘若他真的要“赴俄休养”，那他好不容易把持的军权会马上落到汪精卫手中！蒋介石只能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他心中的苦闷。三月五日，他这么写道：“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环境也。”三月十日，他则写道：“近日反蒋运动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亦渐明显，遇此拂逆精神打劫，而心志益坚也。”他提及的“反蒋运动传单”，是刘峙、邓演达日前告诉他，有人向各处散发反蒋油印传单。看来，受到“疑”、“谤”、“忌”、“诬”、“排”、“害”，蒋介石的处境不妙。
第一部分：最初岁月蒋介石披起“红衣衫”
蒋介石当然非等闲之辈。他深知，在那年月，谁想在广州立足，不“左”不丈夫！因为中共党员已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骨干、黄埔军校的栋梁。只有说“左”话、唱“左”歌，得到中共、苏联顾问和国民党左派们的支持，才能坐稳交椅。
那时的汪精卫，如同铁蛋掉在铜碗里，是响当当、当当响的左派。他说过这么一段“名言”：“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过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就连胡汉民，因廖案涉嫌，不得不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一日以“考察”为名离粤赴苏。在苏联，胡汉民在共产国际执委第六次扩大全会上，发表了颇为动听的贺词：
“国民党的口号是：为了人民群众！这就是说：政权应由工农来掌握。我们这些口号是与共产国际的政策相一致的。共产国际是革命的大本营，是革命的总司令部。”蒋介石呢，深知不披“红衣衫”，难以得到左派们的拥戴，而广州正是左派们的营垒。他曾热烈地称颂过俄共：“俄国共产党重在纪律，又是组织严密，他的党员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纪律，丝毫不能自由的。他们为甚么甘愿牺牲个人的自由呢？“因为他们明白主义，都有决心牺牲各个人的自由，来救全人类的自由，所以他们成功就那么快。”“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才能使大家知道做党员的责任、本分。”“俄国共产党成功那样快，我们不能成功，真是我们的大耻辱、倒霉！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非仿效他们不可。”他也曾热烈地称颂过中共：“除了共产党之外，其他团体肯与我们本党真正合作革命事业的，就很少了。”“国民党的同志，对于共产党的同志，尤其不可有反对，因为我们要晓得，‘反共产’这口号，是帝国主义用来中伤我们的。如果我们也跟着唱‘反共产’的口号，这不是中了帝国主义的毒计么？”他口口声声，主张国共合作：“总理容纳共产党加入本党，是要团结革命分子，如果我们反对这个主张，就是要拆散革命团体，岂不是革命的罪人？”“我们国民党，现在只有左派与右派之分，不能有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分，更不可有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分，如果国民党员有这种见解，那是无异于削弱自己革命的元气。”跟中共一样，蒋介石非常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我今天可以说：帝国主义不倒，中国必亡；中国不亡，帝国主义必倒。这正是今日世界上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一场最后的大激战。”“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是一样什么东西呢？好如毒蛇身体、美女头面一样的怪物。苟有人和他一会流睐顾盼，其结果必至丧身亡国。”如此这般，蒋介石在当年完完全全是个“红角儿”！最令人吃惊的是，当邵力子前往苏联访问时，蒋介石居然托他捎话给斯大林：“希望第三国际直接领导中国国民党，不要通过中国共产党。”邵力子：《出使苏联的回忆》，《人物》，一九八三年第一期。众所周知，第三国际亦即共产国际，是列宁于一九一九年创立的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人称“世界共产党”。它是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上级机关。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便受共产国际领导。中国国民党并非共产党，亦非共产主义组织，怎么可以由共产国际“直接领导”呢？正因为这样，邵力子在克里姆林宫见到斯大林时，“实在说不出希望第三国际直接领导国民党，勿通过中国共产党来领导的话，只能说出希望第三国际加强对国民党的领导，斯大林没作肯定答复”。不过，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五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会议上，把中国国民党接纳为“同情党”，蒋介石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名誉委员。
不论怎么说，蒋介石的一系列“左”派言论、“左”派举动，在公众中造成他是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形象。不过，在暗地，在私下，蒋介石对于共产国际，对于中共，早已防了一手。他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的日记中写道：“革命实权非可落于外人之手。即与第三国际联络亦应订一限度，妥当不失自主地位。”三月九日，他又写道：“共产分子在党内活动不能公开，即不能相见以诚。”蒋介石的心态变得异常，行动变得诡秘起来。
第一部分：最初岁月爆发“中山舰事件”
毛泽东毕竟是农民的儿子，他熟悉农民，热心于农民运动。他在担任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之后，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的广州《民国日报》报道：昨日决定开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选定广州番禺学宫作为讲习所所址，毛泽东为所长。正当毛泽东忙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蒋介石却在三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下愤懑不已的话：“所受痛苦，至不能说，不忍说，是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以佛入地狱耶！”也就在三月十七日这一天，周恩来从汕头回到广州。机敏的周恩来马上发觉蒋介石神色不对，而且跟国民党右派人物接触频繁。因为他与蒋介石共事已久，颇知其底细。周恩来当即把蒋介石动向异常的消息告诉张太雷。那时，张太雷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并担任苏联顾问翻译。周恩来要张太雷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季山嘉听罢，并没有当成一回事。
历史证明：周恩来的观察力是那般敏锐，判断是那样准确，而他发出的“预警”讯号又是那么重要！翌日——三月十八日傍晚，广州文德楼，正在寓所的李之龙，忽地接到一封由专人送来的重要公函。
二十九岁的李之龙，湖北沔阳人，十五岁时便加入了国民党。十九岁入烟台海军军官学校。一九二一年底，二十四岁的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春，他奉命到广州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兼秘书。不久，他进入黄埔军校，成为一期学生。后来，他调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受周恩来直接领导。一九二五年十月，他担任海军局政治部少将主任——他原本在海军军官学校学习过。一九二六年二月，海军局局长、苏联人斯米洛夫回国，由李之龙担任海军局代理局长、参谋长兼中山舰舰长，授中将衔。
要函全文如下：
敬启者，顷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二艘开赴黄埔为祷。此致海军局大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启三月十八日函中提及的“校长”，便是蒋介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不久前改用此名。“教育长”，则指邓演达。来人乃海军局作战科科长邹毅所派。接到公函，李之龙照办，当即写了两份命令，一份给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一份给宝璧舰舰长。
中山舰，原为永丰舰。当年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便避难于此舰，蒋介石与孙中山共度患难亦在此舰。孙中山去世之后，为了纪念他，此舰改名为中山舰。中山、宝璧两舰接李之龙命令，便起锚驶向黄埔。十九日清晨六时，宝璧舰在天色朦胧之中抵达黄埔。一小时后，中山舰亦驶抵黄埔。既然两舰是“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而驶往黄埔的，抵达黄埔后当即向校长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不在黄埔。于是，两舰向教育长邓演达报告，而邓演达竟不知有调两舰来黄埔之事！
此事如此蹊跷，后来经调查，才知是误传命令：原来，有一艘上海商船在黄埔上游遭劫，请求救援。于是，三月十八日下午四时，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睿便命令管理科科长赵锦雯派舰一艘，前往援救。赵锦雯又把任务交给科员黎时雍去执行。黎一经了解，黄埔附近无舰可派，便打电话到广州，请该校驻省办事处办理。电话是办事处股员王学臣接的。王学臣又打电话，请示办事处主任欧阳钟。不巧，电话话音不清，欧阳钟没有听明白是何人指示，也就猜想一定是教育长的指示。派舰一艘，也被误听为派舰二艘。欧阳钟知道，此事只有请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下命令，才能调动兵舰，而单凭教育长邓演达的电话指示还不够，于是他又加上了“转奉校长命令”。欧阳钟的公函送至海军局，李之龙不在局里。作战科科长邹毅接此公函，派人送到李之龙家中。李之龙见是“奉校长命令”，不敢怠慢，当即照办了……邓演达疑惑不解，嘱令两舰原地待命。正在此时，李之龙又接到通知，说是联共（布）中央使团要求参观中山舰。
这个中央使团团长，是资深的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此人乃十月革命时攻占冬宫的五人领导核心小组成员。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