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布兰森自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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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风云人物是他们的采访对象，内容包罗万象。”《观察家》写道。
《每日电讯报》说：“《学生》吸引了许多著名的作家，将成为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
1968年秋天，乔纳森的父母受不了20多个员工生活在他们的地下室里，要求我们搬离。我们搬到阿尔比恩大街44号，就在康诺特广场拐角处。乔纳森被迫离开我们继续他的学业，他对抛弃我十分内疚，但他父母不相信一个由地下室制作的小杂志能成为他可靠的经济基础。
失去了乔纳森，《学生》几乎四分五裂。我没法一个人做太多的事情，又没有值得我真正信任的帮手，几星期后，我请尼克来帮我。他刚结束了阿姆颇佛斯的学业，准备去布莱顿的苏塞克斯大学，他同意延迟入学，来《学生》帮忙。
尼克来后，《学生》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他开始控制现金，不再用一个大饼干罐装钱，那会让任何人可以伸手拿钱去买食物、饮料或大麻。尼克恰当地使用我们的银行户头，核对银行往来账目。尼克掉了一颗门牙，再加上一头黑色的长发，他看起来挺凶悍，吓住了很多讨债者。
到如今，在《学生》工作的人绝大多数人只有19或20岁，有很多自由性爱的言论和实践。过去挤在乔纳森地下室的员工们，现在可以住进新房子，大家纷纷忙着营造私人空间。我在顶楼安装了一个大铜床，沿着床栏杆拉过来一条长长的电话线，我经常就在床上谈生意。
我用父母的名义登记租了这座房子，这样房东——教堂委员会——就不会认为我们把它用于商业用途。父母喜欢新闻业的刺激性，虽然爸爸是一个短发律师，星期天还会衣冠楚楚去教堂，但是他和妈妈乐于同披着一头长发、一个月都不刮胡子不洗澡的人聊天。每半学期和假期里琳迪会过来帮助我们卖《学生》，并同杂志社的小伙子们谈恋爱。
我和《学生》的一个职员黛比有一段短暂的恋情，当她告诉我她怀孕了，我们都吓坏了，不知如何处理一个婴儿。黛比决定去堕胎，打过一些电话后，发现很难安排，黛比不能在国家保健医疗机构流产，除非她能证明有精神上或者生理上的毛病。我们疯狂地给所有医院打电话，试图寻找解决的方法。当我们找到一个私人医生帮忙时，我们发现费用要400多英镑，我们没有这么多钱；无计可施，终于一个伯明翰的医生愿意以50英镑帮我们做这个手术。
手术后，黛比和我意识到一定有很多年轻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穷途末路，如果你能通过一个电话号码打听到合适的医生，这肯定会让情况大大好转。除了意外怀孕，还有其他问题，例如你需要心理援助，或者有性病却害怕向你家庭医生承认，又或者离家出走而无处容身……我们列出一大堆学生们面临的问题，决定就此做些事情。我们预备给出我们的电话热线号码，搜集所有最好和最有用的医生的名单。
“把你的难题交给我们”是学生咨询中心的口号。我们在牛津大街分发小册子，在《学生》上做广告，不久电话开始来了。许多医生、包括国家医疗机构和私人医生，都同意免费或者低收费来提供服务，于是我们建立一个人们想求助的专家网络，许多电话是有关怀孕和避孕。
学生咨询中心开始比《学生》杂志占用更多的时间。我早上每小时得同3个意图自杀者谈心，然后建议怀孕的女孩去找医生看病，或者写信指导那些正担心自己得了性病却不敢告诉父母或去看医生的人，我们的工作是帮助那些陷入麻烦却又无处可去的人——然后用仅剩的时间打理杂志。我们要处理的最大问题是青少年不相信父母。听着他人的故事，我意识到我同父母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多么幸运，他们从来不审判我，而是支持我，经常表扬我的长处，绝不批评我的短处。
同时有学生咨询中心和《学生》杂志，在阿尔比恩大街的生活一直十分忙乱，白天黑夜里任何时候都有人进出我们的房子。因为邻居们的抱怨，教堂委员会的巡视员经常来这检查我们是否进行任何商业活动。这些检查如同西伦敦滑稽剧，让人产生定期焦虑。委员会在检查前24小时通知我们，一旦接到通知，所有《学生》杂志的同仁和妈妈立刻忙碌起来：所有的电话堆进一个食橱；杂志的职员拿出油彩和画刷，穿上工作服，开始在墙上作画；妈妈带来琳迪、8岁的凡妮莎和一大堆玩具。当教堂委员会抵达时，他们只见一群画家兴高采烈地装
修房子，所有家具都用防尘罩包扎着。
教会巡视员会看着这欢快的家庭画面，他们尴尬的挠挠头、夸凡妮莎可爱、和我的妈妈友好地谈话。只要他们一消失，妈妈回家，我们扯开防尘罩，插上电话，重新开始工作。
这一切结束在我们忘记拆电话的那一次。到那时他们已经来了5次，也一定开始有点怀疑。当他们留下来喝完茶准备离开时，两个电话在橱柜里面狂响起来，一片可怕的沉默。
“听到什么了？”我马上借题发挥，“你们能听到那个电话吗？这些房子的墙太薄了，我们可以听到隔壁的所有活动的声音。”
巡视员大步向前，拉开橱柜门。5部电话、1个接线总机和大把电线全部从他头顶上滚落下来，再大的家庭也不需要接线总机。阿尔比恩大街44号的一切结束了，《学生》杂志不得不另找地方当办公室。
我们把附近四处寻找地方，尊敬的卡斯伯特·斯科特喜欢学生咨询中心，向我们免费提供了圣约翰教堂的地下室，我们甚至游说当地邮局工程师为我们装上电话，而不是让我们按照惯例等3个月。不久，我们没人注意到我们正在昏暗的地下室里工作，周围是大理石雕像和坟墓。
1969年11月两个来自玛丽里本警察局的警官找我，他们提醒我注意1889年色情广告法案和1917年性病法案，要知道，为救治性病做任何广告都是违法的，这些法案原来是为了阻止庸医骗取人们接受其昂贵而又无效的性病治疗。我争辩说我仅仅提供咨询服务，我把患有性病的人都介绍给圣玛丽医院合格的医生，但是警察十分固执：如果学生咨询中心继续公开提到“性病”之类的话，我将被捕坐两年牢。
这星期前，我们成功地起诉玛丽里本警察局的一名警察，他在学生咨询中心的一个客户身上放置毒品。这个警察被降职，所以我怀疑这次访问与此事有关。
我们适时地改变了在伦敦周围分发的手册中性病的称谓，开始称它为“社会疾病”。然后我们收到了很多患有粉刺的人的咨询，而打电话求助性病的人数从60下降到10个。我们以为警察在诈骗，而且每星期帮助其他的50人值得冒受玛丽里本警察威胁的风险。于是我们重新提到“性病”，但我们错了，1969年12月，警察再次来到地下室，逮捕了我。
我相应地受到两项指控：按照1889年色情广告法案，禁止为“下流的和淫秽的东系”做广告，认为提到梅毒和淋病就是下流的；按照1917年性病法案，禁止广告中提及治疗或者咨询“性病”。约翰·莫蒂默律师愿意为我辩护，通过为《Oz》杂志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所做的辩护，他获得了支持言论自由的名声。他同意这些条律很荒谬，而且警察仅仅是出于报复，约翰提醒我们，每个公共厕所门内都贴有一张政府告示：为性病患者提供建议。如果我有罪，那么政府也有罪。
1970年5月8日在玛丽里本地方法院的首次听证会上，著名的工党议员汤姆？德瑞伯格为我做了生动的辩解；善友会的创始人乍得？瓦腊也作证指出学生咨询中心指点许多人去向他求助。约翰·莫蒂默在辩护中提到如果我被定罪，那么我将不得已指控政府和地方机构，因为他们也在公共厕所里贴类似告示。地方法官撤销了关于性病法案的指控，因为学生咨询中心没有提供治疗，只是把他们转给合格的医生，同时他将另一项指控延期到5月22日。
在案件审理期间，统计数字表明性病患者的人数在上一年急速上升，达到了战后的高峰。健康与教育委员会主席伯克夫人把这项统计数字和我的案件放在一起，试图在下议院提出修正1889年色情广告法案。
“用过时的法律来限制重大疾病的防止蔓延，这种行为十分愚蠢。”她说。
在第二次庭审前，许多报纸声明我被指控是多么愚蠢，修改法案的活动声势浩大。地方法官很不情愿依据严格的法律条文判定我有罪，但是他仅判罚款7英镑而非警察所威胁的两年牢狱之灾，表明他也认为这项法案不合情理。约翰·莫蒂默在法庭外对新闻界发表声明，他要求修改法案否则我们将起诉政府在公共厕所的门上张贴性病的告示。所有的报纸都成了我们坚强的后盾，伯克夫人的法律修正议案在第二次议会立法讨论中通过，内政大臣雷金纳德·莫德灵为这次轰动性的指控给我写了封私人信件致歉。
这次官司让我明白虽然我还年轻，没有钱做后盾，但我不用害怕警察或者政府机构的威吓，再加上有个好律师。
1970年的一天，我回到办公室，尼克正坐在那，他不小心留下一份写给所有职员的备忘录草稿，这项计划旨在废除我发行人和编辑资格，控制《学生》的编辑权和资金，把它卖给合伙人，我将只是团队中的一员，每个人对杂志的编辑方向有相等的权利。我十分震惊，我觉得我最亲密的朋友尼克背叛了我，毕竟，《学生》是我和乔纳森的点子，我们在斯托开始创建它，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把它出版发行。我知道我想要用《学生》做什么，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很高兴为它工作，我们挣相同的薪水，但是我是主编和发行人，重大决定由我来做出。
我把备忘录放入口袋，环顾四周工作的每个人，他们都在埋头苦干，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参与了计划。当尼克回来时，我站起来说，“尼克，你可否出来一下聊会天？”
我决定自己虚张声势挺过危机，如果尼克取得了其他10个人的支持，那么我想要阻止他们会很困难，但是如果他们还没有联合，我可以分离尼克和他们，然后把尼克分割出来，我不得不把友谊放到一边，解决这次挑衅。
“尼克，”一边同尼克走在街上，我一边说，“很多人到我这来，说他们不喜欢你的计划。他们不喜欢你的想法，但是他们害怕当面告诉你。”
尼克看起来十分惊骇。
“我认为你留在这不是个好主意，”我继续说，“你正在试图破坏我和整个《学生》杂志。我想我们还应该是朋友，但是我想你不应该再留下来了。”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说出那番话，一点也不脸红，声音平静，尼克垂下头。
“很抱歉，理查德，”他说，“我想这样可以更好地管理我们自己……”他越说越低声。
“我也很抱歉，尼克，”我抱紧双臂，盯着他，“以后我们在山姆里？格林继续碰面吧，但是《学生》是我的生命。”
那天尼克离开了，我告诉每个人我和尼克对如何经营《学生》有分歧，他们可以自由选择离开或者继续。他们都决定同我在一起，没有了尼克，地下室的生活仍在继续。
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人真正的争执，虽然我很苦恼，但是必须面对。我痛恨随意批评和我一起工作的伙伴，我也努力避免这一点；从那以后，我常常努力避免对他人挥舞大棒进行威胁。我承认这是个弱点，但是我无法采用这种方式。
尼克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深深地希望他继续是我的好朋友。当我再次回到山姆里？格林时，我顺便去看望尼克，发现他正在吃他妈妈做的布丁。我们坐在一起享受。
除了是我相处最久的朋友外，尼克还曾掌握杂志的发行，搞清了中间的过程，尼克来之前，发行只是偶尔被重视，多半是将杂志捆好发往中学和大学的志愿者手中。《学生》在缺少尼克的情况下继续发展，我们出版了四五期杂志。当尼克告诉我他正参加苏塞克斯大学的学生选举时，我利用《学生》和印刷商的采购关系赶印了一批便宜的竞选海报。尼克赢得了选举，但是不久因为利用了外界的支持而被剥夺了资格。
我知道每个来和我们聊天或者工作的人会花很多时间听音乐，花很多钱买唱片。我们常常打开唱片机，每个人都会在专辑上市的那天，跑出去买滚石乐队、鲍勃？迪伦或者杰斐逊的最新专辑。音乐可使人极度兴奋，它是政治的无政府主义，它汇聚了年轻一代改变世界的梦想。我也注意到决不用40先令吃顿饭的人会花40先令买鲍勃？迪伦最新专辑，专辑越不出名，要价越贵，越值得收藏。
在此之前我只是醉心于赚钱保证《学生》续写辉煌，同时为学生咨询中心提供资金，但是这个绕有趣味的商业机会击中了我。尽管政府废除了零售业定价协议，仍没有一个商店提供打折的唱片，我开始考虑建立一个唱片发行公司。
我考虑唱片的高价和《学生》读者的类型，想确定我们是否能通过杂志登广告出售便宜的邮购唱片，《学生》最后一个版本里出现乐第一个为邮购唱片做的广告。没有尼克管理《学生》的发行，它一直在苦苦挣扎，但是提供便宜唱片的做法带来了潮水般的购买需求，以及我们从未看到过的大笔现金。
我们决定给邮购业务起另外的名字，这个名字能吸引眼球，有独立性而不仅仅迷住学生。我们环坐在教堂的地下室里，苦心孤诣寻找名字。
“滑动唱片”是其中一个不错的建议，后来一个女孩探身过来：“我知道了，”她说，“‘维珍’（Virgin 英语意思为处女、童贞的，原始的）怎么样？我们都是商业上的新手！”
“现在也没有多少处女了，”另外一个女孩笑着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名字了。”
“太好了，”我当场决定，“就是‘维珍’！”
4。我准备每件事情都尝试一次�
