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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部分

毛泽东与蒋介石-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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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提供数量较小的援助,共产党在中国的叛变就可以镇压下去。”“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
  罗斯福总统表示接受赫尔利的对华政策。也就在这个时候,罗斯福总统于四月十二日因脑溢血溘然逝世。副总统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
  毛泽东以新华社评论的名义,发表了《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和《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猛烈地抨击了赫尔利:“美国的赫尔利,中国的蒋介石,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品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达到了热闹的顶点。”“在同一个赫尔利的嘴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变成了美人,而中共则变成了魔怪。”
  第七部分:风云多变对台戏:中共“七大”和国民党“六全”大会
  毛泽东和蒋介石都估计到抗战胜利,已是可望可及。作为政治家,他们都在考虑下一步棋:抗战胜利之后,该怎么办?毛泽东和蒋介石不约而同,走了同一步棋: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屈指算来,中共该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用中共的习惯,称“七大”;国民党则该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国民党习惯,称“六全”大会。颇为有趣的是,中共“七大”和国民党“六全”大会,几乎同步召开!中共“七大”开幕比国民党“六全”大会开幕要早,闭幕要晚:中共“七大”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召开,开了近五十天;国民党“六全”大会则自五月五日至二十一日,只开了半个月。
  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新落成的中央大礼堂召开,主席台正中挂的是毛泽东和朱德两人并肩的侧面像;国民党“六全”大会在重庆浮图关中央干校召开,主席台正中挂的是孙中山正面像。中共“七大”高悬的标语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而国民党“六全”大会的标语依然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中共“七大”在《国际歌》中开始;“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建大同。……”国民党“六全”大会则在《中国国民党党歌》声中开始。出席中共“七大”的正式代表为五百四十七人,候补代表二百零八人;出席国民党“六全”大会的正式代表五百七十九人,特准代表一百六十一人。对于中共和国民党来说,这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是空前的。中共“六大”是在一九二八年召开的,那时中共只有四万多名党员;时隔十七年才召开“七大”,中共党员已猛增至一百二十一万,已是一个大政党了!
  早在一九三八年九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便已作出了《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一九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曾打算在翌年一月召开“七大”。十二月六日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的电报中,便有一句:“‘七大’开会在即,你及项英均须一月十五日前到延。”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六册,一九八五年版。
  只是由于皖南事变突然爆发,使中共“七大”不得不推迟。这一推,就推迟了五年……国民党也走过了曲折的路:国民党的“四全”大会有三个之多——蒋介石在南京、胡汉民在广州、汪精卫在上海各自召开了各自的“四全”大会。好不容易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算是召开“五全”大会,开幕之日便爆出汪精卫在与中委们合影时被枪击的新闻,而胡汉民则拒绝出席会议。
  至于国民党“六全”大会,居然也有两个!那个汪精卫的国民党,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极司裴尔路(今万航渡路)七十六号秘密召开了“六全”大会。蒋介石得知,斥之为“伪‘六全’大会”!耐人寻味的是,陶希圣既参加了那个汪记国民党“六全”大会,又出席了蒋介石的国民党“六全”大会。中共“七大”和国民党“六全”大会的主题,都是为抗战胜利之后怎么办制定党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了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和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毛泽东提出了中共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毛泽东指出,中共的方针是:“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一○六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全”大会上作了《政治总报告》,制定了国民党的方针:“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大会对外发表了《对中共问题之决议案》,称中共“不奉中央之军令政令”,“武装割据,破坏抗战,危害国家”。
  对内秘密印发《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称毛泽东提出的联合政府为“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要求国民党“整军肃政,加强力量”。潘公展作了《关于中共问题的特别报告》,则称“与中共之斗争,已无法妥协。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当前对中共之争论,应集中反驳联合政府,反驳抗日战争中有两条路线的论调,反驳中共具体纲领,与反对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国民党“六全”大会拒绝了毛泽东的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通过了《关于国民大会召集日期案》,确定“国民大会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并由大会通过宪法”。
  毛泽东则反对召开国民大会,加以驳斥道:
  他们准备把一条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并且让它永远也解不开,这条绳索的名称就叫做“国民大会”。他们的原意是把所谓“国民大会”当作法宝,祭起来,一则抵制联合政府,二则维持独裁统治,三是准备内战理由。这么一来,蒋介石反对毛泽东提出的联合政府;毛泽东又反对蒋介石提出的国民大会。重庆和延安,两个大会尖锐地对立着。
  中共“七大”通过修改党章,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指导方针。
  国民党“六全”大会则通过《中国国民党总章》,改总裁代行总理职权为行使总理职权。蒋介石可以按个人手令裁夺全国党、政、军、财一切事务。
  中共“七大”和国民党“六全”大会唱的是对台戏。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为中共、国民党制定抗战胜利后的政策。眼看着八年抗战即将画上句号,一场新的斗争又将开始……
  第八部分:重庆谈判毛泽东说“蒋介石在磨刀”
  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九四五年,随着夏日的到来,世界的历史进程以高节奏向前推进:四月二十八日,墨索里尼被处决;四月三十日,苏军把红旗插上柏林市中心的德国国会大厦,希特勒和他的情妇伊娃布朗自杀于德国总理府地下室;五月八日深夜,在柏林郊区卡尔斯霍尔斯特,举行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德国全权代表凯特尔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并于九日零点生效;
  七月中旬,一千多架美国舰载飞机空袭东京;
  八月六日上午八时十五分,美国两架B29型轰炸机在日本广岛上空掷下第一颗原子弹;
  八月八日,苏联对日本宣战;
  八月九日,苏联红军一百五十七万人、三千四百多架飞机、五千五百多辆坦克在远东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的指挥下,向驻守中国东北的七十五万日本关东军发动总攻;同日,美军在日本长崎市投下第二颗原子弹,美国在日本投下的两颗原子弹使四十五万日本平民伤亡;
  八月十日下午七时五十分,日本外相东乡茂德通过电台广播,宣布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
  八月十五日上午九时,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从此,中国八年抗战,画上了句号。爆竹声震撼着华夏大地,中国人民泪眼含笑,欢呼这一历史性的胜利。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对这一历史性的胜利发表演说。毛泽东是八月十三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说;蒋介石则是八月十五日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题为《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说》。往常,毛泽东的文稿出自他自己笔下,这是众所周知的;而蒋介石的文稿出自陈布雷笔下,这也是人所共知的。这一回,蒋介石一反惯例,自己执笔写了演说稿。
  蒋介石的演说是公开发表的,是欢呼式的:“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们和我国的同胞,相信这个战争是世界上文明国家所参加的最后一次战争。我们所受到的凌辱和耻辱,非笔墨和语言所能罄述。但是,如果这个战争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的最后战争,那么对于凌辱和耻辱的代价的大小和收获的迟早,是无须加以比较的……”“我相信今后地无分东西,人不论肤色,所有的人们都一定像一家人一样亲密地携手合作。这个战争的结束,必然会使人类发扬互谅互敬的精神,树立相互依赖的关系……”但是,欢呼声中夹杂着争吵声。抗日的胜利,意味着中日对抗的结束,而国共矛盾由此加剧。蒋介石在八月十一日下达三道命令:
  第一道命令给国民党军队,要求“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
  第二道命令给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总部,要求“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
  第三道命令给所有伪军,要他们“维持治安”,只接受国民党部队的收编。
  蒋介石这三道命令,理所当然地引起毛泽东的愤慨。于是,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署名“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致蒋介石的电报,如今收录《毛泽东选集》——因为那电报是毛泽东写的!
  以朱德名义于十三日致蒋介石的电报,那语调是毫不客气的:“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
  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同日,毛泽东又以新华社评论员名义发表评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那语调更是如刀似剑,称蒋介石为“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
  同日,毛泽东发表了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说,阐述抗战胜利后中共的方针。由于是在党内会议上演讲,毛泽东说得直截了当。
  毛泽东这样论及他的政治对手蒋介石:
  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八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
  紧接着,毛泽东这样剖析蒋介石的历史:
  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这段历史同志们都是知道的。这一次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又保卫了他。现在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要投降了,他绝不感谢人民,相反地,翻一翻一九二七年的老账,还想照样来干。蒋介石说中国过去没有过“内战”,只有过“剿匪”;不管叫做什么吧,总之是要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要屠杀人民。
  毛泽东发出警告,“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他非常明确地说了中共对付蒋介石的方针:“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
  蒋介石拿起了刀。毛泽东“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也拿起了刀。抗战的硝烟还未消散,内战的烽火眼看着又要燃起。
  中国,来到了十字路口:
  未来的中国是蒋介石的中国,还是毛泽东的中国?
  未来的中国是国民党的中国,还是中共的中国?
  未来的中国是资本主义的中国,还是社会主义的中国?
  两种中国之命运,眼看着要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搏斗……
  第八部分:重庆谈判妙棋乎?刁棋乎?1
  八月十四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前一天,毛泽东在延安发出“蒋介石在磨刀”的警告;后一天,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不早不晚,就在八月十四日,蒋介石从重庆给毛泽东发去一份十万火急而又举国瞩目的电报,全文如下: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那时,电报以地支代月、韵目代日,“未”即八月,“寒”即十四日。
  在此之前,虽说蒋介石曾六邀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八月邀毛泽东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
  一九三八年七月邀毛泽东赴汉口出席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邀毛泽东赴西安会面;
  一九四二年八月再邀毛泽东赴西安会晤;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邀毛泽东赴重庆晤面;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再邀毛泽东赴重庆见面。
  这六邀,分别是通过张冲、周恩来、赫尔利、王世杰等转达的,而且都是秘密的。
  这一回,与往日不同,是由蒋介石直接致电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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