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变诡异的中国古代权术-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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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婴仅仅当了四十多天的秦王，刘邦率领的起义军就攻入咸阳，子婴向刘邦投降，秦王朝灭亡了。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一个王朝经历了它的极盛时期而走向衰退时，大都会出现权力和权位分离的局面。东汉后期的外戚与宦官专权，唐朝后期的宦官擅政，明朝的阉宦之祸，在位的皇帝大都受制于权臣。东汉外戚梁冀擅政，9岁的质帝指着他说了一句：“此跋扈将军也！”便被梁冀毒死了。东汉末年，凉州军阀董卓率军进入洛阳，废掉刘辩，另立刘协为帝，由他控制起来。不久，袁绍组成讨伐董卓的联军，董卓自料抵敌不过，便纵火焚烧了洛阳，裹挟起刘协逃回到关中。可怜这位皇帝在董卓手下，连奴仆都不如。唐朝的宦官专权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宦官李辅国就曾这样对代宗说：“大家（指皇帝）只管在宫里待着，外面的事情由我来处置。”李辅国之后，又有程元振、鱼朝恩等宦官执政。鱼朝恩更是骄横无所顾忌，大小事务必须按他的意志办理，如果他的意见被大臣或皇帝否决，他就会大发雷霆之怒，说：“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清代史学家赵翼指出：“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推原祸始，总由于使之掌禁兵，管枢密，所谓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及其势已成，虽有英君察相，亦无如之何也。”《廿二史札记》卷二○《唐代宦官之祸》。
五 登龙之术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等级森严的社会。《左传》上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森严的等级制度不仅加深了等级之间的冷漠，扩大了权力的距离，而且更导致了群僚之间波谲云诡的宦海风波。这是中国传统官场特有的现象。
读书做官，步入仕途，身居高官显爵，以获取功名，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人生价值的重要取向，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十年寒窗，苦读儒经，以求荣达，乃是士人最基本的选择。有的人从幼童入庠，皓首穷经，仍是一介布衣，也无怨无悔。一朝登第，便如跃龙门，身价百倍；一旦落第，就连亲属也会鄙弃。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读书求仕进，是一般士人的最佳选择，父劝其子，兄劝其弟，妻劝其夫。宋真宗写有一首《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绘图解人颐》卷一。）把读书的好处说得十分精彩动人。但是仕途路窄，能考中进士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士子都是名落孙山。因此在封建社会里，要想获得功名，除了“读书破万卷”，还需要通过“十年寒窗”以外的各种努力。就连李白这样著名的诗人，自称“不曲己，不干人”，一身傲骨，但其早年为求功名，还是给当时的荆州刺史韩朝宗写了一封求职的自荐信。信中写道：“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扬青云也？”
我国封建社会的官吏选拔制度，汉代主要是乡举里选，魏晋南北朝为九品中正制，唐代以后盛行科举制。汉代的乡举里选，主要是由地方官保举本地的士人到中央，经考察后授予一定的官职，选举的科目有贤良方正、孝廉、辟除等。其中孝廉是最重要的选举制度。被推选为孝廉的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曰德行高妙，志洁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通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后汉书·百官志一》注。）符合这些标准的人就称为秀才或茂才。当时的士子为了通过孝廉这一途径进入仕途，矫伪饰行，沽名钓誉，请托权贵，以获取孝廉的美名。有一个叫许武的人，被推举为孝廉。他考虑到两个弟弟还未显名，为了使他们出名，同他们商议后，便召来全宗族的人，把家产分为三份，他自己的那一份皆是肥田广宅，两个弟弟所得家产既少又差。但两个弟弟一点都不与兄长争执，宗族和乡里的人都称赞两个弟弟的谦让而责备兄长的贪鄙，结果两个弟弟被推举为孝廉。事后，许武又召集宗族的人，向他们说明真相，并说，我现在的产业比分家时增加了三倍，现将所有的财产全部分与两个弟弟。于是许武的名声大振，后被调至中央任长乐少府。陈蕃任安乐太守时，郡内有一个名叫赵宣的人，父亲去世，他把父亲埋葬以后，自己住在墓道中，服丧二十多年，名声震动州郡。地方官把他推荐给陈蕃。陈蕃与他相见，问及妻子儿女，结果他的五个儿子都是在服丧期间出生的。陈蕃大怒，遂致其罪。东汉的学者王符揭露当时选举的弊端时指出：“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黠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财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潜夫论·考绩》。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首民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葛洪：《抱朴子·外篇·审举》。可见当时选举制度的腐朽和虚伪。
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完全是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工具。选举权操纵在地方豪强之手，“爱恶随心，荣辱在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公无考校之实，私无告诉之意”《晋书·刘毅传》……由于这种选举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广大民众进入政权的道路，所以在隋以后，随着门阀士族制度的崩溃，九品中正制也随之被废除，而代之以科举制。
科举制虽然兴起于隋朝，但其兴盛时期乃在唐朝。科举制为唐朝的官僚机构输送了许多各方面的人才，较之乡举里选和九品中正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但是，在唐代的科举考试中，由于没有采取“糊名”制度，也为一些考生走后门、行贿打开了方便之门，因而出现了“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容斋四笔》卷五《韩文公荐士》……也就是说，每科的取士，往往在正式考试之前，连录取的名次都预定好了，而考试本身有时只是徒具形式而已。《玉泉子》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苏州人翁彦枢赴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当时他有一位同乡僧人经常出入于礼部侍郎裴坦门下，裴侍郎因其年老，对他很是优待，任他在府中自由来往。这一年，裴坦主持进士考试，他的两个儿子裴勋、裴质整天私自在家中商量应该录取谁。由于僧人经常出入，来后总是手持佛珠，闭目诵经，不问世事，两人也不戒备。因此僧人对他们商量的结果很清楚。有一天，翁彦枢来拜访僧人，僧人问他希望考中第几名，翁彦枢只道是僧人和自己开玩笑，就漫不经心地说，考中第八名就够了。随后僧人就来到裴侍郎家，裴勋、裴质正在那里商量录取进士的事。僧人故作生气的样子，指责他们说：是裴侍郎主持考试呢，还是你们二人主持考试？现在全由你们二人决定录取，裴侍郎难道是木偶人吗？再说你们准备录取的，都是权豪人家的子弟，没有一个平民士子，这怎么行呢！僧人说着，就把他们二人平时私下商量的录取名单一一说出。二人大惊，想用金钱堵住僧人的嘴。僧人说：我老了，要金钱干什么？只是我的同乡翁彦枢，这次一定要进士及第。二人想把翁彦枢列入丙科，僧人说非第八名不可。二人不得已，只好答应了。这年，翁彦枢果然中了第八名进士。
为了获得主考官的重视，唐代的举子往往在考试前一年的秋天，把自己最得意的诗文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带到京师，呈送给当时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有名望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考官推荐。这在当时称为“行卷”。唐朝的行卷之风非常盛行。据记载，王维20岁时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为了考中状元，他拿着自己的行卷投在唐玄宗的弟弟岐王的门下。哪知另一个文人张九皋先他之前已投在太平公主的门下，太平公主比岐王的权势大，她已经答应了张九皋的请求，把状元的名位给他。于是岐王给王维出了一个主意。在一次公主举行的宴会上，岐王叫王维装扮成伶人，在太平公主席前弹奏琵琶，公主听了，赞叹不已。又见王维年轻英俊、风流倜傥、风姿潇洒，心中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岐王趁机把王维推荐给公主，说：“此生非只通音律，至于问学，无出左右。”公主问王维：“子有所为文乎？”王维即献上怀中的诗卷，公主览诵未毕，就大惊道：“这些诗作都是我平素所喜爱的，以为是古人佳作，竟然都出于你之手！”于是急忙命王维换衣，待以上宾之礼。岐王便说王维希望此次科举考试能中状元，请公主多加关照。公主不假思索就答应了，立即派人把主考官召至府上，告诉他必须以第一名录取王维。王维果然中了第一名进士。
著名诗人白居易也投递过行卷。白居易在考试前曾拿着自己的诗文去求见著名诗人、著作郎顾况。顾况拿起白居易的行卷，看了看封面上的“白居易”三个字，就开玩笑地说：“长安米贵，‘居’亦弗‘易’。”他翻开行卷，卷首是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这首诗描写了古原上小草旺盛的生命力，以表现作者生气蓬勃、不畏艰难、勇于进取的决心。对仗浑然天成，语言质朴无华，诗句清新优美。顾况十分欣赏，不禁脱口称赞：“道得个语，‘居’亦‘易’。”顾况便为白居易广为宣传，白居易很快就名满京城。白居易对此深有感触，他在一首诗中感叹道：袖里新诗十余首，吟看句句是琼琚。
如何持此将干谒，不及公卿一字书。
由于行卷的作用很大，所以当时就有不少的举子偷窃抄袭别人的好诗文，冒充为自己的作品，以沽名钓誉，甚至市面上有人将往届举子们的诗文汇编成行卷出售。当时就有靠偷了别人的行卷，居然进士及第的。《唐诗纪事》中记载道，杨衡在隐居时，有人偷了他的诗文去应试而登第。杨衡知道后非常气愤，第二年他也去应试。及第后，他见到了这个人，便气愤地问他：“‘一一鹤声飞上天’在否？”这人回答说：“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杨衡见他如此说，倒把自己逗笑了，说：“犹可恕也。”
除了行卷，也有人采取别的方法以引起人们对自己的注意。初唐诗人陈子昂从家乡梓州来到京师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他既无名气，也没有当朝权贵为后台。为了一举成名，他自编自导了一出轰动长安的喜剧。一天，在长安应试举子比较集中的地方，有一个人抱着一把琴卖，这人居然开出一百万钱的天价，一下子引得许多人围观。陈子昂挤进人群，拿起琴来看了看，说：“你这把琴我买了，你等着，我去拿钱来。”众人一听，惊得目瞪口呆，都等在那里看热闹。不一会儿，陈子昂用车拉着百万钱来，买下了这把琴。众人见他出手如此大方，认为他一定是一位弹琴高手，纷纷要求他给大家弹奏一曲。陈子昂对大家说：“诸位若要听我弹琴，请明天到宣阳里。”第二天，大家准时来到宣阳里，陈子昂早已准备好酒菜。陈子昂捧着琴，对大家说：“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不为人知。弹琴乃伶人之贱艺，岂宜留心。”说完即把琴往地上一掼，摔得粉碎，然后把自己的诗文卷轴赠发给众人。结果“一日之内，名满天下”。参加科举考试，果然折桂。
19世纪中期，新崛起的地方实力派人物曾国藩与皇权之间展开了一场波谲云诡的权术之争。
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了整个南部中国。太平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清朝的腐朽统治，摧毁了清朝南方的地方政权。据统计，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受命为钦差大臣的清朝官吏共28名，其中伤毙自杀或革职逮问者便有17名。在太平天国的打击下，清朝的总督巡抚共有38名丢官殒命，武职位在提督以上者共有65名曝尸疆场，可谓摧毁殆尽。
为了挽救面临崩溃的清朝统治，1853年，丁忧在家的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募练了一支万人劲旅，创建了湘军。此后，这支以曾国藩为统帅的湘军不仅成为太平军最凶悍的死敌，并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就清王朝本身而言，曾国藩集团的崛起，导致了清朝权力结构的重心由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清朝前期，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封建政体高度发展，全国的统治机构形成一个庞大的由内及外的统治网络，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大权完全操于皇帝之手。但是到了咸丰、同治时期，以湘军集团的崛起为标志，清朝的权力重心由中央转移到了地方。从1854年起到1864年止，曾国藩集团先后掌握了安徽、湖北、江西、浙江、四川、陕西、山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的督抚大权，黄河秦岭以南、四川云南以东的广大南部中国，几乎都在其权力范围之内。曾国藩集团不仅掌握了南部中国大多数省区的督抚大权，而且将湘军发展成一支拥有12万人的庞大的水陆武装。曾国藩曾得意地说：“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应。”（《曾文正公书札》卷二三《致李宫保》。）曾国藩的湘军与清朝的正规武装八旗和绿营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八旗自清世祖亲政后，完全由皇帝直接控制。绿营则直辖兵部，通过兵部由皇帝指挥。其将领由兵部遴选，兵守世业，兵非武弁所自招，弁非将帅之亲信，故八旗、绿营的兵权都属于国家而集于中央。与此相比，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